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8日，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师肖一之和社会文化议题写作者端木异在朵云书店·滴水湖店围绕林德尔·戈登的传记《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进行了一场对谈。以下为此次对谈的文字整理稿，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肖一之：最开始我提了一个想法，今天的活动可以从吐槽某些文化惯例开始。比如说，一般印象中的伍尔夫一直是纤细、敏感的形象。在电影《时时刻刻》里，扮演伍尔夫的是妮可·基德曼，她塑造的是伍尔夫在1940年代的形象，电影想要讲述的是伍尔夫最后自杀的故事，所以妮克·基德曼塑造了一个非常神经质的伍尔夫。而林德尔·戈登这本传记开篇就怒斥了这样的伍尔夫形象，她引用了多丽丝·莱辛（另外一位著名的英国女作家，也是特别敢说的并且得过诺奖）对《时时刻刻》这部电影的评论，莱辛说扮演伍尔夫的妮克·基德曼“永远皱着眉头，表示她有多么深刻难懂的想法，老天爷，那个女人在不生病的时候是多么享受她的生活，她喜欢聚会，喜欢她的朋友们，喜欢野餐，喜欢远足和短足旅行，我们真的是热爱女受害者的形象，我们是真的爱这样的形象”。所以，伍尔夫实际上不是这张照片上表现出来的纤细、敏感的形象。这个形象为什么会变成传播最广的形象呢？这是一个需要被讨论的话题。
还有一点可能也会颠覆你心中对伍尔夫形象的感觉。伍尔夫是1882年出生的，在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她就已经过了20岁，我们很熟悉的那一批伍尔夫的作品基本都是在1920年代到30年代写作的，她差不多在30岁出头开始正式发表大量的作品，很多最经典的作品都是在40多岁完成的。比如我们很熟悉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是1928年发表的，那个时候伍尔夫已经46岁了。而所有人都很熟悉的中国作家鲁迅是1881年出生的，他只比伍尔夫大一岁。这张照片会给人错觉，好像伍尔夫很多的写作是一个年轻作家的作品，其实不是，你读到的是非常成熟的作家，她经过非常漫长的准备期，她决定要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电影《时时刻刻》中妮可·基德曼扮演的伍尔夫端木异：电影《时时刻刻》给大家营造了一种感觉，即她是一位“居住在象牙塔中体弱多病的淑女”。豆瓣评论有一位读者非常尖锐地指出，很多人都受这个电影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他们引用了电影的台词当成伍尔夫的话，实际上伍尔夫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关于伍尔夫最著名、也是不可不提的一本传记，是她的侄儿昆汀·贝尔写的传记，因为他是伍尔夫家的家庭成员，他的妈妈是伍尔夫的姐姐凡内莎，伍尔夫相当于是他二姨。昆汀·贝尔的传记开头第一句话就说，“未出嫁之前，伍尔夫是斯蒂芬家的小姐”，看起来像是在写陌生人，实际上他们不但是亲戚，而且关系很好走得非常近，所以为她写了传。为什么保持这种超然的态度呢？因为他相信如果伍尔夫还在世的话，这是一种礼貌并且传统的、她本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和电影和文学作品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态度。戈登这本书也算伍尔夫传记中比较特别的一本，更接近伍尔夫的心灵史，因为有一个副标题叫“作家的一生”，是用伍尔夫的作品一本一本串起来的，所以阅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门槛，你需要对伍尔夫本人的经历有大致的了解，再串联这些作品，会更有意思。
肖一之：伍尔夫的第一本官方传记就是他侄子出来写二姨，这本传记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人比我知道更多”。其实这些传记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即存在一个简单的二分，昆汀·贝尔的传记树立了一个基本的叙事逻辑，你在里面找到的是她的生活，真的是在写他的二姨，她喜欢什么、她的成长经历等，但是作为作家的层面涉足不多。后来的评论家会讲非常刻薄的话，但是这不只针对伍尔夫，在很多女作家的传记里面，传主只有脖子以下的部分，她知识生活的部分完全不被涉及。戈登也是在修正这一点，她讲述的是一个作家诞生的故事，伍尔夫是怎么样从很小的时候因父母和姐姐连续离世导致精神崩溃的少女，最后变成一个可以直面世界的作家。
昆汀·贝尔著《弗吉尼亚·伍尔夫传》端木异：戈登花了大量的篇幅写伍尔夫早年的作品，她1882年出生，妈妈在她13岁的时候去世，她的大姐相当于代理妈妈，在她15岁的时候去世，接下来在她2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她人生的前半段面临着人生和家庭关系里最重要的人不断地去世的局面，这也影响着她的创作和写作。
