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青

　　前几天回趟老家，顺手翻翻书架上的图书。一本《弯弯的月亮河》使我眼前一亮，这是浩然老师在1985年一次业余作者培训会上送给我的一部中篇小说，扉页上还有他的签名。

　　不知不觉，浩然老师离开我们已有十七个年头了，他的音容笑貌却总是在眼前浮现。这可能是由于我对他非常崇拜，用现代话讲，是他的忠实粉丝。他对人和蔼可亲，对写作一丝不苟，对我们这些业余作者真诚帮助，特别是他的幽默感，令人终生难忘。

　　1980年初夏，当时的密云县文化馆《寸草》文学期刊刚创刊，编辑部召开座谈会，我被邀请参加。坐在我对面的就是著名作家浩然与刘绍棠。当时对刘绍棠我了解得少，对浩然却知之甚深——我听过他不下三次讲小说写作的课，是读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成长起来的。见到二位作家心里有莫名的激动。当创作组组长、编辑部主编尹俊卿（后调至《北京日报》文艺部）请两位作家讲话时，浩然很谦虚地请刘绍棠先讲，绍棠老师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又戴上，手拿《寸草》创刊号，给予了很高评价。最后他说了说当下的文学现状。只见他对着浩然笑笑说：“八亿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是对你最高的评价。”然后接着说，“我看过几篇外国人写浩然的评论，说浩然都不识字，著作都是别人代写的，我看了很好笑，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浩然听后也哈哈大笑。随后，浩然讲话时，深有感触地说：“密云是我第二故乡，好多作品都是在密云这块土地上创作出来的。有人问我这几年怎么没来。说实话，我确实在接受组织上的审查，在审查期间，我也多次反思自己。我还经常做梦，有一次梦见一个小孩在校门口摔倒了，路过的小朋友都看到了却没人上前扶，最后还是老师出来把他扶起来，对小孩说，哪儿摔倒了就在哪儿站起来，于是小孩拍打下身上的灰走进了校园。”话音一落，在场的人都笑了。

　　还有一次，是1985年深秋，北京作协和《北京日报》郊区版喜鹊副刊在昌平虎峪培训中心举办创作座谈会。北京郊区五十多名文学青年受邀参加了会议，我也有幸参加了。会议邀请浩然、刘绍棠、林斤澜等人讲课。吃晚饭时浩然喊我和他坐一桌，桌上有说有笑地探讨北京作家的文学之路。这时，一位女服务员端着一盆鸭汤从绍棠身旁走过，绍棠没留神，伸胳膊碰到汤盆，汤正好洒到他西服上。服务员很不好意思，连声道歉。坐在一旁的浩然呵呵笑着对姑娘说：“没事，绍棠一向清廉，今儿在这儿沾上荤腥儿了。”桌上人都笑了，绍棠拿纸擦了擦说：“没事，大伙接着吃。”散会那天，我拿出笔记本请浩然给我题字，浩然拿出笔写下“日有所记，月有所得，年有所成”12个字。

　　1986年，浩然创作长篇小说《苍生》时在密云深入生活，他先是住在古北口部队招待所里。有一天，浩然去新城子大树洼采访，回来的路上全是大下坡，他坐在汽车里，见前面一位妇女骑着自行车，车后架上有一团红毛线掉在路上，另一头还夹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越走毛线拉得越长。司机本想摁喇叭告诉她毛线掉了，浩然说，你越摁喇叭她越害怕，别惊到她。浩然让司机把车停住，司机下车对她大声喊：“大姐，您的毛线掉了！”喊了好几声，大姐才停下，把毛线绕起来，连声说谢谢。我听了这件事没多久，浩然就被县委安排到雾灵山庄去安心创作，当时为其服务的是我弟弟长胜。长胜告诉我，浩然老师非常平易近人，还爱讲笑话。我专程去山庄拜见了他，告诉他负责餐饮的是我弟弟。浩然赞不绝口，连说饭菜搭配得好，照顾很周到。当我聊起去大树洼的故事时，浩然幽默地说：“这是用一根红线把我紧紧拴在这片土地上呀。”

　　1987年，浩然的长篇小说《苍生》发表了，这也是他在新时期的代表作，描写的是冀东农村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它以苦熬死受的田成业一家为主线，展现出新时期农村的众生相。小说里有我们一起聊出的故事，比如田二婶蒸年糕的细节就是我讲给他的。浩然说：“田二婶蒸年糕好吃的秘密都在褂子口袋里，因为口袋里有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