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紫昍
清明节是中国人追思逝者的日子，尤其是长辈。在人们的回忆中，逝去父母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昔日双亲的唠叨声依稀又在耳畔响起……正是无数父母亘古不变的爱与牵挂，造就了文学史上独具魅力的瑰宝——诫子书。从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到陆游《示儿》中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一篇篇经典的诫子名作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最古老的“诫子书”
我国自古就有《诫子书》
“诫子书”又称“诫子弟书”，指训诫和教导子女及孙子孙女、侄子外甥等近亲晚辈的文字。中国人的“诫子”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已知最古老的“诫子书”是一份周文王留给武王姬发的遗嘱，即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记录的《保训》。在这篇《保训》中，弥留之际的周文王反复叫着“发”的名字，苦口婆心地给他讲述舜从一介草民成长为天下共主的故事，告诫儿子如何修身治国。这篇文章情真意切，催人泪下，令3000年后的人们仍心有戚戚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先秦的“诫子”或“家训”文献，往往是由当时的人口述，被史官或后人记录下来的。因此，严格意义上的“诫子书”始于汉代，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蓬勃发展，一直延续到当代。
汉代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是早期诫子书的代表作之一。马援是东汉初年的著名将领，成语“马革裹尸”中英勇善战的“伏波将军”就是他的封号。他在外远征时，听说两个侄子喜欢讥讽、议论别人，还与豪侠之士往来，连忙千里迢迢寄了封信回来，劝诫他们谨言慎行。马援还拿两个熟人举例说，龙伯高敦厚谨慎，谦虚节俭，廉洁有威望；杜季良豪侠仗义，急人之难，但什么朋友都交。这两个人他都很敬重，但他希望侄子们学习龙伯高，别学杜季良。
马援本人是一位敢说敢干、豪爽耿直的汉子，为什么要劝诫侄子们效仿那位谦虚谨慎的龙伯高，而不要学跟自己一样侠义洒脱的杜季良呢？马援在信中解释：你们学前者，即使学不像，也能做个慎重的人。就好比想雕刻一只天鹅，技术不行，刻成了鸭子，总归还是只鸟；可如果学后者学不像，就容易沦为轻薄放荡之人，“画虎不成反类犬”，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这句流传千古的巧妙比喻背后，是一片深沉的呵护之心。翻看历代诫子书，最常见的话题就是告诫后辈做人要恭谦、谨慎、大度，因为这些品德更能降低闯祸的风险，提高平安的几率。看似是“我行你不行”的双标，实则饱含为人父母、长辈的舐犊深情。
韩愈“诫子诗”受批评
宋代《货郎图》体现了张耒“诫子诗”中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
唐代以后，诗歌形式的诫子书蔚然成风，这类诗可称为“诫子诗”，或曰“教子诗”。相较于散文体，诫子诗语气更加委婉、活泼，有助于缓和训话的生硬感，拉近彼此的距离，因此常常用来劝诫子孙努力学习。
唐代最著名也最有争议的教子诗，出自大文豪韩愈之手。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韩愈之子韩昶（小名曰“符”）在长安城南的别墅中闭门读书。韩愈为了劝勉他刻苦攻读，做了一首《符读书城南》，诗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两家的孩子，年龄相仿，小时候一起玩儿，看着都差不多，但一个坚持学习，一个不学习。十二三岁时，稍觉不同；二十岁时，明显有别；三十岁时，彻底分化：“乃一龙一猪。”最后一个成了公卿宰相，一个成了马前卒。韩愈的另一首《示儿》诗，大谈特谈自己“辛勤三十年”，挣下了华屋玉食，结交了高官贵胄，以此鼓励儿子勤奋学习，将来像自己一样。
这两首诗让后人大跌眼镜。鼓励孩子读书上进当然没错，可是不该教育孩子为追求高官厚禄而读书，正如北宋黄庭坚引时人语所说：“不当诱之以富贵荣显。”苏轼更是把韩愈和杜甫的诫子诗放在一起对比，批评韩愈教孩子贪图功名利禄，而杜甫在《又示宗武》中则教儿子见贤思齐，要像孔子那样“十有五而志于学”，要像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参、子游、子夏那样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韩愈和杜甫分别是从“为什么学习”和“学什么”的角度来引导孩子，那么北宋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则侧重于从“怎样学习”的角度来教育子弟。张耒看到邻居家有个卖烧饼的少年，每天凌晨就走街串巷地叫卖，无论冰天雪地还是大风凛冽，都准时准点地出来做生意，于是写了一首标题很长的诗：《北邻卖饼儿，每五鼓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也，因为作诗，且有示警，示秬、秸》，以此激励儿子张秬和张秸奋发进取。诗中描绘了劳动人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哪怕街上空无一人，也会高声吆喝、风雨无阻，只担心寒风把烧饼吹冷了，却不担心自己挨冻着凉……张耒以此告诫孩子们“业无高卑志当坚”，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要学习卖饼儿自强不息、持之以恒的珍贵品质。