伍尔夫很多早年的作品和资料很多人都不太会注意，也相对冷门，戈登她都一一加以细读。伍尔夫的声名在1930年代已经开始下降了，今天我们把她作为女性主义者和作家，其实是受到美国第二浪女性主义运动的挖掘和影响，也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伍尔夫的地位开始重新上升，并且在七八十年代发生了非常激烈的论战，包括前面提到的昆汀·贝尔的传记，出版之后引起女性主义者和伍尔夫研究者跟他“打架”，这场笔战拉锯了二十年，一直没有争论出结果。因为昆汀·贝尔是英国人，有一种英国男性的保守主义态度，在昆汀·贝尔的传记里面会发现，他甚至不认为伍尔夫是什么女性主义先驱，也不认为她有什么政治思想，他不承认这件事。比如说，女性主义者们把伍尔夫的《三枚金币》视为女性主义读本，而昆汀却认为这个作品里对女性的捍卫是基于一种对外部社会过时的理解。
在大西洋彼岸的那些美国女性主义者们，她们重新发掘和解读伍尔夫的作品，不但认为伍尔夫有作为女性主义先驱的一面，还有政治上非常激进的一面，甚至她们认为伍尔夫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面，这简直把昆汀·贝尔气得暴跳如雷，“我比你们懂我二姨，我二姨不可能是这样一个对政治很狂热的人”，他引用了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的话，说伍尔夫是“活着的人中最不具有政治性的动物”。但伍尔夫出版的大量书信、日记、回忆录里，都能找到她积极参与妇女运动和讨论政治的部分。在长达二十年的论战中，昆汀·贝尔作为伍尔夫家人有伍尔夫的文献版权，他把家书、通信都亮出来，一条一条证明伍尔夫就是一个深居闺中的人，不是一个热衷政治、投身女性主义运动的人，反而与之保持着距离。哪怕伍尔夫本人在1916年1月23日写信给当时劳动妇女协会工作的玛格丽特说，“我变成一个越来越坚定的女性主义者了。”昆汀仍认为伍尔夫表面上保持着对女性主义运动的热心，却不代表真正的投入和赞许。而伍尔夫研究者们则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解读，比如简·马库斯教授，她引用了大量女性主义经典来证明，伍尔夫身边男性家属们眼中的伍尔夫，和女性主义批评家眼中的伍尔夫，能有多大的差别。在这些英国男性批评家眼中，伍尔夫是个政治绝缘体，虽然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但并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和思想。而这些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伍尔夫周围这些男性在刻意掩盖伍尔夫政治性的一部分，事实上伍尔夫不但热心参与女性主义运动，作品中传递女性主义思想，还受到很多女性的影响，越发自觉地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思考。由于当时很多伍尔夫的文献没有完全公开，特别是伍尔夫早期的很多日记等等，研究者都无法涉足，所以这场论战最后的结论未定。但是，昆汀·贝尔至少最后不得不在这一点上低了头，他松口承认伍尔夫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这两方的论战很有趣，一方牢牢占据了文献优势，另外一方牢牢占据了文本优势，他们就在此基础上拉扯了二十年，1980年代时发展到了极其激烈的程度，很多文艺批评杂志看热闹不嫌事大，这边登昆汀·贝尔，那边就登伍尔夫研究者的反驳。实际上，这些论战撕开了很多对伍尔夫的刻板印象，甚至揭露出伍尔夫较为激进的思想，正如昆汀·贝尔的论敌、简·马库斯教授所宣称的那样，“还我们一个真正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肖一之：这个论战爆发最重要的背景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版伍尔夫的书信集，在那个时候才出版的重要原因非常简单，就是相关的重要人士基本上已经死光了，不再可能会涉及隐私问题。
昆汀·贝尔和研究者的论战展开的背景也是因为这些生平材料开始出现，大家都有机会阐释它了，这一点也蛮英国人的，昆汀·贝尔吵架气得不行，给美国研究伍尔夫的学者起了一个绰号叫“lupine”，这个词是源自拉丁文的形容词，意思是像狼一样的。这是一个文字游戏，伍尔夫随了老公的姓，他们的姓氏英文就是“Woolf”，比狼wolf多一个“o”，而昆汀·贝尔说那帮研究伍尔夫的人才是狼，给他们起了这样一个绰号。这里面的纷争有各种不一样的说法，在伍尔夫去世之后，她的丈夫和男性亲属们竭力在做的事情就是维护她的声誉。在20世纪早期的社会语境里面维护伍尔夫的声誉，就会把她变得越来越狭窄和保守。
伍尔夫是一个很活泼的人，戈登在书里写到伍尔夫在朋友中间、在她的书信中其实是一个非常擅长表演的人，有点“人来疯”，在朋友中间她很乐意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如果她的小说写作是非常精挑细选和仔细琢磨的谋篇布局的写法，那么她的书信是纯表演的，除了日常的交流必要的信息之外，她会在书信里面用非常表演的性质来写，她的书信集特别好玩。
端木异：所以有一些研究者觉得读她的书信和日记比读她本人的文学作品还要令人快乐，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为了做这个读书会，还重新翻了一遍昆汀·贝尔那本书，其中确实梳理补充了很多伍尔夫家庭成员和背景构成，前面一大半都是人物关系之类的。不过除了这本书，伍尔夫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传记是赫敏·李写的大部头，巨细无遗，《时时刻刻》的作者也参考了这本书，目前还没有中译本。所以要讨论伍尔夫的传记和形象写作的话，除了作品、书信、日记、回忆录、各种传记，还牵涉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那些成员们彼此错综复杂的关系，阅读量非常大，就是一个阅读马拉松。
