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安斌

我小的时候有一种痛苦：作文写不出。老师说，写作文并不难，就是把想说的话写出来。可是我们心头涌出来的词汇很多是方言乡音，一个字也写不出。

后来遂产生一种念头：逃离土得掉渣的方言乡音。记得初一刚入学时，班主任张书宝老师在第一次班会上核对各人所交的书本杂费（当时公社中学，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学生缴费标准不一样）。新同学们都使用方言乡音来表达自己的数字：“色块”，而我鼓足勇气用一种类似普通话颤抖着报出了：“十元”，由于当时还不会发翘舌音，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

想逃离方言乡音的远不止我一个。记得一个高中时代的学长，我们到他宿舍去玩，赫然看见他的上床墙壁上贴了一个类似于座右铭的字条：“为洋婆娘而奋斗！”那时农村的男孩子很多早早定亲，对象可能是村里只上过小学甚至没有上过学的姑娘。这位学长也有着这么一位“刘巧珍”（路遥《人生》中高加林的初恋）等着他回去婚配。毫无疑问此时的他已经起了异心。若干年后，作为成功人士的他向我们阐释他当年定义的“洋婆娘”，极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他不自知的是，用来表达“妻子”的“婆娘”一词，恰恰也是我们当地的方言。

上大学后我终于能自由地讲起了“彩色普通话”。“彩色普通话”这个词是我的另外一位高中同学从当时某个相声段子里借来的，用于讽刺我们这些立志讲普通话而讲得不标准的人，但其实我们知道他骨子里也有一个逃离方言的梦想。我们身边充满着热爱“彩普”、终身“彩普”的人。“彩普”的形成，主要原因是没有得到正规、系统的汉语拼音教育。

上大学寒暑假返乡，与人交谈，我总用“彩普”，对方往往觉得我很“拽”（显摆）。我当然有拽的成分在，但更多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土话与普通话中自由切换。往往一个寒暑假的方言土话说下来，回到学校后我的“彩普”就会“彩”得更加艳丽。这个时候就需要练一种防止土话脱口而出的功夫——话到嘴边、留时半秒，口型虽然不小心做出来了，但声音必须控制住。那时的我总呈现一种欲言又止的样子，外人看来有点心不在焉甚至神经质，殊不知我正是在苦练这样的功夫。我后来在一首诗里写过——这是我与方言的吻别，方言土话正是我的“刘巧珍”啊，现在到了吻别的时刻。但因为“别”（也读作“别扭”的“别”）得如此决绝与无情，报应很快降临：在一次主持班级节日晚会时，我努力地过滤普通话中的彩色，不知不觉把“谜语”说成了“梅雨”。我的大学同学们到现在都会说起，整场晚会就这个报幕节目最精彩。而只有我知道，这是“刘巧珍”赏赐给我的一个大嘴巴。

也算是求仁得仁吧，我的“彩普”之花终不至于凋谢。日常时分，即使面对我那大字不识一个的老母亲，也基本上说普通话；而她在我的“训练”之下，竟然能听懂我之所言。对于故乡的方言，我逐渐退化成“耳听得懂”但“口说不出”的状态。后来发现，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的老乡见面，也从不用家乡话交谈。各自的子女，既不会讲这座城市的方言，也不会讲他们父母任何一方的方言。这样看来，我们倒是真的可能成为与方言吻别的一代啊。

然“反者道之动”，我在与方言吻别大半辈子后，终于到达一个重逢的时刻。今年春节期间，我为了进一步考证家乡“豁屯事”习俗，开始阅读章太炎先生的《新方言》。据作者自序，《新方言》是为了弥补扬雄《方言》及后世绍述者的不足，从语源学的角度阐释方言俗语中无法用文字书写的词汇。这一读不要紧，数十年兢兢业业建设起来的“普通话崇拜”大厦开始坍塌。录其几句文字：

《考工记》：倨句磬折。凡人立鞠躬向前亦得是名。《庄子·渔夫》篇：夫子曲腰磬折。今扬州谓器及人句偻向前皆曰磬出。

《说文》：勩，劳也。凡物劳剧则损，古今谓器物磨损为勩。段玉裁说。

《说文》：……又云：绐，丝劳即绐。徒亥切。今杭州谓物渐陂陀曰堕，读徒耶切，歌、戈转麻也。又谓革器弛缓曰绐。

这里面的“磬”“勩”“绐”三个字，就是我们的方言里经常使用的。冬天，大人替我们洗头，总要再三大声吆喝：把头“庆”点下来，就是这个“磬”，意思是主动把头向前弯下来。勩读“义”。东西磨损叫“勩”。借东西经常用这个字。比如某东西任意借给别人用，反正“勩”不掉。“绐”在我们的方言中读作上声tai，意思是松弛到甚至耷拉下来了。春天刚来气温转暖时，小孩子坚决要求脱去“扛”了一冬天的粗硬棉袄，但大人只允许小孩子将一只手臂从一只袖子里脱出来，棉袄仍旧斜穿在身上，这种穿衣方式就叫“绐膊”。

继续读下去，几乎每一页都能带来拍案与惊呼。从被作文折磨的童年开始，我从未想过我们这些怪里怪气的口语有朝一日能被文字正确地书写出来；也从未想到过，表达他们的文字是如此古奥、典雅。我们如此努力逃离的方言，竟是一座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宝藏。历史不远，就在我们方言的口唇之间，传统永存，就在下里巴人的讴吟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