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长河（国际问题学者）

    2025年3月8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得票率分列第一、第三位的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就联合组阁完成试探性谈判，并公布了双方商定的关键政策立场文件，向组建新一届“大联盟”政府迈进。这场被外界称为“闪电谈判”的政治联姻，从选举结束到意向敲定仅耗时两周，效率在德国战后政治史上堪称罕见。看似“无悬念”的组阁进程背后，是德国政治传统、现实危机与民意压力的多重作用。

    算上这次，自2005年以来，联盟党与社民党四度组成大联合政府，这种“左右共治”模式成为德国应对危机的默认选项。两党虽在意识形态上分属中右与中左阵营，但长期在经济政策、社会福利等核心议题上存在重叠共识。例如，社民党主张的“社会公平”与联盟党强调的“财政纪律”，在实践中往往通过妥协形成平衡。2025年大选中，联盟党与社民党的席位相加超过议会半数，而且两党都坚决抵制与第二大党德国选择党合作，因而大联合政府成为唯一可行的多数派方案，延续了德国政治中“危机时代靠大党”的传统逻辑。

    俄乌冲突持续、德国经济连续两年衰退、能源转型阵痛等挑战，迫使两党搁置分歧。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在谈判中反复强调“世界不会等待”，直指德国面临的战略困境。社民党则面临选民基础流失的压力——该党2025年大选中得票率下滑严重，这个老牌政党得到的席位仅列第三，亟须通过参与执政稳定支持率。德国《明镜周刊》分析指出，“生存逻辑压倒党派之争”是组阁加速的核心推力。

    历史回望，21世纪以来联盟党与社民党四度携手合作深刻塑造了德国政治经济格局。2005年，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与社民党组成政府，落实《2010议程》改革劳动力市场，推动德国从“欧洲病夫”转向出口强国，但社民党因削减福利的政策付出支持率代价。2013年欧债危机期间，两党再次联手实施“黑零”财政政策，同时推出最低工资制度，被《法兰克福汇报》称为“危机管理的典范”。2018年，面对难民潮后续影响，默克尔第四任期继续依赖大联合政府通过《移民法》改革，但社民党在气候政策上的让步导致青年选民流失。2025年的组阁则延续了“危机驱动”逻辑，但两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联盟党借助默茨的强硬形象重获中右翼支持，而社民党已沦为“次要伙伴”，折射出德国政党体系的碎片化趋势。

    此次组阁协议的核心聚焦国防、经济与战略自主三大领域，体现了两党的务实主义转向。在国防政策上，两党同意在军费超过GDP 1%时豁免宪法“债务刹车”，目标是将年度军费提升至1000亿欧元，直接回应俄乌冲突的冲击。默茨提出“欧洲核共享”构想，试图在保留美国核保护伞的同时，与法英探讨联合核威慑，这被视为对马克龙“欧洲战略自主”倡议的有限呼应。经济领域，5000亿欧元的十年期“复兴基金”计划用于基建更新，重点覆盖铁路、数字基建与可再生能源，资金将通过特别预算绕过常规财政约束。社会福利方面，最低工资将从2025年的12.4欧元/小时逐步提高至2028年的14欧元，养老金体系引入“代际公平条款”，但联盟党成功阻止了社民党提出的“财富税”提案。能源转型则出现妥协：两党同意将“退煤”期限从2030年推迟至2035年，并扩大天然气发电，既安抚联盟党的工业选区，也避免社民党彻底背离气候承诺。

    尽管组阁进程顺利，新政府仍需在复杂局势中寻找平衡。俄乌冲突仍是首要外交挑战——德国需在持续援助乌克兰（2024年已提供220亿欧元）与避免经济过度承压间谨慎行事。默茨的“核共享”提议可能引发国内法律争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限制）与东欧国家疑虑，而特朗普重返白宫，迫使德国加速构建“欧洲安全支柱”，但其与法国在“战略自主”路径上的分歧（马克龙主张独立防务，默茨倾向北约框架内改革）可能制约进展。经济层面，德国汽车、化工等支柱产业面临中美双重竞争压力，5000亿欧元基建基金虽雄心勃勃，但官僚审批缓慢可能迟滞资金落地。贝塔斯曼基金会研究显示，德国数字化水平在欧盟仅排第13位，改革刻不容缓。社会领域，德国选择党在2025年大选中得票率排名第二，首次成为最大反对党，其反移民、反欧盟纲领在东部地区尤其强势。若新政府无法遏制能源价格上涨、解决住房短缺等问题，极右势力可能进一步扩张。此外，绿色转型的调整已引发绿党及环保组织抗议，气候活动人士可能发起新一轮“占领煤矿”运动，而联盟党传统选民对转型成本的担忧（如汽车行业裁员）也将考验政策平衡。

    总之，从默克尔再到默茨，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再次成型印证了“危机政治”的历史循环。但这一次，挑战更具系统性：在一个政党体系碎片化、民粹势力崛起、全球秩序动荡的时代，德国能否找到维系繁荣与稳定的新方程式？答案或许将决定欧洲的未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