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肖一之：伍尔夫和他们那一代人确实是很迷人的一代，20世纪开头的那一代人。过了100年他们有很多的经历刚好可以跟我们对上，两个世纪开头的一拨人有很多共同的话可以在一起讲。回到今天的主题，更重要的是伍尔夫在20世纪头上对女性的处境和境遇做了很多辛辣但到位的描述，在她最著名的那本《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一个预期和召唤，女性的进步现在开始了，100年后看看这件事会变成什么样。还有3年就是《一间自己的房间》的100周年了，到时候看看100年的预言实现了多少。
端木异：伍尔夫在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做了一个预算，女人需要独立的话，除了需要有一间自己独立的房间，还需要有一年500镑的收入。伍尔夫1912年和丈夫结婚，她的丈夫伦纳德是剑桥毕业，在锡兰（现斯里兰卡）为英国政府工作，辞职回国向伍尔夫求婚，伍尔夫之前拒绝了很多求爱者，但是答应了伦纳德。伦纳德当时并不富裕，而伍尔夫有一笔遗产，她的父母全部去世后给她留下了9000英镑，然后每年会有400镑到她的账上。昨天我特意找了一位在英国居住时间很久、也比较熟悉当地情况的经济学家朋友算了一下，那个时候英国还是金本位，1910年的9000英镑用贵金属折价的话，现在大概价值330万英镑。请注意，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这种换算并不完全准确，只能算个大概，特别是这一两年贵金属上涨，用通货膨胀率计算，现在大概值145万英镑。在1910年的布鲁姆斯伯里，9000英镑可以买一栋独门独户的大房子，便宜一点的公寓大概可以买五到六套。那时候很少有专门建的公寓，一般把大房子隔成好多套，可以租出去。事实上伍尔夫和她姐姐凡内莎当时就和包括后来成为伍尔夫丈夫的伦纳德在内，一群人合住在一起。包括她后面一直住的蒙克屋（monks house），在东苏塞克斯，1919年以700英镑和她的丈夫一起买下来之后，她丈夫1969年去世前都一直住在那里，之前的房子大概也有出租。她在演说中也曾经提到过，她承认自己实现女性经济独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有遗产，她40多岁已经出版5本书的情况下，都没办法完全依靠收入来养活自己。
肖一之：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提出的500镑一年的年收入，其实是一个中层职员的年收入，也就是你可以养一家人，并且家里是有佣人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不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就是不用担心吃喝的状态。伍尔夫在她写这本书的年代，她自己的年收入就是这样的状况，他们家的收入加写作的收入叠到一起。她和她丈夫一起开了一个出版社，自己学排印，自己拣字、排版，用小型手压印刷机在家印刷，最开始的时候纯粹是一个手工的工厂，后来印量大了放到后面的印刷厂帮他们印。她丈夫算过一笔账，他们主要的作品就是伍尔夫的作品，到了1930年代末出版社每年有几千镑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生活得舒服一点完全没问题。
刚刚提到了伍尔夫丈夫的故事，她丈夫跟她求婚为了她回来，其实不是为了她放弃了他的工作，是他本来也不想干了。他在剑桥毕业去斯里兰卡当帝国公务员，有一个可以参照的人物是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根本就没念大学，奥威尔的全家就是世世代代给英帝国打工的，他爸爸是警察局长，他在英国高中毕业就跑去给帝国殖民系统打工了，在缅甸当一个地区的警长，他在那里很快就受够了英帝国的一切，整套帝国系统非常荒谬，他想跑，伦纳德也是一样。伦纳德的剑桥同学利顿·斯特雷奇1909年向伍尔夫求过婚，求完婚之后就后悔了，伍尔夫也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很合适，反正就是算了，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利顿·斯特雷奇扭头就给自己的好朋友伦纳德写了封信，说我觉得我不太行，我觉得你可以，要不然你来。伦纳德的求婚的故事其实是这样，他们之前当然都认识，都在一个社交圈里头。伦纳德求婚，伍尔夫接受，两个人开始共同生活，但是后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伍尔夫和伦纳德用两个人互相追求最后结婚的这段经历各自写了一本书，各自表述了一遍。第一本是伍尔夫的《夜与日》，《夜与日》的写作手法相对比较传统，是她的早期作品，基于伦敦生活，里头的一些故事是根据她和伦纳德他们那一圈人的城市经验写作的。伦纳德自己写过一本小说叫《聪明的处女》，这个题目就是写给伍尔夫的。
伦纳德·伍尔夫《聪明的处女》英文书封端木异：出版社还建议过他改名，编辑觉得“处女”这个词不大好，建议改成“未结婚的女人”，感觉是不是会好一点，伦纳德他没改，仍然坚持使用了这个原名。他们虽然在一边通信、互相写情书，看着感情好得不得了，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人已经在开始拿对方作为原型来开始创作自己的小说了。作为当事人的伍尔夫本人最初没有读过这个小说，她完全不知道这个小说把自己写成了什么样，结果后面读了这本书的书稿之后，没过多久她的抑郁症就发作了。所以，这个事情也是研究者们吵得非常厉害的文学史事件。
