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美]克劳迪娅·戈尔丁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2
ISBN：9787108079398 定价：82.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202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关于女性劳动力市场研究的代表作。作者以历史的视角，寻找驱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以及性别工资差距变化的关键因素，重点梳理了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末100 多年美国女性就业在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序列数据，剖析了在这一个多世纪里美国女性的教育、婚姻、生育、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变化。在这些变化的背后，作者深刻地揭示了这100 多年里技术变革、市场架构、伦理规范、政策制定等因素，对促进女性就业、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所能够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学术著作。它将对深入开展全球女性经济学研究，保障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合法权益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
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Goldin），1946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院士，202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劳动经济学；研究主题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中的性别差距及其主要驱动因素、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女性在美国经济中的经历
第二章女性劳动力的演变
市场工作的衡量标准
1890年以来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白人已婚女性群体
队列与截面
队列变化的含义
非白人已婚女性群体
生命周期中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经验
生命周期工作的直接测量
1930年至1950年的工作经历
经济发展与工作的生命周期
对1890年前后数据的修正
1890年前的劳动参与率：已婚和成年女性
1890年前的劳动参与率：单身女性
劳动力中的单身女性，1890年至1930年
总结：1790年至1988年女性的工作
第三章收入和职业的性别差异
长期性别收入差距，1815年至1987年
女性与男性全职工作收入比
制造业和农业，1815年至1970年
所有劳动者，1890年至1987年
职业隔离和男女工资差距
男女收入比变化的来源
职业中的性别差异
白人和黑人女性的职业分布
按性别划分的职业隔离，1900年至1980年
制造业职业隔离，1900年
职业隔离的影响
总结：收入和职业
第四章“工资歧视”的出现
“工资歧视”的衡量标准
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中的“工资歧视”
“歧视”与“工资歧视”
解释男女收入差异
制造业，1888年至1907年
制造业女工的收入
制造业工人的收入
制造业的“工资歧视”
文书部门，1940年
文书工作和文书工作者
文书工作者的收入
文书工作中的“工资歧视”
“工资歧视”的根源
总结：“工资歧视”
第五章已婚女性经济角色的变化
解释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长期趋势
供给与需求
劳动力供给：收入、工资和替代效应
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模型
收入、工资和替代效应的估计
应用一般模型，1890年至1980年
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队列研究
不同队列的生育率差异
不同队列的教育差异
职业和教育变化
横截面时间序列模型
预期和队列劳动参与率
总结：劳动大军中的已婚女性
第六章为什么变化如此缓慢？
婚姻限制
婚姻限制的范围
公司层面的证据，1931年和1940年
来自学区的证据
解释婚姻限制
20世纪50年代婚姻限制的消失
婚姻限制的长期影响
工作时间和兼职工作
工作时间
兼职工作
总结：放松约束
第七章性别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政策的历史维度
保护性立法的起源和影响
工时及最高工时立法对就业的影响
保护性立法与平等
联邦政府与女性的经济地位
妇女地位总统委员会，1963年
1963 年《同工同酬法案》和1964年
《民权法案》第七章
不满的根源
“歧视”的观念
大学毕业生的不满情绪
性别的新政治经济学：
可比价值与1964 年《民权法案》第七章
总结：改变规则
第八章经济进步与性别平等
目前的状况
过去的状况
未来的状况
附录 对1890年前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修正
数据文献
注释
参考文献
【选摘】
19世纪初以来，有偿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数量一直稳步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增长更为迅速。1900年女性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还不到五分之一，如今已接近二分之一。但自1900年之后，按性别划分的职业隔离却仅略有减少，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女性与男性收入之比基本保持稳定。许多观察者认为，尽管女性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却没有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待遇。
本书描述了美国女性劳动力的发展历程以及职业和收入的性别差异，并关注当前性别不平等的历史根源以及女性经济地位提升缓慢的原因。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女性劳动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长期变化的结果，如美国工业革命、白领（white-collar）工作的兴起、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率的下降和工作时间的缩短等。大多数情况下，变化是由不同群体的年龄决定的，这些群体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早期社会化（early socialization）和生育水平等方面与前几代人有所不同。因此，进步是非常缓慢的。
