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经网

过去一年，对曾媛律师而言，生活就像一场恐怖游轮式的噩梦。

曾媛是北京一家律所常驻深圳的律师。2024年2月9日，因翻越派出所围栏、砸坏“人民”标识，曾媛被派出所强制送往精神病院治疗四天。

事情原委，还要追溯到2022年1月，曾媛因举报律师同行存在违法行为，自1月11日至29日，连续收到多封带有恐吓、侮辱、性骚扰意图的电子邮件。

期间的1月21日和22日，曾媛两次报案。根据后来的邮件显示，自己两次报警的信息被外泄，并疑似存在警察违规实施技术侦查、将隐私信息提供给他人的情形。

此后两年，曾媛与派出所之间发生了拉锯战。她要求警方履职，查明邮件来源，并问责违规实施技术侦查一事，后者触敏感神经；警方一直拒绝处理，反而将她送到精神科医院进行诊断，实际是借由精神病院的地点采取讯问措施。

2024年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作为执业律师的曾媛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和二审，均以曾媛败诉告终。而卫生监管部门“不充分支持诊断（曾媛）严重精神障碍疾病”，并认定收治曾媛的精神病院存在两处违法，责令立即改正。

多封恐吓信

曾媛收到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时间是2022年1月11日，夜间21时37分23秒。

这封电邮的标题为“你有大麻烦了”，内容大体为：XX律师事务所的事，你到处说我朋友的坏话，现在你有麻烦了！有朋友来找我大徐，叫我收拾你！老子坐过牢，啥都不怕！限你三天内，打钱10万到这个账户！……要不然的，你的电话、身份证号码、家里地址、家人的电话我都有，老子弄死你。”

省略号部分，是一个叫徐某生的收款账号，开户银行是建设银行东莞寮步支行。

因为有名有姓，曾媛通过姓名、手机号、开户地址等信息检索，轻松还原了这人的身份，甚至有他民事纠纷的裁判文书。但是，很显然，这是有人假冒徐某生的名义发的电子邮件，故意栽赃到徐的头上。而掌握徐银行账户的只有徐本人、对方当事人及双方代理律师，这显然源于曾媛对律师同行的举报。

1月16日，午间12时11分32秒，自称“大徐”的人向曾媛律师发出第二恐吓信，标题是“你等着老子去找你！”内文称：“臭婊子，你敢耍老子，不打钱过来！你等着，这几天老子去找你。律师朋友把你的地址都给我了！”

同时，信件列了三个手机号码，自称是“老子和小弟的电话”；“你要是不接电话，等着老子收拾你！”但三个手机号从未打过她的电话，但期间有警察联系她。

1月21日20时，曾媛正式报案，并拿到了警方的报警回执。

1月22日8时，曾媛换了一处地方，第二次报案，同样收到了报警回执。

但是，周末，曾媛的定位信息就被外泄出去。曾媛报案的内容，与邮件并无直接关系，因此，曾媛便直接怀疑到技侦部门、案管部门以及主管领导。

1月23日，午间13时12分32秒，大徐发生第三封信，变本加厉。“老子跟踪你两天了，你没发现吧？哈哈，原本想无声无息堵在路上打你一顿，不过，看你长得还可以，不像那些律师说的那么丑啊。老子看你身材还可，还有些性感哦！”

这封信的后面又称：“律师还在催老子动手，老子不管那么多了，你应该不是那么坏的人！给你优惠，你打5万块钱过去就行了，再给老子发张照片吧，要性感点的，让我好好看看你！”

从邮件的内容可以看出，恐吓嫌疑人是在炫耀自己知悉他人的位置信息，而实时位置只有公安的技侦部门在采取定位措施后，方可掌握。

1月24日，傍晚18时14分56秒，大徐回复前条电邮：“你那些律师朋友找了个搞技术的，听说是用手机定位跟踪的你，给我发的地址！不会有错的！”“老子又不看你胸，远远看你脸还可以啊，屁股也有肉，个头也还可以，有点女人的味！”“律师给的照片看不清……快点，发你好看一些的照片过来。”

当晚21时11分49秒，大徐再次发来邮件，并附上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显示为1974年5月生人，“你到东莞来问问，老子想搞谁就搞谁！”

到1月29日，大徐还有更不堪入目的电邮，在此不做摘要。

如此明目张胆的恐吓、侮辱、性骚扰，长达两年时间，警方一直不闻不问，唯一的答复是“无法查明案件嫌疑人”。

2024年2月9日，曾媛因不满警方的态度，做出了翻越派出所围栏、砸坏“人民”标识等过激行为。这显示是把一个正常人逼疯的过程。

大年三十被送进精神病院

2024年2月9日，上午9点，曾媛在派出所砸牌，不到半小时离开。中午在分局值班室静坐，被派出所接走，下午直接送精神病院，办理手续，等到晚上就住在里面。

曾媛清楚记得，进院那天是大年三十，她在精神病院渡过了除夕，以及初一初二初三，在情人节的前一天出院。

住院后，她当即要求出院，医院表示同意，但通知派出所后，派出所不予理会。医院最后选择了尊重她自行办理出院手续的权利，在她完成出院手续时，派出所的警察才赶到。

这四天里，曾媛没有用过药，因为她质疑用药的合理性。但是，公安要求医生给她用药，医生最终尊重了曾媛的决定，没有给她强制用药。在她离院的时候，医生说需要写上药物，是公安的要求。