肖一之： 她和伦纳德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一个蛮大的公案。戈登其实也提到了，他们两个人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就是互相给对方起外号，他们之间起的外号都是动物。所以他们有非常亲密的一面。但伦纳德跟伍尔夫之间有一个后面的人吵得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伦纳德·伍尔夫是一个犹太人，这个问题就是伍尔夫到底是不是歧视犹太人、伍尔夫是不是反犹。有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他们俩婚礼上面伦纳德的妈妈是没有出席的。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作家的《伍尔夫传》里头，她就拿这个作为证据斩钉截铁地说，伍尔夫是存在反犹的问题的，但是其他的人会给出更多、更复杂的答案。另外一位著名的犹太人，以塞亚·伯林有一本书叫《个人印象》，他在那本书里记载了他见过的各种各样的人，他就写了他见过伍尔夫，他在牛津工作，是英国大学那个圈子，也会在各种场合碰到伍尔夫。有一次伍尔夫就拉着他跟他说我们犹太人怎么怎么样，因为结婚之后她的身份就是犹太人。这个故事其实有一个比较忧伤的结局，在二战爆发之后，欧洲的事情传到英国，伦纳德和伍尔夫当时有约定，如果德国入侵英国，他们就一起自杀，因为他们觉得犹太人可能在希特勒的德国是活不下去的。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不太好单面向地说她是不是反犹，很复杂，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大家都是复杂的存在。
端木异：除了反犹是很多研究者争论很多次的一个点，还有一个争论点是，伍尔夫到底是不是性冷淡，昆汀·贝尔的传记里强化了这方面有争议的地方。我们在戈登这本传记里能看到一些更符合我们当下时代的判断：“性冷淡”这个词过去是用来批判无法满足男人需求的女人的，因此，它必须受到质疑。以及，伍尔夫在婚姻中间到底有没有和女性出轨，怎么思考她和这些女性之间的关系——它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女性情谊的体现?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因为伍尔夫在婚前就已经和很多女性有一种又像同性恋又不像同性恋的亲密关系和感情，但因为女同性恋其实是很晚才产生关注和进入政治、学术讨论的事情，也和女性主义发生了相当深入的关联，因此这些八卦花边变成了被研究者关注的地方。
伍尔夫《奥兰多》伦纳德跟她求婚之后，伍尔夫也非常坦诚地跟伦纳德说，她从肉体上没有感受到任何吸引力，说白了就是你的肉体对我没有一点性吸引力，所以她被伦纳德使用了“处女”这个词来写作。戈登在传记里讨论了这个词，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这就是指伍尔夫对他的“性冷淡”，戈登说这“只是不依靠男人的独身女人诸多面目中的一面——这部小说称之为‘处女’。”也就是说，这也可能是一个主张自己就是情欲主体的女人。《聪明的处女》这本书，却也因此成为了很多人满足窥私欲望的作品。伍尔夫本人和书里面的卡米拉也就对应了起来。伍尔夫的这种倾向和经历也影响到了她一些被女性主义者关注的作品，比如她在《奥兰多》里面写到了雌雄共体这个事（《奥兰多》里，女主角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她活了很多年），而“雌雄共体”也成了一个女性主义文学讨论伍尔夫的关键词。伍尔夫评论《简·爱》这部作品时，她认为《简·爱》的作者太急于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怒。在论及自己女性气质时，她认为最好的写作应该是一种雌雄共体式的，既有男性的特点，又有女性的特点。她觉得《简·爱》对女性身份的捍卫太不节制，对男性和男权社会的愤怒太过露骨，过于有意识地使用女性的口吻发表意见，“任何一个从事写作的人，若是想到自己的性别那就是毁灭性的”，以至于削弱了它的文学性。这个地方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论。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一本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这本书梳理了英国文学史上很多著名的女性作家，这本书中译本在2012年出版，前两年又重新再版。它里面有一个部分专门讨论伍尔夫的这种雌雄共体文学观，肖瓦尔特提出了一个“逃遁论”来对伍尔夫加以批判。某种程度上，伍尔夫所在的布鲁斯伯里集团的成员们，就是“雌雄共体”式生活方式的践行者。但肖瓦尔特认为，伍尔夫过于浪漫化和神秘化了自己的很多生命里的经历，她认为这种“雌雄同体”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逃避行为，并没有真正实现过，伍尔夫的一辈子都在和女性特有的一些亏欠感、愧疚感做斗争，在自己生存的困境中挣扎。她的姐姐凡内莎保持着一种开放心态，不会把自己和任何一个男人捆绑。她本人又因为自己可能有性冷淡，或者有这方面一些情绪焦虑，所以她就是要通过雌雄共体的提法，保持一种超然和冷静，来战略性地逃避自己的女性焦虑，以此撤退和回避讨论自己并不符合那个时代对完美女性的要求和想象的冲突。这也引发了一场文学论战，一场撕了很久的恶战。反驳肖瓦尔特这本书的作者是挪威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托莉·莫伊，她就直接用了个大标题，这个标题在整个1980年代都非常有名，就叫“谁在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
