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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世清华简

转自:贵州日报

清华简团队中,逐渐有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

2020年10月30日,在荆州纪南城遗址附近的枣林铺造纸厂考古工地,赵晓斌从充满积水的棺椁内捞出竹简。

2017年4月,清华简《算表》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杨丽娟

爆料

周文王早有灭商之心?

2009年3月,清华简的释读工作正式开始。年代久远的楚文字很难释读,有时一个字就要考释几年,可想而知,释读进度并不会很快。即便如此,不断出现的惊人发现,还是让李学勤感叹,“清华简的内容让人读起来太激动,一天之内不能看太多,否则会让人心脏受不了。”

此言不虚,清华简的“爆料”着实有点多。在很多人印象中,商周之际的周文王,绝对是一位堪称表率的忠臣。尤其是小说《封神演义》中,文王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姜子牙切不可“以臣伐君”,告诫儿子姬发忠君爱民,哪怕纣王残暴无道,也要恪守其职。

但在清华简中,周文王遗嘱《保训》开篇五个字,便是“惟王五十年”。刘国忠告说,第一次看到这支简时,李学勤也没敢往周文王身上想。毕竟,周文王在位时并未灭商,他的身份还是商的“西伯”。可是,周代各王中好像并没有刚好在位五十年的,这里的“王”会是谁呢?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李学勤思来想去,最终的答案还是指向了周文王。

清华简中竟然有周文王的遗嘱?刘国忠不敢想象,但新的证据很快出现了。28.5厘米的特殊长度(大部分竹简为46厘米),带点美术字风格的字体,这些典籍特征帮助大家很快找全了这篇文章的11支简。通读全文,这位王在说话中提到了“发”——周武王的名字。直接称呼周武王名字的人,自然正是周文王。

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从古以来就是一桩聚讼不已的历史公案。孔子把周文王视为“至德”之人,因此宋朝之后的儒家学者都极力否认文王称王。在他们看来,商朝还存在的情况下,若周文王敢自称为王,无异于以下犯上。但唐朝之前的不少学者却持相反意见,司马迁《史记》就记载,文王晚年已经自称为王。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学者们对此依旧争论不休。如今,《保训》上的五个字,不说一锤定音,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线索。刘国忠认为,“从清华简《保训》《程寤》等材料来看,周文王生前已经秘密称王,积极从事灭商大业。”

他解释,在《保训》中,周文王不无遗憾地对儿子周武王说过一句话,“不及尔身受大命”,意思是说,我等不到看你接受大命的那一天了。什么是“受大命”?周文王说得很含糊,但结合上下文及相关文献,不难推测其真实含义——讨伐商朝,建立周朝。

在《程寤》中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周文王说:“商慼在周,周慼在商。”显而易见,在周文王心目中,周的最大敌人和对手是商,而商朝的忧患和危机则来自周,商、周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

“不仅如此,文王与商朝还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古本《竹书纪年》曾记载,纣王的爷爷杀了周文王的父亲。”在先秦文献谙熟于心的刘国忠看来,所谓周文王形象的“颠覆”其实不难理解。

不仅颠覆了周文王的形象,清华简中关于西周覆亡的记载,更是比小说还精彩。

提起西周亡国,人们最熟知的历史故事莫过于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在这个出自《史记·周本纪》的记载中,周幽王戏弄诸侯之后,有一次正宫王后的父亲申侯联合少数民族入侵,但再无诸侯肯来勤王,最终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红颜祸水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但实际上,早有历史学家指出,烽火制度在西周时期尚未出现,烽火戏诸侯很可能只是“小说家言”式的戏说。如果褒姒是冤枉的,那么西周究竟是怎么灭亡的?清华简中的《系年》,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新故事。

周幽王娶了个来自西申国的王后,生了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后来,幽王又娶了个美女,叫褒姒,生了个儿子叫伯盘。褒姒特别得宠,幽王爱屋及乌,就想废了宜臼,改立伯盘为太子。宜臼一看大事不妙,只好逃回母亲的老家西申国。

宜臼跑了,幽王还要斩草除根,就和伯盘一起带兵杀向了西申国。西申国是个小国,却不买幽王的账,死活不愿交出宜臼。这时候,西申国的盟友缯国急中生智,拉来了第三个盟友西戎,一起攻打幽王。幽王和伯盘就这么丢掉了性命,西周也因此灭亡。

没有烽火戏诸侯的桥段,导致西周灭亡的战争,则变成了周幽王主动进攻正宫王后的父亲,之后对方才联合少数民族将其打败。这个新版本的故事,其实并非第一次出现。古书《竹书纪年》中有过零星记载,虽然不如清华简细节丰富、生动清晰,但同样没有提及烽火戏诸侯。

刘国忠认为,“从整个事件的历程可以判断,当时根本没有发生过烽火戏诸侯的事件。”而司马迁关于烽火戏诸侯的记载,从史源角度分析,基础史料应来自战国时期成书的《吕氏春秋·疑似》。“《吕氏春秋·疑似》本身也属于‘戏说’,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加工,可能离历史的真相就更远了。”

墓主

何人藏书如此“高大上”?

