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政协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同时，会议强调，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湾区经济。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对此也作出相关部署安排。

就如何落实中央部署安排，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樊杰、武汉市政协主席杨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三位委员。

△樊杰△杨智△钟瑛

总结经验

增强区域发展活力

记者：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关乎经济发展全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近年来，我国在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哪些做法和经验可以进一步推广？

樊杰：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战略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之高是空前的，新时期的区域战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不断被赋予新内涵，特别是由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构成的区域战略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区域战略部署步入了一个崭新发展阶段。

在国家一盘棋的统筹布局中，基于地区比较优势、找准自身发展的功能定位、谋划区域发展战略，是形成有序合理、具有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与区域经济布局的科学抉择。按照“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为核心战略内容构成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聚焦解决我国进入21世纪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指引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构成了区域重大战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文明形态下、区域经济发展开始迈向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部署，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空间落实、保护与发展的空间统筹、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空间系统安排。

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价值突出体现在战略性和基础性两个维度。就战略性而言，填补了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的空白，对全国城镇化、农业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战略格局进行统筹部署。就基础性而言，通过对各县级行政区单元的主体功能定位以及通过“三区三线”功能传导划定的空间精准落地方案，为干部绩效考核、产业正负面清单、环境管理政策等空间治理体系与配套政策建构提供了“棋盘”。

可见，不同区域战略具有不同的政策价值，在不同区域战略的共同作用下，“十四五”时期的区域发展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效。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助推绿色低碳发展，人口和经济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地区集聚且两者间的集聚程度趋于缩小，中部地区崛起态势明显和西部部分区域经济追赶势头旺盛，科技创新驱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生态安全屏障格局基本成型且生态环境质量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等等。

钟瑛：当前，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高地，已形成显著的规模优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下，这些区域需要完成从要素集聚向创新策源的蜕变，从单点突破向系统协同的进化，从区域增长极向全国动力源的跨越。这种转型不仅关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特别是在科技创新领域，优势区域呈现出明显的“高原缺氧”现象。如，深圳、苏州等城市虽拥有全国领先的专利授权量，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仍低于国际创新枢纽城市5%的平均水平。

杨智：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要从全局谋划区域、以区域服务全局，推动实现区域重大战略间的有机衔接和协同联动，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

比如，武汉都市圈，是由武汉和周边约10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天门、潜江九市构成的城市群。从2002年湖北首次提出建设武汉城市圈的战略，到2022年《武汉都市圈发展规划》成为继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西安、重庆都市圈规划之后，国家批复的第7个都市圈规划，武汉都市圈始终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肩负着为中部崛起战略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强支撑的使命任务。

武汉都市圈地处我国中部东西南北水陆空大十字架交通交汇的中心，承东接西、连南通北、通江达海，自古就是九省通衢，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广、京九铁路大动脉纵横交汇，还有武汉天河和鄂州花湖两大机场。科教资源丰富，有高校103所，其中武汉市92所、在校大学生130多万人，常住人口每10个人中有1名在校大学生，这在全国是少有的。有科研院所130多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5家，两院院士80多名，是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产业基础雄厚、市场腹地广阔，以湖北省1/3的国土面积和一半的人口，创造了全省2/3的GDP，是湖北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在中部地区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加快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有利于挺起中部地区崛起“脊梁”、舞活长江经济带“龙腰”，有利于全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助推武汉都市圈发展，2005年在武汉市政协的主导下，联合圈内其他八个城市政协，创办了武汉都市圈政协主席论坛，20年来坚持每年聚焦都市圈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深入调查研究，开展跨区域的协商建言，深度服务都市圈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和圈域协调健康发展。

直面困难

破解区域协调发展难题

记者：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是开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的必然要求。如何直面当前面临的困难，破解协调发展难题，走出一条高质量融合发展之路？

钟瑛：区域协同发展仍面临制度性梗阻，行政区划形成的“玻璃门”现象依然存在。有关调研显示，长三角区域内仍有32%的企业遭遇异地投资审批障碍，技术交易税收分成机制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要素流动的物理阻隔虽已打破，但数据共享、信用互认等制度性壁垒依然突出，制约着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产业辐射带动仍存在传导衰减效应。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向粤东西北转移时，配套企业跟随率不足40%，导致产业链完整性受损。有关调研发现，转移企业本地采购率仅为25%，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生态。这种“孤岛式转移”削弱了辐射带动效果，区域间产业梯度差呈现固化趋势。

要以制度创新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要以制度创新提升优势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一是通过构建“破立并举”的新范式，加快推进优势区域创新能级跃升。如，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推出的“揭榜挂帅”制度，已推动127项关键技术攻关，这种“需求导向、竞争择优”的机制值得推广。如，苏州工业园区推行的“双百行动”，通过100项制度创新破解要素流动障碍，使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增长率达25%，这些制度创新聚焦知识产权证券化、科研人员职务成果所有权改革等深水区。