七品小官的做官“五硬”
宋代文人经常借“竹”来表达清廉的为官之道
宋元明清时期，诫子书进入鼎盛期，不仅传世作品数量庞大，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上也更加丰富，既涵盖了此前育德、劝学等传统话题，又扩展出不少新主题，比如在孩子做官赴任前的种种叮嘱。
南宋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陆游（号放翁）的次子陆子龙即将远赴吉州（今江西吉安）出任一个低阶官职。时年78岁的陆放翁在《送子龙赴吉州掾》一诗中，一方面心疼儿子背井离乡、舟车劳顿，另一方面又谆谆教诲他为官之道：在任上要清廉，一分一毫都要公私分明；好好积攒俸禄给闺女存嫁妆、给儿子请老师；不用担心父母在老家的吃穿用度，哪怕我衣衫褴褛，可做人坦坦荡荡，每天都能酣然入梦……陆游的好友周必大、杨万里等都是吉州人，此时皆已告老还乡。陆游警告儿子说，他们都是声名赫赫的大人物，你去拜见他们，请安问好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能趋炎附势，有求于人。这份温情脉脉、细致入微的叮咛，更像是一份有温度的“官箴”，用细节提醒儿子如何做到廉洁自律，对后代入仕之人也是很好的忠告。
与陆游同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在《送次公子之官安仁监税》一诗中，对儿子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他先是吩咐儿子好好做官、别想家；然后又勉励儿子公务之余仍要读书学习；接着强调做官既要清廉，又不能贪恋“清廉”这个名声，所谓“廉忌世人知”，默默坚守就好；之后劝诫儿子在仕途上要顺其自然，不要争权夺利。由于杨万里之子出任的是“监税”一职，所以他在此诗最后反复叮嘱儿子，要像慈母一般宽容、爱护百姓，官府征税也是迫不得已，千万不能独占垄断利益。杨万里虽有爱民之心，却并不能改变南宋苛税重赋的现实，只能提醒做基层税务官的儿子在执行层面尽量减少盘剥。
同样是传授为官之道的诫子书，明朝支大纶的《示儿》就是另一种风格了。支大纶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只做过七品小官，他教导其子做官要“五硬”：遇到权贵要“脚硬”，担任谏官要“嘴硬”，充当史官要“手硬”，面临诽谤要“心硬”，对待谗言要“耳硬”。“脚硬”意味着立场坚定，“嘴硬”意味着仗义执言，“手硬”意味着秉笔直书，“心硬”意味着无惧毁谤，“耳硬”意味着不听谗言。话虽不多，却铿锵有力，放在古今“官箴”中也毫不逊色。无论做什么官，都要正直、勇敢，无愧于良心。铮铮铁骨，跃然纸上。
梁启超诫子的成功密码
重视家庭教育的梁启超与部分子女合影
近现代以来，教育理念几番革新，白话的诫子书也更加亲切自然。最可借鉴的当数梁启超写给子女们的家书。梁启超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史学者，他的九个子女各个成才，并在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经济学、航天工程等不同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梁启超写给子女们的家书中，流露出不少家庭教育的成功密码。
密码之一是对精神面貌的重视。梁启超说：“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他不断告诫子女，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希望子女始终保持昂扬乐观的斗志和不厌不倦的精神。这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大学者还分享自己的心得说，他每研究一个新领域，“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并鼓励孩子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密码之二是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比如长子梁思成在美国攻读建筑学时课业较重，梁启超担心他苦学伤身，就规劝他不要用力过猛，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鼓励他毕业后“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保持“活泼有春气”的样子。与此同时，三子梁思忠想放弃学业加入北伐军。梁启超担心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混乱，年轻人“进锐退速（急于求进的人往往后退得更快），受不起打击”，所以一边夸奖孩子“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一边又诚恳细致地介绍当时国内的恶劣环境，终于让梁思忠打消了冲动，直到从西点军校毕业后才回国参军。