从2008年入藏清华,到2024年年底第十四辑整理报告发布,刘国忠与清华简朝夕相伴了17载。17年光阴匆匆流逝,每当谈及清华简这座“富矿”,他依然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震撼”。

与居延汉简等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不同,清华简中完全没有文书一类的内容,全部都是名副其实的书籍,且是填补历史空白的顶级文献。“清华简共包含70多篇文献,其中真正能与流传至今的古书对应上的只有4篇半,其余60多篇都是两千多年来无人见过的。”

除了20多篇《尚书》类的历代帝王“政治课本”,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系年》,约2500枚清华简中还有类似《国语》的国别体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与《周易》有关的书……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的话说,清华简的最大特色正是其内容的“高大上”。

“高大上”的清华简不仅吸引了史学界目光,其中名气最大的《算表》甚至引发了海内外数学史领域的热烈讨论。2017年4月,作为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算表》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刘国忠介绍,《算表》由21支简组成,简比较宽,约1.2厘米,上面按规律写着数字,每支简的上端还有圆孔。这些与其他竹简明显不同的特征,让整理团队很早就注意到了它们。但真正着手整理,还要感谢杨振宁先生。

2009年初,杨振宁看到清华简中竟然有写满数字的竹简,兴致盎然,一再催促他们尽早整理。于是,李学勤特邀了清华大学科技史与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冯立昇前来支援。简牍高手李均明与数学史大腕冯立昇强强联合,当年春天,《算表》即被复原。

最初,团队把这21支简称为《数表》,因为简上全是数字。复原之后,大家惊讶地发现,这明显是一个计算工具。于是,在数学史专家们的建议下,《数表》更名为《算表》。

除了清华简整理团队,最早看到《算表》的“外人”之一还是杨振宁。“当时杨先生特别兴奋,还问我们能不能给他打印一张,他要贴到床头。”说起大师对《算表》毫不掩饰的好奇,刘国忠忍不住笑了。

不怪杨振宁连连称奇,《算表》的功能的确惊人。运用这个“计算器”,不仅可以快速计算数值为495 1/2以内的两个整数的乘除,还能计算包括分数在内的乘法,甚至乘方、开方都不在话下。

在此之前,我国广为人知的“九九乘法表”,来自秦代的里耶秦简和汉代的张家界汉简。清华简的《算表》不仅时间大大提前到战国,而且计算功能远远超过秦汉“九九乘法表”。

2014年初,《算表》一经公布,迅速蜚声海内外。英国Nature杂志为此专门采访了李均明和冯立昇,并在Nature网络版做了专题报道。“全世界搞数学史的人只要来清华,一定要看《算表》。”研究先秦史的刘国忠从没想到,有一天竟然还能向这么多数学史大家介绍学术成果。

既有“治国理政”的经史,又有打破世界纪录的“计算器”,堪称“两千多年前图书馆”的清华简,其主人到底是谁呢?

清华简是盗掘而出,但它抵达清华时的状态,以及丰富的文献内容,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清污之前,竹简已非常糟朽,属于不同篇目的竹简往往紧密粘连在一起,极难剥离。整理团队据此判断,所有竹简应该出土于同一座墓葬。

2008年抢救性保护完成后,李学勤已经初识清华简的若干篇目,在向媒体描述自己的惊喜时,他笑称:银雀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位军事家;郭店简和上博简,墓主可能是哲学家;这一次我们“挖”到一个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用来殉葬的书籍,必然是死者生前读用或爱好的。

如今,随着清华简的整理和研究日益深入,对其主人的身份,学术界有了更多的猜测和推断。

“这么多高规格的治国理政文献,一般人谁能读得懂?它的主人一定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至少是屈原这个级别的。”在刘国忠看来,“这位主人绝不仅是一位文献档案的搜集者,其身份更可能是一位楚国的高级贵族,甚至不排除是楚王的可能性。”

考古

绝非伪简再添铁证

或许是清华简中颠覆性的内容太多,早在2009年,就有学者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尽管经历了无字残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但其盗掘出土而后流散市场的隐秘身世,还是免不了让人浮想联翩。尤其是一些自媒体,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把矛头直指李学勤,声称清华简的文章似乎太完美了,恐怕只有李学勤这样的学者才能写出来。

