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手稿

1936年2月，著名文学家郁达夫赴闽。报上诸多文章猜测郁达夫赴闽的目的、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关系、将任何职、月薪多少等，说法各异。郁达夫与其妻王映霞、其友孙百刚、同事蒋授谦留下的文字澄清了一些事实，却也引发了新的疑问。

郁达夫说，他到福建只为游历。王映霞和孙百刚却说，郁达夫请浙江省政府委员葛敬恩推荐他去福建，此行不单是为了游历。蒋授谦断言，郁达夫在信中向陈仪求职，他亲眼见过这封信。陈仪之女陈文瑛也说，郁达夫在信中请陈仪代为谋职。郁达夫赴闽任职，是自己的愿望，还是陈仪主动招揽，成了一个疑问。

郁达夫如此描述他赴闽从政的前因后果：陈仪在1936年1月15日来信，邀请他去福建，“谓若有闽游之意，无任欢迎”，未提及职务的事情。1936年2月4日，他抵达福州。第二天，陈仪接见外宾，两人未能相见。第三天，陈仪接见他后，决定聘他做参议，隔天下达聘书。他当天寄快信给王映霞，“告以陈公欲留我在闽久居之意”。这意味着在此之前，郁达夫不知道自己会久居福建，职务也不是提前定好的，表明授官、任职都在意料之外。

孙百刚则提出疑问，郁达夫的描述不符合当时官场的逻辑。确实如此。陈仪不可能临时起意就给郁达夫授官。郁达夫来福建之前，托了葛敬恩介绍，与陈仪通过信，到福州的第二天，就去谒见陈仪，目的性很强，不像是仅为游历而来。王映霞说，郁达夫经过深思熟虑才来福建。到福建任职，很可能如蔡圣焜、陈文瑛所言，是郁达夫一方先动议的。陈仪也有意招揽，因而有了郁达夫的福建之行。解决经济问题是郁达夫到福建任职的直接动机。1935年底，风雨茅庐即将完工，给郁达夫添加了四千块钱的债务，而北新书局经营困难，版税不能按时交付。

郁达夫初到福建，否认自己是来当官的，只说要游历福建的山水。在任职参议之后，他依然否认自己来福建谋官。这不只是因为郁达夫初到福建之时，陈仪还没确定他的职务，导致他对任职的事没有完全的把握，还体现出他对“身份”的焦虑：他在以往的文章里面，经常表达对政治和官场的不满与轻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今他却成了其中的一员。郁达夫任职之后，不出所料，“沪杭京各报，似各惊为异事，竞载菲薄之辞”。不少人认为，郁达夫不该从政。

面对质疑，郁达夫解释说，做官是人尽其职责的一种方式，没有可以指摘之处，只是贪官污吏把官的名声弄坏了；做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好官，不但可以做，而且应该做。郁达夫致信郭沫若，说自己在福建“甘当俗吏”，有自我调侃之意。中国文人历来都很注重仕与隐的问题，将之视作一种关乎毁誉的道德选择。文人可以因为种种原因而出仕，但自己求仕则落了下乘。这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典型心理，不足为怪。

郁达夫从政，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有思想线索可寻。首先，郁达夫一向关心政治。《谁是我们的同伴者》《乡村里面的阶级》诸篇言辞激烈，直斥蒋介石破坏国民革命，虐杀革命者，并提出工农群众应掌握军队，不该信任军阀，才能避免中国革命数次却无法挣脱军阀统治的困局。其次，尽管早期的郁达夫颇有艺术至上的倾向，但在1935年，即他赴闽的前一年，他提出与其做空头文学家，不如去从事实际的工作更有意义。当时的读者记住的依然是浪漫而颓废的郁达夫，一个与官员相冲突的形象，因而认为郁达夫不该从政，没有注意到郁达夫思想的另一面。

文人经常被窄化为作家，与政治关系疏远。而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士大夫即文人与官员的结合体，文人与士相重合，以天下为己任。郁达夫是文人，却非不关心家国天下的文人，对福州、福建的观察引发了他的兴亡之感。他常常借福建的历史、人物来激励福建人民跳出安逸的生活，为救亡而斗争。面对如画的风景、一派安逸的景象，郁达夫既看到了闽中的风雅，也看到了风雅之中的隐忧。在为《华报》同人写诗之时，郁达夫给福州文化界泼了冷水，警示他们这不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年代，也借此自省。他写下“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让人联想到杜牧《泊秦淮》中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郁达夫希望福建人民再现郑思肖的气节和黄道周与外敌抗争乃至殉国的勇气。

郁达夫不是人们常说的名士。名士用于郁达夫是一个贬义词，意味着不参与实际斗争的一种消极态度。郁达夫在杭州避世，是为了避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在福建时，他常去戚公祠拜谒，激发自己积极入世的精神，并写下《于戚公祠题壁》《游于山戚公祠》。前者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褒扬戚继光抗倭的不朽功绩，借古讽今。后者中的“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仿王昌龄《出塞》诗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慨叹中国现状。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有着积极入世的精神和澄清天下的志向。郁达夫曾引用《诗经》中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说明自己从政的原因。即便官场不尽如人意，还是要有人去做事和抗争。郁达夫的兴亡之感和积极入世的精神态度，促使他成为一名想为民做事、为国争自由的官员。

郁达夫既是文人，也是官员，但文人和官员的立场和眼光确有不同。作为文人的郁达夫，寻访风景，游览古迹，观察风土人情，了解福州、福建的历史文化，眼中更多的是外来游历者的惊奇和赞赏；作为官吏的郁达夫在省政府中耳濡目染，参与实际的工作，对福州、福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现状都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带着批判与发展的眼光看待福州、福建。

《饮食男女在福州》与《福建的文化》同样由福州而谈及福建的文化，却产生了非常不同的评价，体现了郁达夫文人和官员两种不同的观察眼光。前者写于1936年6月2日，后者写于1936年6月19日，相隔不久，而郁达夫的写作立场大不相同。这与郁达夫的职务变动有关。1936年6月11日，郁达夫被调任为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此前所任参议是个闲职，并无具体公务。郁达夫从挂职而不办公的参议变为公报室主任，意味着他不能再当一个悠游的文人。

写作《饮食男女在福州》的郁达夫带着满眼的新奇赞赏福州和福建，谈及福建物产丰富、闽菜驰名全国，而后不厌其烦地列举福建的海产，说明其口感、味道及其和他省海产的不同。他曾饶有兴致地站在街上看店家制作福建肉燕，并记下制作方法。他谈及福州的酒、水果、茶、有名的餐饮店、温泉浴场、福建的人种，特别赞赏福州女性的美，不同于苏杭一带女性的弱柳扶风之姿，身体康健，精神活泼，且大都线条鲜明如希腊雕塑，皮肤细腻白润。

在《福建的文化》中，郁达夫则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福建，认为福建在唐宋之后文化极为发达，但这种封建时代的文化在民国之后成了对新文化的阻碍，加以交通不便、山海阻隔，福建与内地交流不畅，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福建依然故我，福建民众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及内地民众。郁达夫给出了开拓交通和普及教育的改进方案。

作为文人，郁达夫可以乐而忘忧，陶醉在福建、福州的风土人情之中；作为官员，郁达夫则看到了文化发展、民众教育的问题。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