女性真正融入美国经济的进程受到重重阻碍。认为女性劳动力非主流、不能长久干一份工作的旧观念导致女性无法从事许多职业。社会规范往往决定了哪些工作适合女性，哪些工作不适合女性。工作场所的变化既帮助了女性，同时也扩大了性别差异。以白领工作为例，它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提高了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工作经验。但白领工作也约束了女性的职业范围，成为女性晋升的最大障碍。女性在经济史中似乎充满了悖论。许多悖论可以通过定量研究来解决，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和性别收入差距基本稳定之间存在明显悖论。然而，无论何种情形，人们都普遍认为历史对于研究当前经济中的性别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家庭之外从事有偿劳动的女性规模逐渐发展壮大。从1820年到1920年，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年轻未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度提升。成年女性和已婚女性有偿劳动的情况则不是很清晰。由于在家庭和农场中存在无偿劳动，并且家庭之内和家庭之外有偿劳动的统计不足，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一项关于劳动参与率的综合评估表明，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女性劳动参与率甚至还出现了下降；但进入20世纪后，女性劳动参与率开始明显上升。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已婚年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有所增长，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增长才更为显著。虽然关于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定义以及家庭和工作场所之间的区别有很多复杂的情况，但从19世纪初到现在，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保持着持续提高的态势（见第二章）。
劳动力市场上各种公平措施的出现并没有使职业性别差异情况有所改善，反而揭示了一些措施的自相矛盾。1900年根据性别划分职业的情况几乎和1970年一样，尽管自1970年以来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善，但却仍然存在（见第三章）。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女性与男性的收入比率几乎固定不变。而新的发现表明，从1815年到20世纪30年代，女性与男性的收入比率有所提高。在没有这些证据的情况下，人们认为该收入比率在1950年前后都是基本稳定的。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女性与男性的收入比率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出现了明显上升。首先，这一比率在19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而大幅上升；其次，半个世纪后这一比率又随着一场标志着文书和其他白领工作发展的革命而再次上升。这两个时期出现的生产机器化、劳动分工细化以及教育回报提升（第二个时期），大大提高了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生产能力。与此同时，这两个时期还打破了限制女性工作的各种习俗和传统。
性别收入差距的缩小发生在成年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之前，并不是因为发生了有意义的社会变革。这既不是由社会变革引起的，也没有影响社会变革。尽管男女收入差距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已经缩小了，但正如第四章所述及的，解释这种差异的能力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不能完全用群体的平均生产特征（如工作经验、受教育程度和在公司的供职时间）差异来解释，经济上的歧视也可以有一定的解释作用。因此，根据第四章的推断，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性别歧视”实际上有所增加。在男女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所谓的“工资歧视”却有所增加。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与由制造业向白领工作转移、学校教育普及和教育回报提升有很大关系。教育程度的提升和文书部门的发展提高了女性劳动力（相对于男性劳动力）的收入。体力劳动被脑力劳动所取代也意味着女性可以从事很多初级工作，而企业的做法则是排斥女性从事晋升机会多、有长期发展前景的工作。
因此，关于女性经济经历的历史证据提供了一幅相互矛盾的画面。有些矛盾比其他矛盾更容易解决。许多矛盾要归因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缓慢性，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往往是由个别群体随时间的推移来完成的。早期社会化、学校教育、工作经历和对有偿工作的态度贯穿于这类群体的一生，并可能受同期因素的不同影响，如工资增长、失业和社会进步。由于不同的群体同时存在，真正的进步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全显现。
例如，与1900年以前出生的女性相比，20世纪初出生的女性群体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在文书部门就业的比例也更高。她们的婚内生育率相对较低，而且有相当大比例的女性从未生育过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群体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各种特征。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年长已婚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劳动参与率的大幅增长。群体效应往往会延长变革的时间，因为它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
此外，群体效应的影响往往被同时代的变化所掩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婚女性在美国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显著上升。然而，这种现象的许多先决条件都起源于20世纪早期。当时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下降，文书和销售部门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也有所增加。20世纪50年代，年长已婚女性能够通过进入劳动力市场来获取高薪，并且她们的同龄人早已做好了相应准备。毫无疑问，社会变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但20世纪50年代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更可能是由群体效应而非社会态度转变所导致的。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的原因是由于工作性质的改变，比如工作时间的减少和白领工作机会的增加，而非因为社会规范和态度的转变。
未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可能会比较缓慢。处于快速变化时期的年轻女性可能无法准确预测她们未来的劳动参与情况，并且会误判未来的职业要求。她们更多地受来自母亲那一代经验的影响，而不是受同龄人的影响。如果年轻女性根据过去的群体变量进行推断，理论上她们应该能够做出相当准确的预测。但是，本书第五章提出的证据表明，她们的预测在20世纪60年代极其不准确，而在70年代却变得相当准确。关于她们的预期为什么突然变得更加现实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人们不能否认女权主义复兴可能拓宽了年轻女性未来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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