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论坛
【摘要】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2018年和2025年的两次民营企业座谈会均提到了这一问题。综合分析，当前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已经一定程度上改善，但反映出从总量问题转向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新问题并不能仅仅依靠降息等金融手段解决。借鉴美德日中小企业融资模式背后的共通逻辑，未来综合治理的方向应包括：以扩大内需为抓手拓宽民营企业经营空间；通过“市场主导+政策引导”双轮驱动，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利用数字技术手段破解信息壁垒，通过制度创新释放金融服务潜力，同时避免过度依赖行政干预，保持金融市场的灵活性与多样性；还必须提升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能力，吸引更多优质金融资源。
【关键词】民营企业 融资难 融资贵 金融体系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民营企业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12年—2024年，我国民营企业规模持续扩大，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量由79.4%提高至91.96%，总量突破5700万户，个体工商户规模由4000余万户增加至1.25亿户。民营企业已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然而，我国民营企业的金融市场地位与其经济贡献仍存在落差。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制约了民营企业发展动能的充分释放。在融资规模方面，民营企业融资规模大幅低于国有企业。2024年企业债券净融资为1.91万亿元，民营企业债券净融资仅占总体的12%左右。在融资成本方面，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国有企业。2022年民营企业信用利差高达266个基点，高出国有企业150个基点；至2023年10月，存续民企债加权平均票面利率为4.86%，而同期国企和央企分别为4.29%和3.32%。
针对上述问题，中央持续强化政策力度，继2018年11月民营企业座谈会后，202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又一次强调“继续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经过系统性治理，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已实现改善，例如，截至2024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2.93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贷款增速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普惠小微授信户数超过6000万户，已经覆盖了约1/3经营主体。
但随着绝对数量、名义利率上的融资难、融资贵逐步缓解，结构性的新情况新问题逐渐凸显。本文重点分析当前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借鉴美德日中小企业融资模式背后共通的底层逻辑，多措并举提出综合治理策略，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演化特征：绝对数量上的融资困境逐步缓解之后，实际利率提升的新问题又凸显出来
一直以来，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主要表现在供给端的绝对数量和价格两方面，即金融的供给变动不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2018年前，由于我国金融市场深度不足的缺陷，民企形成了“高杠杆高利率非标融资”特征。2018年以来，在政策支持与金融市场改革双轮驱动下，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逐步缓解。2018年—2019年金融强监管叠加去杠杆政策，民企融资渠道全面收紧，债券违约频发。同时，股权质押风险激增，融资成本抬高。民企传统上依赖的非标融资占比骤降，倒逼其转向表内贷款及债券融资。但表内信贷资源与银行风险偏好不匹配，难以有效承接，导致民企融资缺口扩大。为此，央行通过四次定向降准释放超2万亿元资金，初步缓解民企短期困境。2020年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密集加码，引导金融机构向民企定向输血。2020年—2022年期间，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年均增速超25%，贷款利率下降0.8—1.2个百分点，债务展期、信用缓释工具等对冲短期偿债压力。在多方努力下，中国民企融资市场成功实现了从“高杠杆高利率非标融资”到“表内普惠主导”的转型。2023年之后进入结构性深化改善期，政策组合拳从“短期救急”转向“系统性改善”，市场化长效机制不断完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持续优化。2024年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6%，比全部贷款增速高7个百分点。
但在绝对数量、名义利率上的融资难、融资贵逐步缓解之后，2023年之后出现了实际利率提升的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价格传导机制下的实际利率攀升，即相对意义上融资成本提高。对于企业而言，融资是成本。只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企业就能承担较高的利率。而2023年以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陷入负增长区间，2023年累计下降3%，2024年累计下降2.2%。在此期间，央行虽然多次降息，但是名义利率下降幅度总体较小。2023年，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下降0.2和0.1个百分点，2024年分别下降了0.35和0.6个百分点。即使考虑到贷款利率下浮空间，但贷款名义利率变化显著小于价格变化，导致实际承担利率提升。