二是通过产业链重构打造“化学键式”融合。如，杭州“链长制”实践表明，通过绘制产业链图谱，精准补链强链，能使关键环节配套率提升30%以上。苏州生物医药产业构建的“创新联合体”模式，整合上下游217家单位联合攻关，使新药研发周期缩短40%。这种深度协同创新机制，正在重塑产业生态。

三是通过创新生态建设培育“热带雨林式”环境。如，上海张江科学城通过建设大科学装置共享平台，使大型科研设备使用效率提升65%。这种开放、协同、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正在孕育突破性创新的土壤。

四是通过空间重构构建“星系型”城市群落。如，成都都市圈推行的“研发在成都、制造在德眉资”模式，使周边城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增28%。广州—佛山跨界合作试验区通过统一规划建设，实现GDP协同增长率高于两市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这种功能互补、梯度衔接的空间布局，正在重塑区域经济地理。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导230亿元社会资本投入区域重点项目。这种要素配置机制创新，正在打破行政边界的无形桎梏。

五是通过治理创新打造“超域协作”模式。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单一窗口”通关系统，使货物通关时间压缩40%。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形成的“标准互认”机制，已覆盖环保、建筑等17个领域。这种跨域治理创新，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制度范本。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优势区域的创新发展已进入“系统集成”新阶段。通过制度创新破除行政藩篱，借助科技革命重构产业版图，依托治理变革重塑空间格局，这些区域正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未来的突破方向在于构建“创新—产业—空间”的三维协同体系，形成“源头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升级—区域协同”的良性循环。这不仅需要技术突破的锐度，更需要制度创新的勇气，最终实现从区域增长极向国家创新极的历史性跨越。

杨智：在长期的跟踪调研、协商建言中，我们感受到，武汉都市圈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与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相比，重大生产力布局不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在人均GDP、城市化率等方面与下游地区有差距；科教人才优势和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需要进一步加强。此外，长江中游地区的科研人员数量在五大城市群中的排序靠后，高校科研院所毕业生留在院校所在地的比例偏低。

改变当前的困难局面，可以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加大对武汉都市圈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培育发展国家核心产业的支持力度。支持武汉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在构建产业创新体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进一步提升武汉的辐射影响力，带动周边城市产业梯度发展。

二是布局战略科技力量，促进科技创新合作深化。目前东湖科学城建设全面提速，光谷科学岛建设全面启动，由武汉、鄂州、黄石、黄冈、咸宁协同打造的光谷科创大走廊加快构建，下一步需加大对在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战略科技力量的建设支持力度，支持武汉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和全球前沿科技的重要策源地，更好发挥武汉都市圈科创合力，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强力支撑。

三是支持中部地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支持武汉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支持阳逻港建设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建成内陆地区最大的中转集拼港。支持阳逻港联动岳阳港、九江港，链接长江“黄金水道”“中欧班列”“东南亚班列”，大力发展“江海联运”“江海直达”“铁水联运”“铁江海联运”，形成“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枢纽。

面向未来

充分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面向未来，您有何思考与建议？

樊杰：面向未来，要通过创建区域战略体系整合区域战略，特别是健全区域战略的规划体系和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

我们要深入研判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区域战略的新要求，深入分析区域战略实施的体制机制障碍，把优化区域战略及重构优化战略优化的体制机制作为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基础。比如，如何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从更多注重生态保护向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实现保护和发展良性互动的空间统筹的转型，如何在新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把促进经济协同、实现在区域经济占全国比重整体提升过程中缩小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等等。

我们要正确认识不同区域战略的政策价值和战略重点，在规划和政策两个平台上强化目标一致和政策统一，这是发挥区域战略叠加优势的主渠道。应发挥主体功能区战略“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格局指引和空间精准落实的基础性约束性作用，确保战略体系既“着眼长远和大局”又“始于足下和脚踏实地”。发挥区域重大战略承上启下的作用，与区域协调发展“四大板块”战略共同构成全国全覆盖的8-12个综合功能区布局：一方面，将长江带按照东（长三角）、中（长江中游城市群）、西三个空间单元，黄河带按照两个空间单元进行空间部署；另一方面，补充青藏高原和西北干旱区区域重大战略，填补西部地区区域重大战略的空白。综合功能区以科技创新策源地为枢纽，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核心，以多省区经济一体化和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一体化为依托。由此，构成了“国家开发与保护的战略格局-区域协调战略与区域重大战略区构成的综合功能区-主体功能区”的新国土空间体系。

我们要着力构建以发挥区域战略叠加作用的战略体系管理机制、主要部门协调机制、由中央到地方的传导机制，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助推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最大化实现。特别是各级政府在谋划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和重大政策中，均应以区域战略体系为依据，上下衔接、有机统一。

记者：李元丽 陈晶

文字编辑：李彬

新媒体编辑：盛夏（实习）

审核：李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