医院的病历有这样的描述：①在院期间每日开药未吃；②离院7天份的药物。

实际上，离院给的药只是一片分量，可能连一天份量都不够。如今回忆，她觉得自己有幸被精神病院善待。

曾媛表示，强制送医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应当制作笔录、确认证据，公安直接以“疑似精神障碍”为由送诊，等同于公安机关可在非法定地点讯问的刑讯逼供。

过去三年，曾媛被派出所、街道办等三次送医，分别在2022年9月、2023年3月和2024年2月。派出所持续要求医院以精神检查询问各种问题，曾媛必须首先自行否认，并要求医院出示证据，而这种讯问方式与刑讯逼供理论上争议的精神刑有何差异？

此外，派出所代签“临时监护人”手续，未提供法律授权依据。深圳经济特区的条例，曾经赋予过公安机关的代签权，但该条例已被废止。

派出所还向医院提供她的虚假病史，该行为又该如何被救济？

强制送医的合法性

曾媛被送精神病院一事，派出所的依据是《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派出所强调，《精神障碍诊断与治疗告知书》显示，曾媛经医师诊断为“偏执状态”，且肇事肇祸危险性评估为“高风险”。

曾媛认为，砸物行为不能等同于“危害他人安全”，警方未出示其伤人证据，顶多属于毁坏公私财物。同时，比起路面抢劫砸物的程度，曾媛在实施砸毁派出所“人民”招牌时，全程均有监控，并未在被人员拉离后二次攻击公共财物或周围人员，因此，公安判定其存在伤人风险，并且是疑似精神障碍导致的伤人风险，实属无稽之谈。

精神病院出具的《非自愿住院告知书》显示，经执业医师检查评估，曾媛符合“非自愿住院”的标准。精神病院对曾媛实施住院治疗，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认为把曾媛送往精神科医院诊治的行为，属于给付利益的行政救助行为。

派出所同时认为，该法明确了公安机关将疑似精神病人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救治的职责，主张曾媛“砸招牌”行为已构成“危害他人安全的风险”，且其父同意送医。

关于“父亲同意送医”，同时存在争议。曾媛认为其父不具备监护资格。她年幼时父母离婚，随母生活。生父从未与曾媛共同生活过，哪怕共同过年过节一次，曾媛16岁才有与其谋面，且持续拒绝照顾曾媛，理由是无抚养权。

曾媛的父亲是海关处级干部，负责稽查工作，曾长期与公安机关合作对接。在恐吓信之前，曾媛向公安机关求助多年，请求父亲履行抚养义务，一直未能如愿。其父甚至跟警方声称曾媛患有“妄想性精神病和偏执型精神病”，寻亲并非公安法定职责。

考虑到曾媛与父亲的紧张关系，以及此前与公安机关的冲突，她对父亲同意将其送医的说法存疑，并认为不具有合法性。

依据法理精神，《精神卫生法》是一部实现人们互相关爱精神健康的法律。法律从来讲求“权利与义务相对等”，一个拒绝照顾自己的人，有什么资格决定自己是否送医呢？

法院判决与行政纠错

从精神病院出来，曾媛并未气馁，身为律师的她发起了行政诉讼。

法院认定，原告未经允许翻越派出所电动围栏，并在派出所大堂内砸坏招牌，表现异常，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原告行为已符合《精神卫生法》中“危害安全风险”要件，警方送医属履职行为。

不过，法院也认为，警方的程序存在瑕疵，如未做笔录，但不影响整体合法性。医院诊断其“偏执状态、高风险”，佐证警方判断。

2024年8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粤0308行初1310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曾媛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维持原判。

这期间的每一步，都是对她反复的羞辱与打击。

两份判决书未回应当事人关于监护权、病历真实性等核心质疑。对砸物行为是否足以触发强制送医，未进行合理性审查，直接采信公安影响下的非客观医学结论，明显削弱了司法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

另一方面，曾媛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重新鉴定，并对精神病院提出了投诉。

卫生监督认定两处违法

2024年10月15日，在卫生监督行政程序中，医学专家给出的《专业意见书》称，曾媛的门诊就诊和住院治疗的资料，缺少家属提供的病史资料，包括其成长过程中是否有人格障碍的表现，2022年9月到2024年2月9日期间有无精神病性症状等等，“不充分支持诊断严重精神障碍疾病”。

卫健委针对精神病院的一份《卫生监督意见书》称，经查，你单位对不符合严重精神障碍标准的患者曾媛实施非自愿住院的违法行为，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现责令立即改正；在患者曾媛的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时，由民警为其办理住院手续，该行为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责令立即改正。

对比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意见，深圳的两级法院显然没有守住底线。有法律人士认为，对精神诊断结论，法院应同时审查医学合规性与事实基础，避免“以医代法”，更不能以医学手段处理社会争议。

精神病院的材料有明确提醒：“非精神疾病导致的毁物伤人行为，责任由患者或监护人承担。”若此类行为被泛化，后果不堪设想。

曾媛一案虽已终审，但其引发的法律思考，仍将长久回荡在权利觉醒的时代。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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