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谢 华

　　冰心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一笔巨大财富，她高龄时期尚能执笔为文，敏锐不减、幽默不减且清新典雅依旧。20世纪90年代，冰心的身体不好，经常在北京医院进行观察治疗，成为一名需要特护的病人。1999年2月28日冰心逝世后，我没写过纪念性的文章，但一直在心里藏着与她的人生际遇。如今我也是民进大家庭里的一员，就从回忆中一点点捡拾这份因缘。

　　一

　　1990年4月17日下午，我第一次去北京西郊魏公村中央民族学院宿舍34单元3号寓所拜望冰心。说是拜望，却不是那么单纯，而是带着请冰心题写书名的想法去拜望的。

　　我清晰地记得，走进宿舍大院时忽然下了一阵急雨，进入楼道时，身上的衣衫已经淋湿了。到了冰心寓所门前，我忐忑不安，冰心年纪这么大了，写作和社会活动又这么多，又没有提前预约，她老人家会见我吗？轻叩房门后，开门的是她的女婿陈恕，我说明自己是鲁迅文学院的学员，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看到我淋湿的衣衫，就叫我进入家中在客厅等待，并递来一条毛巾让我擦拭。大概过了二十几分钟，陈恕走过来对我说：“老人家刚起床，你可以进书房了。”

　　进入冰心书房的情景，迄今仍历历在目。冰心快乐而轻松地招待着我，用一串如珠妙语和饼干。那只著名的大白猫破例没出来打扰我们的清谈，往常只要陈恕的镁光灯一闪，它照例要跃上桌子抢镜头的。那一次我在冰心面前轻声款语，充满了一种诚惶诚恐的敬仰，简直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冰心大概觉察到了我的局促，三言两语的调侃后，气氛顿时轻松起来。

　　当时说些什么？我已不大记得，只记得笑声朗朗，把北京早春搅得春意浓浓。

　　坐在靠椅上的冰心神态怡然。

　　冰心笑着说：“我们都是谢家人啊！”又问我：“你的祖籍是哪里的？”我回答道，我的祖籍是烟台长岛县，我的曾祖父是随着“闯关东”的大军迁到东北的。她接着说：“那我们可算是真正的老乡了。我是1903年，3岁的时候因父亲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就一并举家从长乐迁至烟台，我与烟台的缘分就是从那开始的。”

　　冰心喜欢热闹，愿意与熟人聊天。她的那些老朋友有空的时候就到老人身边坐坐，喝杯茶，天南地北地神侃一通，她很是开心。

　　鲁迅文学院在朝阳区十里堡北里，从那里到西郊的民族学院宿舍，中途得换好几次公交车、走很远的路，去一次起码得小半天。那时鲁迅文学院一般都是上午有课，学校也不允许请假，所以我就没有提前预约，只因当时年纪小，不谙世事，也因是本家人，一直没觉得冰心会怪罪我这个毛头小子。

　　当我提出请冰心为我的诗集题签时，她让我先把诗稿放在她那，看看诗作再题写。见她答应了，我心里感到踏实，她留我又闲聊一会儿。

　　不到一周，我便接到冰心热情洋溢的来信。信中说：“读了你创作的诗歌，感到十分高兴！像你这么小的年龄，就有出书的愿望，是一件好事。我觉得，您让我写《雨中的盼望》这个书名，不如用诗作里的一句诗，作为书名，就叫《蓝色的小伞》如何？遵嘱写了一个书名附于另纸，如觉得可用，则用；如不可用，则可不用。”接到冰心老人的回信和题写的书名，我激动得彻夜未眠。后来，《蓝色的小伞》诗集在1994年出版。

　　二

　　自第一次拜望冰心后，我常在《文艺报》上关注冰心的报道，有时读到她身体很坏之类的文字时，我心头总是一紧，马上拨个电话向冰心的亲人了解病情。她的女婿、一贯沉稳的陈恕缓缓地叙述了冰心当时的状态。我自离开鲁迅文学院后，就辗转到了故乡哈尔滨工作，因为远隔千里，进一次京城也非易事，我见冰心唯一可能的时间是利用出差赴京的机会。

　　“人生从80岁开始。”话虽这样说，但毕竟高龄的身体是超过了磨损期的机器。自从1980年秋季的一个傍晚，她跌倒在花池旁边摔折右腿骨起，斗转星移，过去了十几年，到底没能使她恢复行走的能力，在她右大腿外侧，留下了窄长的伤疤。伤疤下面排列着手术后的钢钉，十几年间，她患上多种病痛。

　　那十几年，冰心过的是室内生活，从床到书桌，从书桌到床；从书房到客厅，从客厅到书房。她双手撑着助步器，一点一点地挪蹭着行进。到后来，用助步器也不能走了。

　　病逝前的那十几年，她再没有享受过户外的阳光和漫步林荫的乐趣，只在家人的扶持下游玩过一次圆明园。这期间，她不愿意别人看到她现在的样子。她不止一次地自叹：“我成了废人。”就着窗台赏花，隔着玻璃看雪……

