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党史钩沉】

  中央苏区时期，面对国民党军队频繁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经济封锁的战争环境，我们党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地建设起一支专业的无线电人才队伍，初步构建起中央苏区安全、高效的无线电通讯联络方式，为中央苏区内外联络和反“围剿”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技术保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回顾中央苏区时期无线电人才队伍建设的艰辛历程，总结我们党早期无线电通讯工作发展经验，仍具有启示意义。

  中央苏区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交通极其不便，因此，建立高效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尤为重要。但是，当时中央苏区经济基础和工业发展十分薄弱，无线电专业人才稀缺，国民党军队又不断发动军事“围剿”并实施严密经济封锁，这些都给中央苏区无线电通讯的建立带来极大困难。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克服重重阻力，打造出一支专业化的无线电人才队伍，建立起中央苏区无线电通讯联络。

  大致来说，中央苏区无线电人才主要来源于党中央选派、中央苏区培养以及国民党军队人员改造转化等途径。

  一部分人员在上海和莫斯科培养后，由党中央选派至中央苏区。这部分人员虽然数量不多，但对党的无线电事业贡献很大。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党组织转入秘密状态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建立，为了实现对全国各大城市党的地下组织和分散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与及时联系，党中央于1928年夏天开始在苏联和上海挑选优秀党员、团员学习无线电技术，并将一部分学成人员送往中央苏区。1931年春天，为了方便上海和中央苏区联络，党中央选派无线电技术人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赶赴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党中央又增派朱邦英、周德元、徐萍、周贵昆、王逸群等来到中央苏区。1933年3月，为了充实中央苏区无线电人才队伍，中央又将罗若遐（后改名岳夏）、安若恒（后改名石痕）二人派往中央苏区。他们到达中央苏区后，都成为无线电技术骨干人员，为中央苏区无线电通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部分为从国民党军队中教育转化而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1930年12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大获全胜，红一方面军在永丰龙岗全歼国民党第十八师，缴获第十八师师部电台，俘虏了配属该师的国民党交通兵团无线电第一大队第五分队队长李仁忠（后改名李三毛），报务员王诤（原名吴人鉴）、吴如生（原名罗世镕）、韦文宫(原名韩依冠），机务员刘盛炳，文书李家驹，架线班长李国梁和两名架线员及“借读”人员刘寅（原名刘达瑞）等一批通讯技术人员。经过教育改造，他们成了中央苏区第一批无线电通讯人才。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又俘虏了沈毅力、朱虚之、陈宗泰、朱道松等一批国民党军队无线电技术人员，后都加入红军，成为中央苏区无线电技术人才。1931年12月，配有8部电台、40多名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包括工程师刘光甫，报务人员海凤阁、张国栋、荆振昌等，机务人员李华亭、李启明、王有为等在内的许多技术人员参加了红军，进一步壮大了中央苏区无线电人才队伍。

  另有相当数量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由中央苏区培训培养。相比较而言，前述技术人员虽属骨干，但数量有限，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革命事业需要，因此，中央苏区克服困难，开办训练班，大力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1931年2月初，中央苏区在宁都小布开办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无线电队队长王诤、政治委员冯文彬为培训班负责人。学员有胡立教、李赤华、李建华、曹丹辉、钟贞一等12人，均是从各军选调的文化素养高、政治素质好的优秀青年，其中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在于都县开办了第二期训练班，有邹毕兆、郑执中、欧阳枫等学员20多人。宁都起义后，在福建长汀开办了第三期训练班，有刘士庆、钱江等学员30多人。1932年，中央苏区在瑞金专门成立了红军通信学校，刘光甫任校长，曾三任政委。1934年，红军通信学校学员达1000多人，为我们党培训培养了一大批无线电人才。

  这一时期，我们党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络，这为中央苏区收集了解外部信息、进行内外联络，助力红军对敌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抄收新闻，了解国际国内信息。1930年12月，缴获的电台发报机被砸坏，只剩下收报机可以正常使用。1931年1月，从谭道源部队又缴获一部完整电台。仅靠这“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络，于是就利用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的新闻，编成新闻参考资料，供党中央、红军领导参阅。当时苏区消息十分闭塞，有了电台后局面得以改善。从此，每天利用电台抄收新闻，便成了无线电通讯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同志曾称赞道：“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开了眼界。”

  开展技术侦查，及时了解敌情，掌握战争主动。当时，国民党军电台在通报中常用简语交流，从国民党军队中教育转化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非常了解国民党军队电台呼号，可以很容易地利用电台掌握敌军番号、分布、意图以及行军时间、地点等，发挥了技术侦察兵作用。电台成了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和“秘密武器”。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场胜仗，就因中央红军从敌人电报中获得公秉藩部队的行动计划，从而很快消灭了敌人。1931年7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后不久，我党电台就收听到何应钦发给各路敌军的急电，知悉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和兵力部署，红军遂根据东南北三面受敌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莲塘、良村、黄陂地区实行突击，取得了三战三捷。

  加强与党中央及其他根据地联络。1931年春，伍云甫、曾三、涂作潮来到中央苏区，但因没有大功率电台，未能建立起无线电联络。1931年5月，红军从公秉藩部缴获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中央苏区很快于8月与上海党中央建立了无线电通讯。从此，党中央指示就可以随时通过无线电联络迅速传达到中央苏区，大大缩短了联络所需时间。不久，中央苏区与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也建立了无线电联络，大大便利和加强了各苏区的相互配合。

  畅通部队联络和指令。中央苏区无线电通讯联络建立后，王诤、伍云甫、涂作潮等携带从谭道源部缴获的电台跟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刘寅、曾三等携带从公秉藩部缴获的电台留在后方，前后方开始有了无线电通讯。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尤其是在宁都暴动后，红军有了更多的电台，几乎每个军都配备了电台，建立了更为便捷及时的无线电联络。从第二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时间转换很快，当时第三军团驻扎在建宁、黎川、泰宁一带，与第一军团距离较远。国民党军发动第三次“围剿”后，第一军团立即通过电台通知第三军团向瑞金、兴国一带靠拢集结。红军通过无线电联络迅速集结力量，成功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总之，无线电通讯网络建立后，部队下达指令更为迅捷，联络更加便利。

  中央苏区无线电通讯的建立与发展表明，人才是事业开创的重要基础。中央苏区党组织、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无线电人才队伍建设并对他们加以特别关照。朱德同志几乎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电台室与同志们交流思想，杨立三看到电台人员晚上睡在稻草上，就把他的大红毯子拿出来供大家使用。为了照顾电台人员的生活，中央苏区专门出台制度，在生活上给予无线电技术人员特殊照顾。比如，红军战士没有津贴，特意给无线电技术人员发放津贴，晚上值班还发放夜餐费。第二次反“围剿”前夕，无线电技术人员对组织的特殊待遇过意不去，联名写信请求免发技术津贴。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的左权亲笔复函，表扬了他们这种精神，同时说明对待技术人员在生活上应有所照顾，后来只是把津贴酌减了一些。这些激励和保障机制，极大地激发了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工作和革命热情，努力为中央苏区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王旭宽，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主任、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苏区人民民主实践及当代启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