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戈登也讨论了“雌雄同体”，戈登坦率地认为“雌雄共体”这个东西在伍尔夫的作品中没有很重要。她还引用了安吉拉·卡特，认为《奥兰多》这部作品不过是一种对贵族的阿谀奉承（指伍尔夫对她来自上流社会的女性情人薇塔的过分恭维），甚至认为因为伍尔夫在婚后跟薇塔的情感关系其实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更肉欲。
肖一之：我补充几点。第一个就是伍尔夫跟她丈夫的婚姻肯定两个人都不是性冷淡的，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随着她书信后来出来了之后，可以在书信里确认。这个问题最开始在于编辑都是他们的家人和后代，最开始第一版书信集的编辑其实是昆汀他老婆。因为是家里的长辈，很多细节他们是不会放出来，或者是直接删掉，出版出来的，都是删减版。这件事情后来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伦纳德不让伍尔夫生孩子？用医生的建议说因为她的精神状况不稳定，所以最后他们没有孩子。这个会变成现在大家在讨论或者在争论的焦点，变成了在这个婚姻关系里头，我们是不是又看到了一个丈夫替妻子做主的故事。比较麻烦的是同样材料大家都有不同的阐述，没办法给一个明确的结论。
第二个就是关于伍尔夫自己。她提出来的雌雄同体，包括引发的争论里头其实这个脉络会更复杂。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包括整场辩论当中提出的这些观点，其实是在当时的语境里头有牵扯到更大的问题。简单总结一下，肖瓦尔特其实代表的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立场，她对伍尔夫和以伍尔夫为代表的现代主义都非常不赞同。她要的就是这个文学作品直接以现实主义的说法表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她为什么会说包括雌雄共体，包括《一间自己的房间》在她那里她会觉得伍尔夫是在逃避，因为她没有耐心去读伍尔夫的修辞，她觉得这个修辞是一个纯粹的防御性的表演，这个修辞本身没有意义。伍尔夫的修辞当然是重要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可能是世界上最好总结的书之一，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女性和小说创作，她给的答案就是如果一个女性想要写小说，她需要一年500英镑的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开篇第二页你就可以找到这个答案，剩下的100多页都是在干什么？就是通过她的修辞从各个角度论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论战的另一方是托莉·莫伊，她是美国杜克大学的教授，莫伊那个论点跟肖瓦尔特两个人来回扯了好多好多遍，但最后大家其实更愿意接受的是莫伊这个态度。就现在的伍尔夫学者而言，大家会更接受一个更复杂的伍尔夫。对于更早一代的学者来说，大家可能会更愿意找到一个模范，尤其是肖瓦尔特那本书，她想找的是一个女性写作的脉络，她是在树立自己的模范的传统。所以如果不太符合她那些范式的东西，她就会把它拿出来做一个批判，但其实可能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
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雌雄同体这点我其实也非常同意戈登说的那句话，这个概念在《一间自己房间》里头有一个明确登场的时刻，但是在她其他的作品里面很少能够找到，除非到了《奥兰多》。但其实《奥兰多》又是很多作者和很多评论者都会觉得很好玩儿、但是在伍尔夫的作品序列当中未必有那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奥兰多》其实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她写给自己的情人女友的游戏之作，因为这本书的背景其实是维塔·萨克维尔的家族史，她写了一个从文艺复兴16、17世纪到20世纪的一个虚构人物，是男的活着活着变成了女的这样一个大脉络串起来的一个历史叙事。但是在这个历史叙事当中，伍尔夫更多的是以萨克维尔家族史作为一个呈现，而不像她的另外一本书《岁月》。《岁月》是有意识地讲述一代一代现代女性的代际故事，讲我们是怎么样到达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提到伍尔夫，基本上自动会对应上女性主义。这的确是伍尔夫重新进入大家视野的契机。作为一个现代作家而言，虽然可能在1930年代的时候，伍尔夫会被视作现代主义的首席女祭司，但其实大概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伍尔夫在文学世界里头会被视作已经有点过时的，不至于没有人读，但是已经被视作是上一代的东西。
