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陈赓大将问彭士禄：“中央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语气坚定。此后，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近乎零基础，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所有人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彭士禄带着团队“自教自学”，就靠拉计算尺、一台手摇计算机，夜以继日地计算数据。

尖端科学讲究精细严谨，可偏偏彭士禄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彭大胆”。

彭士禄的“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也不是心血来潮，他的秘诀是：用数据说话。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把计算尺，经过计算，只要有七分把握就拍板，余下三分风险通过实践来解决。

1970年8月30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发出中国第一度核电。这一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大家欣喜若狂，而总设计师彭士禄却在闷头大睡，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合眼。

彭士禄一生坎坷，幼年父母牺牲，历经磨难。但他始终怀揣着对祖国的热爱，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核动力事业紧密相连。他在核动力领域披荆斩棘，让我国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跨越，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动力事业“垦荒牛” 。

1923年，赵仁恺出生于南京，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1946年，他从国立中央大学机械系毕业，进入南京永利宁厂，在化工领域崭露头角。1956 年，国家筹建核工业，赵仁恺被选中，从此投身核事业。面对全新的核领域，他白天工作，晚上自学核动力理论，笔记本上记满了学习心得与思考。

1958年，赵仁恺被任命为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组组长，开启核潜艇研制之路。当时，中国一穷二白，无资料、无外援，他带着团队成员日夜钻研，把调研、讨论所得，都记录在笔记本上。1960年，他们完成《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草案》，为中国核潜艇核动力装置绘制出蓝图。

1965年，赵仁恺前往西南深山的九〇九基地，负责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工程设计。他扎根基地，一待就是30年，其间克服无数艰难险阻。1970年，陆上模式堆首次实现满功率运行，1974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交付海军服役。

此后，赵仁恺还参与新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都在为核事业奋斗。2010年，87岁的赵仁恺离世，他的笔记本成为珍贵资料，见证着他为祖国核动力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 。

“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王承书心怀对祖国的眷恋，突破万难，终于回到阔别15年的祖国。之后，她立刻投入国家建设中，告别自己曾付出巨大努力的专业，毅然转行从事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

1961年，我国原子弹研制处于关键时期，原子弹装料的研制却由于苏联撤走技术援助而陷入停滞。年近50岁的王承书临危受命，投入到研制工作中。

两年多的时间里，整个研究团队像一台衔接精密的仪器，王承书就是它的终端，所有分支的计算与研究结果都在她这里汇总，每完成一项计算任务，她都要用手摇计算机进行验证，以保证计算结果准确无误。如此反复，计算机算出的10箱纸条，她都过了目，仅有用的数据就装满了3只抽屉。经过反复计算与试验验证，王承书带领团队攻克了一系列核心难题，最终比苏联专家原设计方案提前113天得到了符合要求的产品。

“为国家做贡献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何况是一个共产党员。”原子弹成功爆炸的那一年，王承书来到华北六〇五所，也就是现在的核理化院，继续开展同位素分离研究。她一边搞研究，一边着重培养科研队伍，带领团队瞄准先进分离方法开展攻关。虽然王承书院士未能看到这项技术研制成功，但她的“徒子徒孙”们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研制成功并实现应用。

1965年，为工厂踏勘选址，张丕绪带领一班人深入川西群山，走村串寨，既测绘地质数据，更解决当地群众的实际困难。

在了解到彝族村寨长期缺医少药，张丕绪连夜派人返程采购；见群众食盐紧缺，他主动向上级反映，协调后勤车队捎运物资……种种举措，解决了彝族乡民的物资保障、药品供应等难题。

临别之际，为感谢张丕绪等筹建处同志，彝族头人专门登门拜访并设宴答谢张丕绪等人，当场将他的彝族精美小刀赠送张丕绪，动情地说：“你为我们彝人兄弟办了很多好事，我把这把跟随自己多年的彝族小刀赠送给您，以此表达我们彝族兄弟的感激之情。”张丕绪高兴地接受并回赠了自己一直随身使用的派克钢笔，此事传为佳话。

此后的岁月里，这把寄托着民族深情的彝刀始终陈列在张丕绪的书房。每当新一代建设者来访，他总会轻抚刀鞘讲述：“我们事业的根基不仅要扎进花岗岩，更要扎进人民群众的心田。”如今，这把传承着初心使命的彝刀，依然在诉说着那段汉彝同心、共铸国之重器的峥嵘岁月。

1940年7月，16岁的陈祖泽投身革命洪流，此后，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的他不断钻研科学知识，父亲陈昌浩“以科技救国”的嘱托，早已化作血脉中的使命基因。1951年赴苏留学期间，他婉拒导师高薪挽留，冲破层层封锁归国。在列宁格勒的寒夜里，他曾在日记本上写下：“此去当擎炬照夜路，以毕生心血熔铸国之重器。”

从参与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隐秘岁月，陈祖泽始终挺立在核动力技术攻关的最前沿。他主导研发的核动力装置关键部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1982年掌舵105所后，他带领团队在长江之滨，播撒核科技的未来。

“搞科研要像培育种子，既要深扎根，更要广播种。”陈祖泽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1986年，他力排众议调整研究所发展方向，创建的核设备设计中心、在役检查技术体系等五大技术支柱，至今仍是行业标杆；退居二线后，他仍带着青年骨干爬上30米高的反应堆模型，手把手传授“毫米级”精度控制经验。那些被反复摩挲的图纸边角，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笔迹，都成为后辈们传承的“精神密码”。

陈列柜里的老物件无声诉说着：1987年亲笔撰写的《核动力装置国产化发展建议书》，预言了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战略蓝图；1995年指导制定的核级设备标准体系，至今仍守护着核电站的安全命脉。当青年工程师们抚摸着图纸上“精度即生命”的遒劲题词，仿佛仍能触摸到那颗跳动了96载的赤子之心。

从烽火岁月走来的少年，到白首不离的铸剑长者，陈祖泽用一生诠释了何谓“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那些泛黄的图纸与笔迹，终将化作照亮后来者的星辰，在核工业的浩瀚长空中永远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