第二，价格下行造成工业企业利润不断下降，进而感到融资贵。2023年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3%，2024年下降3.3%。利润率收窄使得单位融资成本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边际影响显著放大，企业自然感觉到融资负担重。
第三，企业债务链条的流动性减弱，造成资金周转压力。“三角债”拖欠问题、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显著变长等因素，导致了企业资金循环速度变慢，融资成本压力也就随之加大。
融资难、融资贵背后的深层原因：经济转型期制度性摩擦与金融市场化滞后叠加形成的结构性矛盾
上述新情况新问题反映出，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背后依然存在着总量问题，但更本质的问题是，经济转型期制度性摩擦与金融市场化滞后叠加形成的结构性矛盾。融资难、融资贵，从市场角度看是风险定价不匹配，而风险定价不匹配的背后是资源错配。
◆ 第一，新旧动能转换阶段，部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能力不足，与市场环境变化存在错配。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阶段。一方面，我国正在从低成本增长期转向高成本发展期，要素成本驱动的增长模式面临动能衰减，传统“招商引资”策略伴随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攀升而边际效益递减；另一方面，我国从传统的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转轨期，存量的调整和提升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这一发展阶段，我国人口和社会出现转型，人口红利削减，要求产业结构随之变化。而在此过程中，一些民营企业暴露出过度依赖要素资源低价格和政府扶持投入的特征，自身高质量发展和转型能力不足，部分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金融市场融资供给侧重成长型资金配置，也就是提供“发展钱”，而这部分企业需要的是纾困性融资的“救命钱”，这种错配导致部分企业感觉融资难、融资贵。
◆ 第二，金融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配。
一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风险规避机制与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特点存在错配。由于其他融资渠道有限，同时，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比高，民企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较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银行出于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需求，会实施严格的风险管控，要求贷款企业提供抵押物或第三方担保，并对受贷企业的资信水平和偿债能力进行评估并划定红线，以降低坏账风险。然而，民企往往存在规模小、固定资产占比较低、流动性资产高波动、无形资产质量较低等特征。同时，民营企业短期融资需求占比较大，但由于中小民企大多处于供应链产业链末端，直接受到市场波动冲击，没有下游环节可以缓冲，经营波动较大。因此民营企业尤其是更依赖银行的中小民企信贷准入达标率往往不高，贷款信用等级较低，很容易陷入融资困境。
二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发育不足，难以匹配民营企业需求。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仍不完善，特别是缺乏高风险债券等产品市场，难以为民营企业提供充分直接的融资渠道。首先，风险投资是中小民企初创期重要的资金来源，但风险投资市场资源相对匮乏，且近几年由于退出机制梗阻等问题，风险投资市场呈现出一定萎缩，难以满足中小民企的资金需求。其次，新三板作为民企重要的融资市场，投资者门槛过高，二级市场活跃度极低，反过来影响了企业挂牌积极性。并且新三板还未能充分形成“孵化—转板”的梯度支持体系，部分优质企业被迫滞留低流动性市场。新三板流动性不足问题导致企业信用风险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分散，资本市场无法有效匹配风险收益，难以为民企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 第三，金融机构在信用风险评估中存在制度性堵点，难以充分为民营企业服务。
一是信用风险评估中的隐性所有制歧视问题仍然存在。在实践中，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违约的审查会更为严格。国企在经营困难时更容易得到政府财政补贴，一些地方政府对属地国企的救助力度一般大于民企。这种政府隐性担保预期最终催生出金融机构的隐性所有制歧视，并通过信贷资源错配、风险定价扭曲及市场预期强化等机制，系统性推高民企融资成本并限制其融资可得性。由此，高资信国企获得了远超其实际需求的信贷配给，而低资信民企即便愿意支付高额风险溢价也难以获取足量的信贷资金。这种隐性所有制信贷配给又进一步形成非正规金融市场，不仅会推升民企的融资成本，还会埋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
二是大数据风控体系滞后于民营企业经营形态新变化。传统风险评估体系与新兴经济形态存在着脱节，传统财务指标难以评估企业的新业务。这个问题不仅仅在中国突出，在全球范围内都成为了一个共性问题。例如，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加。但是，哪些财务支出能够计入无形资产积累，哪些又仅仅是成本，还难以准确识别。新的企业形态往往呈现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盈利周期长等特征，其核心价值往往体现为技术专利、用户流量、数据资产等非标准化资源。传统风控模型依赖的财务指标（如固定资产规模、短期偿债能力等），难以量化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导致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真实风险水平和成长潜力评估失真。例如，对于早期科创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在传统报表中体现为“成本”而非“资产”，其市场估值逻辑与财务数据关联性弱，金融机构往往因缺乏动态数据追踪能力而被迫提高资金价格，甚至收紧资金供给。与此同时，尽管金融机构已经试图利用海量经营数据（如供应链流转效率、客户行为画像等）努力反映企业运营质量，但由于制度性原因，金融机构缺乏建立跨平台数据整合及实时分析能力。近年来，大量初创民营企业在从事新业务、新业态，这一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