可以作为参考的是狄更斯，其实在1950年代的时候，哪怕是在同样英文世界的美国，狄更斯的作品其实除了特定几本之外，其他都是很难买到。我的一个老师，他1960年代在哈佛念博士，他说他们那时候在哈佛会有些狄更斯的作品是需要直接写信去英国订购，因为在美国买不到。狄更斯的声望都可以跌到这个地步，伍尔夫也一样，因为按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品位，现代主义基本上被认定为终结于40年代末，就是所谓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顶峰在那时候终结，后面50年代的文学品位跟他们截然不同，所以伍尔夫的文学声望差不多是到了最低点。
直到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大家会发现你在读伍尔夫的任何作品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把她和女性这个事情分开来的。为什么昆汀·贝尔在打一场必输的仗？因为你不需要拿伍尔夫书信，你只要看伍尔夫的作品。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流行文化判定原则，就是判断这个书它到底够不够女性主义，你其实要看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则，这里头是不是有超过一个的女性角色，如果有超过一个的女性角色，当这些女性角色互动和说话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聊除了男人之外的话题？这个观点的源头其实是伍尔夫。这是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头提出来的，那个地方的修辞表演特别好玩，《一间自己的房间》是用她的讲座修改的，可以想象这个主讲人讲到一半就悄悄问大家，我现在讲一件事情，我要先确认一下，大家看一下后面的窗帘有没有男人藏在那里。因为她的那个讲座是在剑桥的女子学院讲的，她说没有男人的话我就可以说，因为这个小说里头有一句话，小说的两个女主人公，一个叫克洛伊，一个叫奥利维亚，这句话叫“克洛伊喜欢奥利维亚”。两个女性角色，她们有着直接的交往和纯女性的友谊她们之间的关系不需要有一个男性的中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端木异：这个在法则电影当中被称作贝克德尔测试，像《好东西》那个电影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说它完美通过了贝克德尔测试，这里面男性甚至是附庸，男性甚至会主动认领这个工具人角色，说我们只是她的工具。但是我们很少会在影视文艺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也成为了一个标准。甚至还有一个网站叫做贝克德尔测试网站，公布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流行电影、好莱坞电影等，这些电影中间有哪些电影是真正可以说是做到了女性含量标准。通过这个标准的未必是好作品，但没通过的作品，女性主义含量可能是要被质疑的。
肖一之： 伍尔夫发表演说还有一个文化背景。1927年英国还出过一件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会被视作第一部女同性恋小说的《孤独之井》在那时候出版，引起了一些文化风潮，然后被人告上了法庭，说它伤风败俗。当时计划找专家给这本书辩论和作证，论证它到底是一个文学作品，还是一个伤风败俗的作品。他们就找到了伍尔夫，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其他的变动她没有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如果她去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伍尔夫非常明确的女性主义的法庭表述。但是这个事情闹得非常大，所以在伍尔夫1928年做这个讲座的时候，当她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下面的观众其实都知道她想暗示什么，那就是我们说的超友谊关系。
《思考就是我的抵抗：伍尔夫日记选》伍尔夫写《一间自己的房间》的一个动因或者说对话的对象是上一辈的作家阿诺德·本内特。本内特当时写了一本讨论女性的书，里头讨论出来的各种结论，其中有一条就是女性天生在知识水平上永远赶不上男性的。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头狠狠讽刺的就是这个立场。在伍尔夫看来，女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就是智识生活。她在日记里头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去年中信出的那本“日记选”就用它做的题目，叫做《思考就是我的抵抗》。
再回到理性主义的批判维度上，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些，她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事情。有一个词叫做“家中天使”。这是一个19世纪的概念，它是十九世纪的一首诗，首先是个男的写的，然后告诉这个女性，你们要做到的目标就好像是家中天使，你要把家里的一切都做好，男的下班回家的时候你要抚慰他的心灵和身体，你要捍卫这个家庭，你要纯真，类似这样一整套话语。