通过这些诫子书，梁启超因势利导，指引孩子保持个性，扬长补短，健全人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的视野和胸襟更加开阔，也更注重对科学知识的学习，“诫子书”也打开了新格局。比如开国元勋陈毅元帅在《示儿女》诗中，开篇即是大手笔，从宏大的科学世界观谈到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宇宙无穷大，万国共一球……科学重实践，理论启新猷。应知重实际，平地起高楼。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人人能如此，世界即自由……”这位元帅诗人以磅礴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完全跳脱出古代“诫子书”儿女情长、家长里短的窠臼，而是从宇宙空间和人类历史的高度出发，阐述了共产主义“我为人人”的崇高理想，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洋溢着革命者的浪漫气质与乐观精神。
悠悠千载下，殷殷此心同。几千年来，尽管人们的世界观和教育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诫子书中对子女成人成才的殷切期盼从未改变。古今中外的父母、长辈们，都试图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传递给孩子，教给他们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只为让他们过得更幸福、顺利，人生更有价值。沉甸甸的诫子书，凝结的是前辈们的人生智慧，更是天下父母最深沉浓厚的爱。
外国家书
爱因斯坦的教子秘诀
纵览外国名人的“诫子书”，同样饱含深情，望子成才，恨不得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
18世纪英国外交家切斯特菲尔德伯爵曾陆续给儿子寄去三百余封书信，被后人汇编成《伯爵家书》。信中谈到了为人处世、学习进修的方方面面，并说：“我真希望自己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懂得这些。我付出了3倍的代价，花了50年的时间才得到这些人生的珍宝。因此，我应该毫不吝啬地把它们告诉你，只愿你能从中得到更大的收获。”在这些“诫子书”的教诲和指点下，他的儿子最终也成为一名杰出的外交家。
1915年11月，刚刚完成“广义相对论”杰作的爱因斯坦，向他11岁的长子汉斯分享了一个关于学习的秘密。他听说儿子弹起琴来乐此不疲，高兴地写信鼓励道：“以你现在的年龄，弹钢琴和做木工是最好的活动，甚至比上学还有益，特别适合你这样的小家伙。弹琴时尽量弹那些令自己开心的曲子，哪怕老师并没有布置这样的作业。当你愉快地沉浸于某事，就会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而这是最佳的学习方式。”爱因斯坦曾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诫子书”中也贯彻了这一理念，鼓励孩子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任务，激发他们学习的自驱力。这或许就是所谓天才的“独家秘籍”吧。
古代教训
不听“诫子书”酿恶果
诫子书汇聚了前人的经验和期望，可有些人却把父母的提醒当作耳旁风。俗话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有时虽然“眼前”看着没事，可最终后果很严重。
西汉末年，有位大学者刘向，著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还把当时的皇家藏书全部阅读整理了一遍，撰写出中国目录学之祖《别录》。他的小儿子刘歆年纪轻轻就做了黄门侍郎，相当于皇帝的贴身秘书，是个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位。刘向于是写了篇《诫子歆书》，提醒儿子祸福无常：小心翼翼的人往往会有不错的成绩，哪怕眼前困难些，最终也会迎来好结果；而骄傲自满的人，哪怕眼前享福，最终也会大祸临身。
刘歆后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与其父不相上下，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整理出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倡导研习《左传》《毛诗》等古文经学，并著有《三统历谱》。可惜他忘记了刘向的训诫，没有小心谨慎，而是恃才自傲，用自己的才学为王莽摄政称帝鼓吹造势，卷入纷繁诡谲的政治斗争中，给自己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王莽登基后，刘歆被尊为“国师”，一时风光无限，后来却因权力欲的膨胀，试图谋反未遂，最终落得自杀而亡、身败名裂的下场。不知临终之际，他会不会想起父亲早年“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贺喜的人还在家门口，吊丧的人已到巷子口）的警告，追悔莫及。而刘向所作的《诫子歆书》也成了“无用”的诫子书。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