◆ 第四，一些金融政策在传导中存在“最后一公里”梗阻。
一是银行体系中货币宽松与信贷分层并存。货币宽松政策下，虽然整体贷款增加，但银行出于风险考虑，更倾向于给信用较好、规模较大的头部民企放贷，而中小民企由于缺乏抵押物或信用记录，被排除在外，从而形成信贷分层。宽松货币政策普惠目标和考核指标的异化，也容易稀释政策效果。如要求普惠小微贷款实现“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户数不低于年初水平”的“两增”目标，表面融资户数增长，但可能实质性稀释每户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
二是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存在挤出效应。地方政府往往成为城投债的隐性担保人，会压低城投债等风险溢价，从而引发金融市场资源错配，进而挤压民企融资空间。城投债虽名义上是企业债，但在刚性兑付下，发行利率显著低于同等信用等级的民企债。银行等金融机构会将更多资金配置于低利率但“刚兑预期”的城投债，从而挤占了民企的融资额度。隐性担保扭曲了风险定价逻辑，城投债实际违约风险未被充分反映在利率中。相比之下，民企需承担更高的风险补偿溢价，进而加剧融资成本分化。
他山之石：美德日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共通逻辑
第一，资本市场加政府担保的美国模式。美国通过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与政府担保体系的协同作用，构建了覆盖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生态。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更多是引导和监管作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
美国发展了丰富的风险产品，拥有多层次、全方位的证券市场和债券评级机制。对早期初创企业，美国通过构建高度市场化、多层次的风险投资生态体系，解决融资难题。最为典型的是硅谷模式，形成“天使投资—风险资本（VC/PE）—产业资本（CVC）”的接力融资机制。在此基础上，纳斯达克市场分为全球精选市场（Global Select）、全球市场（Global Market）和资本市场（Capital Market）三层，分别对应不同规模和发展阶段的企业。其中资本市场和全球市场服务新兴与成长中的公司，上市标准低于主板市场。此外，美国大力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垃圾债券），允许信用评级低于BBB级的企业以较高的利率融资，其在美国企业债券市场上约占25%的份额。在市场融资的基础上，政府通过小企业管理局提供担保引导民间资本。小企业管理局是美国政府根据1953年通过的《中小企业法》创立的联邦政府机构，主要通过提供信用担保、提供政府订单、协助出口、提供发展培训等对中小企业发展进行服务与支持。
第二，关系型银行主导的德国模式。德国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呈现“关系型借贷”的特点，银行与企业长期合作，降低交易成本。这种制度通过区域性银行和政策性金融银行实施。德国储蓄银行和地方合作银行构成区域性银行的主体。这类银行严格遵循“地域原则”，仅服务注册地所在区域的中小企业，形成“本地银行服务本地经济”的生态。作为补充，德国政策性银行通过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并承担一定的信用风险。商业银行负责客户筛选与贷后管理，政策性银行定期检查贷款投放是否符合其既定的支持领域。
同时，德国比较特殊之处在于法律上允许家族企业通过非公开股权融资保持控制权。这一制度设计目的是避免企业的上市压力，使专注细分领域的家族企业可以获得长期资本支持，进而实现技术积累。
第三，主银行加信用补充的日本模式。日本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以“主银行制度”为核心，结合全覆盖的信用担保网络和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高度协同的融资生态。在主银行制度下，日本中小企业与特定银行建立长期专属合作，获得定制化融资服务，形成深度绑定的共生体系。主银行通过派驻董事、参与战略决策等方式全面掌握企业经营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并给予利率优惠和高续贷率保障。
为了分散中小企业融资风险，日本通过政府主导构建了统一的信用担保体系。日本信用担保公司下有52家信用保证协会，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主要依靠这些信用协会。地方政府为信用保证协会出资人，并进行日常监督。同时，政府还全额出资建立了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对信用保证协会提供再保险服务。
通过对德国、美国和日本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一些共通的底层逻辑，供我国发展借鉴。第一，中小企业融资问题需结合一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和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并没有一定的最优模式。第二，本地化金融机构发挥核心作用。地方银行、信用合作社、储蓄银行等本地金融机构，利用本地信息网络降低信息不对称，提供灵活信贷支持。第三，债务融资的多样性与创新。受限于信息披露和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中小企业通过公开股权市场融资的比例显著低于大型企业，这就要求金融部门能够提供多种债务融资工具，匹配不同的融资需求，推动金融创新。第四，需求驱动的融资解决方案。当经济有足够需求时，金融机构自然涌现，要为金融机构的涌现创造条件。第五，规范政府行为边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稳定的产权环境和法律框架，金融机构的多样性主要通过市场自发形成，政府主要进行审慎监管。第六，提高制度灵活性。相关法律和金融工具的创新都要适应中小企业的特殊需求，提高制度的灵活性，为个性化服务提供空间。