这套东西在19世纪就存在，谁最开始把它变成了一个批判的法则，就是伍尔夫。她有一篇文章叫《女性的职业》，里头有一个非常详尽的描述。她说我在想要写东西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鬼影一直在背后看着我，它一直不停地在跟我说你应该这样做你该这样做，它非常优雅地跟我说，你不要反对，你不要愤怒太多，你要纯洁。有一个这样的声音在背后，她就说这个声音就是19世纪的家中天使。她在这篇文章里面有非常激进的发言，她为20世纪初的女性发言，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你杀掉它或者被它杀掉，这篇文章里她自己的选择就是我要杀掉她，要不然她就杀掉我。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玩的题目，就是讲伍尔夫和19世纪的关系。我稍微解释一下，虽然她出生在1882年，但是在英国文学史上的19世纪作为一个历史断代，我们会把它放得比较长，它是一个起自法国大革命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漫长时期。在帝国驱动下，在男的要有男子气概、女的要当家中天使这样的一个社会话语下，伍尔夫是在这个时代出生的。所以，她的很多写作对话的对象其实是来自这个时代的思维和思想。她很多会让我们觉得可能过激或者不够激进的态度的原因其实是在于她对话的东西是上一代的人。
伍尔夫《到灯塔去》这反映到她的小说写作当中是什么？《到灯塔去》里头的两位女性主角，一个是以她的母亲为原型写的拉姆齐夫人，看起来是一个传统女性，她要负责一大家人的吃喝拉撒，要组织各种活动，要体贴入微地观察到所有人的情感需求。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她一直在做情感劳动，这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女主人公是她的一个朋友，独身的女性，叫做莉莉·布里斯科。她的职业追求是画画，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很出名的画家，她就是单纯在画而已。这本书基本上前半部分的重心是在拉姆齐夫人身上，拉姆齐夫人中间会死，第二部分就落在莉丽·布里斯科身上。
在对《到灯塔去》的早期的评论当中，评论家们都会注重拉姆齐夫人，觉得拉姆齐夫人身上是体现了伍尔夫所谓的女性特质。伍尔夫的确是不会回避女性特质的，在她讲述的女性写作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她不觉得女性和男性之间是要被拉平的，差别是存在的，这个差别是对伍尔夫来说可以是正向的，就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的不一样，所以会让女性看到男性看不到的东西，用男性做不到的方法来写作。
但是最近的评论家可能会把视角都放到第二部分的莉莉·布里斯科身上，因为她更像我们现在的独立女性的样子，追求自己的事业，不管这种所谓的家庭责任，就是放弃家庭责任或者放弃这种社会加在年轻女性身上的责任。比如说，在宴会的时候，你旁边的这位年轻的男性明显忍不住，他非常想要炫耀一下，但是莉莉·布里斯科不会去给他开这个话头，她是这样一个角色。
端木异：刚才肖老师说到在那个年代他们认为女性的知识和能力都是要低人一头。在这件事情上面，伍尔夫、乔治·艾略特、玛丽·雪莱，还有沃斯通克拉夫特，她们在女性主义思想方面其实都保持了一种一致性。因为在她们那个时代，几乎大家都认为女性不应该有智识方面的追求，女子无才便是德，外国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早年的先驱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她在推进女性教育方面写了很多书，甚至还给她女儿写了怎么教育她的女儿，甚至是自己开办学校教课。而玛丽·雪莱作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她就很好地继承了她母亲的这个观点，她从小就读她妈妈的书长大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个人，她本身出生在底层，受教育完全是靠自学。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女性全部都靠自学。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玛丽·雪莱都是自学，甚至玛丽·雪莱跟雪莱在一起，其中一个吸引她的地方就是雪莱懂希腊语和古典文学，可以给她讲解那些古典名著。
这和伍尔夫也很像，伍尔夫也是自学，而她的哥哥托比（Thoby）却可以上顶尖学校。作为一个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女生，从小她父亲就同意让她随便读家里的书，敞开让她读。玛丽·雪莱她家也是这样一个风气，书随便看，女孩子都是可以读的。你可以看到这些女性先驱们在年少时都是疯狂阅读、渴望想要汲取这方面的知识，乔治·艾略特以及玛丽·雪莱，还有伍尔夫，她们当时都最痛心的一点就是她们没有办法进入高等学府，像男性一样去学拉丁文、希腊文，这件事情是她们心里永远的痛，因为很多书读不了，靠自学也难以完全追赶。
