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明

　　知名主持人欧阳夏丹在《跟着欧阳夏丹游东平》中曾声情并茂地解读中国古代第一坝“戴村坝”,用“有方法、有智慧、有美景”三个“绝了”,赞扬明代初年修建的山东东平戴村坝取材用材、精准定位,堪称“戴坝虎啸”的美景。

　　“南都北戴”,戴村坝与“都江堰”齐名。它始建于明永乐九年(1411),已有六百多年的沧桑历史,拦蓄分流功能依然威力巨大。当年它修建的目的,主要是拦蓄大汶河水,使趋南旺,以济运道,其功能等同于人之“心脏”,故戴村坝被誉为“运河之心”。由于戴村坝引汶济运的枢纽作用,保障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漕运畅通。

　　元朝定都北京(元大都)时,为解决漕运难题,特意开凿了从张秋到临清的一段河道,名会通河。但这条运河投入使用后,却发现有个悲催大坑:会通河河道中间地势恰好高出一块,河道说断流就断流。待到明朝开国后,为这条河道动用了不少人力、物力,却依然没有修好。倘若狠心舍弃,会有严重水灾隐患。大明要想迁都成功,就要先解决这个烂尾工程。工部尚书宋礼接盘了这个大坑,一开始栽得很惨:16.5万民工掘地三尺,却该堵照样堵。着急上火的宋礼三顾茅庐,问计于白英老人,经过沿河民夫百姓集思广益,终于脑洞大开:翻不过这个河道,那就给它灌水!

　　于是,人类水利史上一个空前创意诞生了:宋礼在山东东平戴村坝筑坝,把滔滔汶水引入会通河,汹涌而来的激流,轻松翻过了先前叫人抓狂的河道高地。宋礼趁热打铁,又在会通河周围修了38处水闸,专门调控流量。曾经烂尾的会通河一下畅通无阻,以每年四百万石以上的航运能力,扛起了京杭大运河漕运物流大旗。甚至到了几百年后,这套明朝留下来的强大水利操控系统,仍让来访的欧洲人惊掉下巴。康熙年间来华的荷兰使团,一开始坚决不相信这段运河的设计思路,还好奇地扔下木棍试探水流,结果清一色地服气。乾隆年间来华的马噶尔尼使团,也对会通河的水闸啧啧称羡:“和欧洲水闸不一样,它的水门构造非常简单,容易控制,修理起来也非常方便。”

　　《明史》详细记载了明初疏浚大运河的这段历史:受朝廷派遣治理运河的工部尚书宋礼等采纳了汶上民间治水专家白英提出的“引汶绝济”的建议,破元代罡城坝,使汶水西行,至汶水下游的戴村附近拦河筑坝,遏汶水入小汶河南流,“使趋南旺,以济运道”。戴村坝的建设使用了堪称如今“钢筋混凝土”的技术,将柏树木头表面烧至碳化后作为“钢筋”,再在木头之间浇筑黏性灰土,打桩筑坝,坝上巨大的石料间则用一个一个的铁扣相连,用糯米汁和杨树汁搅拌浇筑,把大坝锁为一体。

　　六百多年的戴村坝经历了6次大修,至今仍十分坚固。尤其是2001年8月,大汶河突发历史上最大洪水,戴村坝乱石坝部分被冲毁,山东黄河河务局、东平湖管理局组织专家对修复戴村坝工程反复论证,确定了“保护历史古迹,恢复工程原貌”的总体原则。戴村坝修复工程自2002年4月13日开工,2003年8月18日完成主体工程,具备了拦水缓流功能。8月下旬,大汶河洪水如约而至,壮观的激流如飞瀑而下,隆隆的水声在耳边轰鸣,戴村古坝巍然屹立,至今安澜无恙。

　　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认为,“历史上黄、运之间就产生了长期割舍不开的关系”“纵观历史,京杭大运河与黄河的关系,可以说既是‘亲家’,又是‘冤家’”。如今,“水势似千龙同舞,涛声似白虎同啸”,戴村坝早已成为全国水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令人心驰神往的黄河和大运河自然文化明珠。

　　(本文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泰安市作协会员,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