转自：上观新闻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是一部全面展现张元济生平、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文化出版事业贡献的著作，既具有学术深度又具有通俗可读性。张元济作为清末民初的重要改革家和出版家，其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他的事业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学术分析，通过张元济的生平，展现了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等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大事件，张元济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本书通过对张元济的生平、经历和事业的梳理，揭示了转型时期一代知识精英的独特气质与崇高人格。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 [新西兰]叶宋曼瑛 著，张人凤、邹振环 译，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张元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实际上，像张元济那样的人，才是士绅阶层中的佼佼者。他从未参与激进的先锋队伍，没有宣扬新哲学，也没有对中国文化作过革命性的解释，更没有兴趣采用激进的政治方式让中国强盛起来。事实上，他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采取了传统的方式。在漫长的一生中，纵使政局常常变化，社会频繁动乱，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就是若中国人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具备充分的知识，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知识的传播，没有更广泛的对变革要求的觉醒，中国无法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在张元济看来，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群众，必然毫无结果。此外，他对保守派的势力和顽固性也十分了解，知道他们会阻挡任何急剧的改革。为了贯彻文化救国的主张，唯一可行之路就是改革教育，然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他必须另有所择。张元济后来加入商务印书馆，使它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当把出版业变为终身事业时，他实际上还是在实践同一个目标——传播现代思想和启迪民智。这时候，他失去官方的支持或光绪的庇荫，却与一个工人出身的小印刷所老板夏瑞芳（1871—1914）紧密合作。夏瑞芳的文化水平低，却有机敏的商业头脑和取胜的决心，这些使他在上海的民族实业界获得一席之地。张元济与夏瑞芳毕生合作，共同发展商务印书馆事业，是士大夫与出身工人的资本家合作共事的鲜见例子。张元济的一生，呈现了一个有远见、非墨守成规和开明的学者的形象，他一方面紧紧地恪守儒家的基本道德信条，另一方面却并非僵化、保守到一见新思想、新哲学就马上抵制。他虽身为翰林，却从不会看不起学识和资历较浅的人。在那个时代，张元济被公认为是藏书家和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对善本书的追求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他于1919年就开始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民国最初的十年间，商务印书馆成为不同观点的学者都可以愉快合作的场所——颇似众所周知在蔡元培任内（1917—1919）北京大学的局面。张元济为赴欧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敞开大门，聘请他们去商务印书馆工作，而不是招募旧式学者或与他有相似背景的好友。从中国新式学校毕业的年轻学生也同样受到欢迎，并按工作成绩给予晋升，于是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中出现陈独秀、茅盾和郑振铎的名字就不足为怪了。

张元济企图通过文化手段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个想法是士大夫阶层所共有的，从清朝末年大量涌现的民间报纸、新式学校和略具政治性质的团体中可以看到。作为读书人，很自然会企图通过传播各种知识以救中国。因此，张元济一生的目标和走过的路是很有代表性的。

然而，张元济之所以比同辈更杰出，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少传统学者出版报纸杂志，或书籍小册子，介绍新知识或新哲学，但往往生命不长，影响有限。张元济跟他们的区别在于：他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家庭式印刷所改变成为现代中国最主要的出版社。诚然商务印书馆的发迹史还有其他因素，但张元济的远见、能力和指导足以表明他是一个有极强创造力的企业家。在他以前，中国还没有那样规模的出版印刷企业。

1898年，当张元济还在任京官的时候，对工业化和发展商业已有兴趣。大家知道，在传统学者的认知中，经商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在给光绪的长篇奏折中，张元济不仅竭力为民族实业家和商人的权利辩护，而且指出在与西方竞争的贸易战中，民族企业应被看作国力的基石而予以大力保护。尽管强调民族企业作为抵制西方经济渗透与商业扩张的手段这个课题并非始自张元济，然而他热情地为经济现代化呼吁和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控诉，却表明了他对民族工业化的兴趣和理解。由此可以看出，张元济把商务印书馆（下文简称“商务”）当作终身事业并不仅仅是由于出版业是一种“文人的职业”。当然，他十分关注出版物，有了那些书刊杂志，就可以影响舆论并传播知识，况且他是有文化素养的，但同样关注作为一个企业的正常经营。现存的资料可以证明张元济要将商务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由受过企业管理和现代会计专门训练的人员来经营。因此，他坚持领导者、高级职员的子女和至亲不应进入商务任职，是他率先劝阻自己的儿子进公司，他认为“新式企业不应传代”。这种反对裙带风的坚定态度，直接针对当时中国企业界由来已久的传统做法，但也使他在商务的领导层中得罪了不少人。他使商务在1906年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新设立的商部注册。

张元济一开始便是讲求实际的人，重实干而非空谈，因而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少为人知的。他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只有一次曾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清末戊戌变法。在昙花一现的变法初期曾受到光绪皇帝召见，这是他能影响最高决策层的“近日点”。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为了替变革辩护而重新解释儒家哲学的精神领袖。尽管他在恪守传统伦理道德时绝不狭隘保守，但没有试图像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提出一种完整和有系统的激进思想，也没有为推理出一套现代化的理论基础而煞费苦心。对他来说，变革和现代化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他是达尔文“适者生存”学说的信徒——这正是他的好友严复所大力宣传的学说。为了生存，中国需要剧烈的变革，这是无可辩驳的。他很少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做任何解释。当康有为宣称在广州创办学堂是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梁启超在雄辩的社论和随笔中再三声言他的报纸是以现代思想唤醒民智的时候，张元济在参加商务印书馆时，却没有留下任何公开的记录以说明同样的崇高目的和意图。与此相似，几十年以后，王云五提出了数万言详细材料，说明他为什么和怎么样选择了追随蒋介石政府的道路，而张元济却没有直接声明或公开阐述他留在中国大陆的决定。

当然，留下大量著作的人往往会引起后来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在某一时期中所起的作用，于当时发表的文章或长篇自传式的回忆录都得以阐明。此外，这些知名度较高的人物往往培养了一些忠实的门生，他们能撰写关于先师生平和思想的大量回忆文章、年谱和论文。相比之下，张元济留下的材料却是贫乏和不易为人所理解的。但这不应该成为研究他生平和事业的障碍。举例来说，尽管在他为自己所编纂的书籍撰写的大量序跋中没有公开强调个人的作用或目的，在董事会的演说中也从不奢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然而仔细分析商务印书馆各个不同时期出版的书籍和刊物，其出版方针的轮廓清晰可见。张元济对出版方针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可以从考察当时的决策机构和决策过程来作出评价。

像张元济这样的人物的生平和事业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他既是那一群体中的代表，而且在追求理想时，又比一般人更能贯彻始终。因此我着手为这位鲜为人知而又杰出的人物撰写传记。希望透过研究像张元济这样的人物，会更充分和全面理解现代中国重要转折时期的历史。

原标题：《从张元济生平，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选择》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 [新西兰]叶宋曼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