面对这些“质疑”,刘国忠的回答相当直率:“2000多年前的文章,没有任何人能写得出来,李先生也写不出来。”“我们平常各种各样的表达,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很多思想观念,只能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才有的。哪怕再精通古文字,现代人写出来的文章也不可能与战国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完全吻合。”

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讲座中,提到清华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你把中国最好的古文字学家加在一起,都造不出这样的文字来。”

长期从事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与研究,胡平生摸过的真简多,见过的假简也不少。据他在讲座中分享,十几年间,亲手一根根掰过的假简就有二三十批,和朋友们一起去看过的,总不下100批。一次次辨识真伪,练就了他的“火眼金睛”。

事实证明,清华简不仅经得起简帛专家们“火眼金睛”的检视,而且,时间越久,最新的科学研究与考古发现,反而越发证实了它的可靠性。

说来也巧,就在清华简入藏的第二年,北大也获赠了一批西汉竹简,按照学术惯例,这批汉简被命名为“北大简”。参与整理北大简的团队里,有个考古系大一新生,名叫孙沛阳。别人整理竹简,注意力都放在正面文字上,细心的孙沛阳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北大简的背面,有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刻划线,而且都是歪歪斜斜的。

这些划痕有什么作用呢?孙沛阳心里从此多了一个疑问,直到2010年底,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公开出版。不同于以往的简牍整理只拍“正面照”,李学勤认为,除了文字,竹简本身也是文物。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清华简首开先河,连竹简背面也拍了高清大图。

孙沛阳仔细研读这些照片,发现清华简背面居然也有刻划线的痕迹。2011年初,岳麓秦简首次公布整理报告,同样的简背刻划线再次出现。他陷入了沉思,不同的竹简,相似的刻划线,这绝非偶然。在老师的帮助下,他调查了更多简牍,最终形成了一篇震惊学界的论文《简册背划线初探》。

在这篇论文中,孙沛阳论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简背划线是解决竹简编联问题的一把钥匙。简单来说,简牍是用编绳串成的,如果编绳断了,竹简就会散乱,怎么快捷高效地还原这本竹书?聪明的古人想了一个办法,翻过来在背面用刀子或毛笔,沿对角线斜斜地划一条线。

就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富创意的办法,拯救了古人“韦编三绝”后的麻烦,让孙沛阳成了北大考古系的一个“传说”,也给清华简的真实性增加了有力物证。

在此之前,学术界从未有人注意过简背的斜线标记,只有1991年发表的《包山楚简》导言提到“划痕”,但并没有任何照片。孙沛阳的研究开始于2009年,发表于2011年,而清华简入藏是2008年,除非有人能穿越时空,预知未来,否则,怎么可能伪造出这些刻划线?

刘国忠坦言,第一次看到孙沛阳的论文时“很吃惊”,毕竟划痕很浅,整理时即便看到了,大家也只是把它当成不小心的刻痕。事后去仔细翻阅清华简,才发现果然如此。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清华简整理公布时,清华简整理团队的成员,仅仅看到了清华简的背面真容,没有办法获得其他材料进行比对和研究。

2020年10月30日,湖北荆州纪南城遗址附近的枣林铺造纸厂考古工地上,领队赵晓斌从充满积水的棺椁内捞出了几百支软绵绵的竹简。那天发掘接近尾声时,蒙蒙细雨飘落,但在水中站了大半天的赵晓斌却兴奋不已。

他毕业于武汉大学考古系,到荆州博物馆参加工作后,馆里的老先生提点他:“挖楚墓、搞楚文化研究,不认识楚国的文字怎么行呢?”于是,赵晓斌一边读楚墓、汉墓发掘报告,一边啃读简牍相关书籍。多年积淀,成竹于胸,竹简出水的第一时间,他已经根据认出的文字断定,这批竹简很可能是历史类书籍。

待到正式释读时,果然发现一篇《齐桓公自莒返于齐》,内容与传世本《国语·齐语》基本相同。但另一篇《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始终没有头绪,赵晓斌开始猜测可能是《国语·吴语》,对比后却只有结尾一小部分能吻合,其余行文大不相同。他又翻阅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都不得要领。

苦苦思索时,突然想到,清华简好像公布过一篇《越公其事》。“我们在湖北搞考古,以前最关注的是清华简里的《楚居》,《越公其事》只是草草浏览过一遍释文。”赵晓斌向记者回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把《越公其事》翻了出来。这一看不得了,二者几乎完全相同,仅有少量字形及用词不同。

关于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想必每个中国人都听过他们争霸的故事。“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甚至问疾尝粪最终成功逆袭的事迹,更是中学生写作文的常用素材。