　　生之苦，病之痛，时时袭击着血肉之躯。当她说“还不如死了好”“这是什么样的躯壳呀”的时候，就是她难受到极限的时候。然而，当这样的关口一过，她便又写起她那些毕于“某年某月某日浓阴之晨”，毕于“某年某月某日阳光满室之晨”的“为人生”的文章。

　　“一个生命到了‘只是近黄昏’的时候，落霞也许会使人留恋、惆怅。但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自转。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窗前的晚霞，正向美国东岸慰冰湖走去……”

　　我们读着这样的文句，感受到的是豪迈还是悲壮？

　　进入80年代，冰心一篇接一篇写出有分量的醒世文章，《我请求》《万般皆上品》《空巢》《介绍三篇小说和三篇散文》等，她为人才流失而焦虑、为争取改善中小学教师待遇四处呼吁、对社会上的特权现象深恶痛绝。她疾恶如仇的正义感，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三

　　“其实我所能做的也不过就是写点文章”，时年，冰心淡淡地谈自己。

　　我却查询到在“不过”以外的一些沉甸甸的实事：

　　1991年安徽水灾，她捐款1万元人民币，外加 200斤全国通用粮票。她在去医院的路上，请司机绕道将车开到募捐地点，亲眼看着女儿吴青把款送进去；

　　1992年7月4日至1993年4月10日，她三次给“希望工程”捐款，总金额达2.3万元；

　　1993年10月19日，她再次捐赠2万元人民币给福建长乐县（现为长乐区）金峰镇横岭小学。这是自1990年强台风袭击长乐后，她第三次为乡学捐赠。

　　被感动了的长乐人，决定再由当时的县、镇两级政府拿出15万元，加上她的捐款，重新修建破旧不堪的横岭小学的校舍，并一致通过决议：建成后的小学校就以“冰心”的名字命名。这期间新闻媒体就此发了通稿和消息，但冰心坚决反对用她的名字更改校名，她特别要求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带去她的意见。舒乙激动地说起这件事：“她的捐款，不是为名，只是为了教育事业。这就是先生的品格。”

　　她不是一个资产者，不是一个有家底的人。她只是一个爬格子的中国老人；一个到后来连写一篇短文都要花好几天力气的老病人；一个时年在世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

　　四

　　据说，冰心离世前一年，在北京医院经过专家精心治疗和家人的呵护，病情趋于稳定，耳聪目明。

　　1997年，我到北京医院再一次看望冰心时，医生谨慎地告诉我：少说话，别让谢老兴奋或激动。我点点头，说只待几分钟，看一眼就走。

　　冰心躺在病床上，鼻子里吸着氧。

　　谁知一见面她就冒出一句：“我输的血一定是位艺术家的，我晚上做了许多彩色的梦，以前从没做过这样的梦。”说完就笑。

　　时隔7年没见，还是那个机敏幽默的冰心。我的心顿时轻松起来，忧郁的阴云被一阵风吹散，欣喜洋溢在我的全身。继而冰心谈起一些常谈的话题，从小时候聊起，直到大白猫。冰心朗声道：“知道我最想谁吗？就是大白猫。别人都可以来医院探视，它却来不了。”我说这没办法，猫享受不了人的待遇，不过捎它来医院也未尝不可。冰心摇摇头说：“不成不成，丢了怎么办？”

　　冰心边说边笑，一种涌自内心，透着达观又无比单纯的笑，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繁星、春水、小橘灯，以及烟台海滨上那个骑马驰骋的小女孩。“我从小坐不住，叔叔想让我成为才女，送我琴棋书画，我却一样也不通，没当成才女。”冰心说完又笑了起来。

　　当得知建在祖籍地福州长乐的冰心文学馆将于当年8月25日落成，我由衷地向冰心表示祝贺，并告诉她由她题签的那本诗集，会很快寄给文学馆。因为文学馆里不仅展陈着冰心诸多的版本著作，也展陈冰心题词、题签的史料。据悉，开馆前冰心还请也在北京医院住院的赵朴初题写了馆名，并写了贺辞托家人前往致谢。

　　告别时，冰心说：“我也没想到活这么大年纪。原本想，人活60岁就差不多了，可又过了三十多年，还没死，如今已经98岁了。80岁以后，我就不再参加各种会议，基本上足不出户，如今已经有13年了。”

　　冰心生前常常吟哦：“不要让时间在黑暗中度过吧。用你的生命把爱的灯点上吧。”

　　她天生是一个指向美丽人生、光明社会的人，是上天掉落到20世纪中国的一粒温暖的种子。

　　（作者单位：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