肖一之：我这里加一个背景。西方的问题本来就很复杂，在英国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历史路线图大概是这样，一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这个事情就不存在。到19世纪晚期，牛津和剑桥分别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子学院，剑桥叫纽纳姆学院，也就是伍尔夫去做《一间自己的房间》的讲座的那个学院。它是在十九世纪晚期成立的，但是最开始招收女学生进去就读的时候，她们是拿不到学位的，拒绝给女性颁发学位。你读完大学可以拿一个证书证明你读过，但是你拿不到学位，但拿不到所谓的学士学位。到20世纪20年代，经过大量的斗争，她们才明确地可以在读完大学后拿到学位。在伍尔夫身上，虽然她全家都在剑桥，但是她没办法进剑桥去念书，没有去接受系统教育。但是她爸爸给了她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教育，她爸爸在她还是十来岁的时候，每天晚上会拿出一段时间来带着她去读希腊语，主要是古希腊语的作家，所以伍尔夫在这方面接受了一些训练，但是比起在大学花3年做全套训练的人来说，她肯定一直都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是不足的，如果给她一个机会，她肯定是可以做得更好。
端木异：这就是为什么女性进入古典学开始正式学习希腊语，是一件突破。从1960年代一直到今天，很多对女性主义运动不屑一顾的男性知识分子都喜欢在掐架时咬文嚼字、论证说这些女性主义者们没文化、文章里弄出很多误解，毕竟没有读过也没法理解这些古典学和文化里精深的东西。比如说history改成herstory，这是对词源的误读和误解，并以此削弱女性主义者的很多论证。好在今天，也有非常多的女性古典学者和历史学者来加入到这样的论战里了。
肖一之：在伍尔夫的写作当中，对于思想性的推崇，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伍尔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训练，在她成为著名作家之前，她其实写过很多匿名的媒体稿，她给英国最著名的书评之一《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书评，写了应该有差不多20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伍尔夫每个星期必须写一篇书评。
端木异：我觉得那些书评超级好看。因为是面向大众，所以非常适合作为伍尔夫作品阅读的入门推荐书。
伍尔夫《普通读者》肖一之：对，后面有一些结集出版，但是没有出到《普通读者》的序列里头，有一部分在《普通读者》里头，但有一些是没有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报刊都是不署名的，都是匿名的，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哪些是伍尔夫写的，除了他们《泰晤士报》当时的编辑，只有那个编辑知道我是在给谁发邀约，我的钱要给谁。
所以，伍尔夫的大量作品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和男作家是在同一条线上，大家一起赛跑，她评论的作品和她的写作的质量一开始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好玩的是，2019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出版社，他们跑回自己的库里，真的回去查记录，一条一条去找哪些是早期的伍尔夫写的。他们把这些之前从来没有结过集的文章，重新出版，叫Genius and Ink。所以当时有一个笑话，老作家伍尔夫又出了本新书。
但就是在这样一些写作训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伍尔夫知识的锐利。因为她是这样一个对知识有非常锐利感知的人，你可以想象当她能够看到其他的女性被剥夺的状态的时候，她的愤怒。所以在伍尔夫的写作当中再找一个关键词，其实是愤怒。虽然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头会说写《简·爱》夏洛蒂·勃朗特写得太直接了。但其实那本书自己就很愤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头构建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愤怒故事之一，让我们假设莎士比亚有个妹妹，这是她虚构的，就是莎士比亚这个妹妹，从天资来说她跟莎士比亚一模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下，作为一个女性，所以她得不到所有她可能得到的机会，她永远出不了头。
所以在伍尔夫这里，如果我们要说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站在哪些非常明确的立场上，对知识的追求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端木异：说到匿名，其实当时伍尔夫也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她说文学史上很大一部分匿名写作者其实都是女性，这件事情在她自己身上就得到了很大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