多措并举，综合治理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针对当前融资难、融资贵中的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借鉴美德日中小企业融资模式背后共通的底层逻辑，我国需要从扩大民营企业经营和利润空间、优化金融体系建设和提升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能力三个方面着手，综合治理。
首先，以扩大内需为主要抓手，拓宽民营企业经营空间，提高民营企业利润空间，减缓财务压力。近年来，我国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和空间。202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又一次强调：“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财政部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工程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帮助企业拓展市场。在未来一段时间，要牢牢把握住扩大内需这一抓手，努力遏制价格持续下行态势，提升民营企业盈利水平，缓解实际利率过高问题。当前内需不足问题比较突出，房地产市场持续处在低位，国内消费特别是商品消费增速不断放缓。这些都对民营企业造成了较大冲击。特别是商品消费主要影响制造业下游，而制造业下游以民营企业为主，商品消费增速放缓就会集中冲击民营企业经营，导致民营企业利润空间不断缩窄，财务压力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举措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作用。建议未来进一步扩大以旧换新的范围，加大对非耐用消费品的补贴力度，惠及更多行业和企业。同时，要切实放宽专项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鼓励民企公平参与更为广阔的生活性服务业等领域。
其次，以改革推动制度创新，激发金融体系活力，拓宽多样性融资渠道。一是以数据驱动为导向，创新授信模式。推广深圳等地的试点，建立“主体信用+交易信用”双维评估体系，将企业历史信用与实时交易数据统一纳入动态授信模型，通过数据驱动降低金融机构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打通工商、税务、海关等多部门数据接口，形成“数据确权，风险定价，融资增信”的市场闭环。加强专利、订单池、碳排放权、各类非标资产等新型资产的担保抵押机制建设，推动新型资产的流动化。二是丰富多层次金融市场。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稳妥推进、逐步借鉴美国垃圾债市场建设经验，重点借鉴其风险定价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信用风险分层定价。进一步优化股权融资通道，以构建“新三板—北交所—主板”转板衔接机制为抓手，助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股权融资。三是加强金融体系的数字化底座建设。稳妥推进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平台，努力构建商流、物流、资金流“三流合一”，全流程上链存证、自动核验，以数字化实现智能化融资。深化人工智能在信贷决策系统的应用，以跨部门数字化平台建设为基础，通过对信贷领域大模型的专项训练，破解传统报表信息滞后与画像不精准问题。同时，要强化数据安全建设，确保企业敏感数据“可用不可见”，防范数据滥用风险。四是优化风险和激励机制设计，激励金融机构有序创新。优化地方银行激励体系，激发地方银行活力。推动城商行、农商行等进一步业务转型，聚焦本地企业服务，培育本地经济增长点。借鉴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对小额贷款的豁免条款，逐步推动类似的“贷款安全港”制度，对符合标准的小微贷款，豁免信贷人员责任，破解“不敢贷”难题。
最后，提升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能力，吸引优质金融资源。“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高质量发展是缓解融资难题的核心途径。当前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备了坚实基础，民营企业在升级上有决心，但部分企业能力短板依然突出。需进一步通过工商联等平台为企业发展提供培训等相关服务。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专业化服务构建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紫洋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学源流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3JJD79001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
②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③《习近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新华社，2025年2月17日。
④《<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
⑤Cull, R., Davis, L.E., Lamoreaux, N.R., and Rosenthal, J.,Historical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NBER Working Paper, 2005.
责编/谷漩 美编/李祥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