同文异本的《越公其事》和《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讲述了一个新版本的吴越争霸。文章没有提到卧薪尝胆,而是花大笔墨总结了勾践休养生息、实施“五政”的历史经验。而对越国兵败、与吴王求和的叙述,则颠覆了历史上嚣张跋扈的夫差形象。他对勾践没有乘胜追击、赶尽杀绝,不是因贪财好色,也不涉及拒用忠良伍子胥,而是因为“贵有自知之明”,估计自己实力不足,没有制胜的把握。

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李守奎的研究中,“夫差何以不灭越?比起历史文献中的美人计、离间计等,实力估量之后的无奈选择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又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故事,但《吴王夫差起师伐越》2020年由考古发掘出土,无疑是真实的战国文献。在《越公其事》公布的2017年,《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还埋藏在地下,而传世文献中从未见过这篇文章。显而易见,考古发现的竹简再次证明,清华简绝非伪简。

荆州出土竹简与清华简的勾连,至此还没有结束。2024年,清华简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一篇名为《两中》的文献,成为媒体热点。这篇文献发现了夏启为“天下王”的最新资料,文中假托两个名叫“中”的人(圭中、祥中)与夏启的对话,来阐发作者的治国理政思想。

而在荆州秦家嘴墓地出土的楚简中,也有《两中》。2024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率队到荆州访问,赵晓斌代表秦家嘴楚简整理项目小组接待,向他们展示了这批新出土的竹简。他告诉记者,这批简上的淤泥较多,还在清洗之中,已经释读出的文字还很有限。大家对竹简上的“圭中”等字,一度搞不明白,直到看了清华简的最新成果,才恍然大悟,原来也是同一篇文献。

传承

“冷门绝学”走出国门

2012年,程浩如愿以偿考上了李学勤的博士生,一睹清华简真容的愿望终于成真。当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还是一个小团队,包括主任李学勤在内,仅有7位老师,且身份不是兼职就是外聘。那时,小小的团队更像一个临时组建的课题组,谁也没想到,这个课题竟持续研究了十几年,并且内容越来越广博深厚。

如今,小小的团队已成长为二十多人的一流文科研究中心。85后的程浩接过前辈的衣钵,肩负起了为清华大一新生科普清华简的任务。

2025年2月18日,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清华简与古代文明》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课。上课铃还未响起,可容纳四五十人的教室已座无虚席。教室门不断被推开,背着书包的同学鱼贯而入,环顾一周,没有空座。

站在讲台上的程浩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尴尬”:“没有座位的同学可以去212教室搬椅子,那里现在没课。”等到上课铃响起,走道上也塞满了椅子,程浩有点无奈:“不少想选课的同学没选上,我会跟教务处申请换个更大的教室,扩容课程。”此言一出,不少同学总算松了一口气。

对清华简等出土简牍和帛书的研究,被称为简帛学。别看如今选课人数爆满,上世纪80年代,这却是一门“冷门绝学”,当时全国范围内从事相关研究的人不过两三百人。“没人愿意学,以至于一些学者专门呼吁国家抢救,让那些老先生招几个学生,把这门学术传承下去。”刘国忠回忆道。

直到1993年郭店简的发现,简帛学才迎来了转折点。后来,随着上博简、岳麓秦简、清华简、北大简陆续发现与抢救,这门学科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尤其是清华简,每次发布最新成果,都会引发学术界的热潮。

2019年底,清华简从图书馆老馆“搬家”,“住”进了新的库房。新家宽敞明亮,恒温恒湿,可惜竹简犹在,却已不见当年读简人。2019年2月24日,慧眼识宝、一手创建清华简团队的李学勤因病逝世。

为了纪念他,清华新人文楼四楼东侧专门开辟了一间李学勤先生纪念室。步入纪念室,一幅幅照片、一张张手稿,勾勒出了先生广博而精深的学术生涯。1952年,他的学术生涯始于甲骨文研究。上世纪80年代,当战国文字尚属冷门中的冷门时,他就多次断言,战国文字研究大有可为。今天,清华简上的战国文字已然成为显学,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中青年学者们,在整理研究清华简的同时,也开始了上到甲骨金文、下至秦汉简帛的新探索。

而李学勤晚年倾注全部心血的清华简,不仅成了清华的一张新名片,还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光芒。2013年,“写在竹简上的中国经典——清华简与中国古代文明”专题展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举行。去年年底,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团队合作编纂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第6卷已经出版。

程浩透露,下个月,清华简将再次走进维也纳联合国总部,而在今年的日本大阪世博会中,清华简也将拥有一个独立展馆。

(《惊世清华简》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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