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辽宁日报

李海卉

18世纪末，当简·奥斯丁躲在起居室一角偷偷写小说时，万万想不到200多年以后自己会名满天下。生活在英国乡村，偏居一隅的奥斯丁凝眸观察身边的人情世态，提出了人们在此后几个世纪里都不得不面对的人生课题：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究竟什么是所谓幸福？对于个体生存来说，理智与情感哪一个更重要。

今年是简·奥斯丁诞辰250周年，围绕奥斯丁传记和她的《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等作品，加上影视的推波助澜，又掀起了新一轮奥斯丁热。2月，英国电视迷你剧《奥斯丁小姐》开始播放。如今已经两百岁高龄的奥斯丁小说颇有声势地冲入了21世纪的新媒体传播路径。奥斯丁200年以来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小说界的莎士比亚”，已经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奥斯丁身处正在发酵的英式现代“逐利社会”，在变换的时代中，个人幸福应如何把握，她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和人生提示。作为18世纪小说，她前所未有地表达了对个体自我的自觉意识，对金钱势力消解固有社会纽带这一状况的深刻怀疑。

奥斯丁的6部小说犹如六面棱镜，将启蒙运动后期的英国社会折射出万千光彩。《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先生每年1万英镑的收入，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相当于千万富翁，这种精确的数字游戏背后，是新兴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阶层的微妙蚕食。奥斯丁的智慧在于，她将大时代的惊涛骇浪化作茶杯里的风波，当班纳特家的小姐们在舞会上旋转时，她让每个角色在婚姻的天平上称量自己的灵魂。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傲慢与偏见》的第一个中译本，自那以后奥斯丁小说在我国持续热销。奥斯丁被介绍到中国已逾百年，读者喜爱她对人生小情小事的解读。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设置的爱情攻防战，分明带着伊丽莎白与达西斗智的余韵；钱钟书《围城》里的男女在婚姻围城内外徘徊的身影，何尝不是奥斯丁式反讽的东方变奏。

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公馆与奥斯丁笔下的乡绅庄园形成了奇妙的镜像。当伊丽莎白·班纳特在赫特福德郡的橡树林里拒绝达西的求婚时，白流苏正在香港浅水湾的断墙下算计着范柳原的爱情。当玛丽安在德文郡的暴雨中朗诵莎士比亚作品时，葛薇龙在香港的雨季里读着《红楼梦》，文学传统在不同文明的嫁接中结出了异色果实。这种跨越时空的文本共振，揭示着东西方文明对人性困境的共同凝视。

钱钟书在《围城》中塑造的知识分子群像，与奥斯丁的乡绅社会形成了跨世纪的互文。方鸿渐的克莱登大学文凭与柯林斯牧师的自以为是，同样指向着泡沫化的荒诞。奥斯丁的讽刺始终包裹在蜂蜜般的机智里，而钱钟书的讥诮则闪烁着青铜器的冷光。《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太太的神经质，到了《围城》里化作孙柔嘉的工于心计，暴露出不同文化语境下婚姻焦虑的变异形态。耐人寻味的是，当奥斯丁的女主角们通过婚姻实现阶层流动时，方鸿渐们在婚姻围城中陷入了存在主义的困境。

或许正因为奥斯丁始终保持着对人性的精细观察，她的文字才能像不锈的银针，在每个时代刺破浮华表象，挑出照亮生活本质的智慧之光。人该如何守护内心的秩序？这个诞生于工业革命前夜的诘问，在人工智能时代又获得了新的重量。奥斯丁给出的答案是带着尊严的现实主义，张爱玲笔下人物选择了“苍凉的手势”，钱钟书架起了智慧的冷眼镜，这些不同的回答构成了现代性困境的色谱。经典的作品不仅是时代的回声，还是超前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