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江苏南通再次因“豪华纸别墅”引发争议。常州市武进区某商家售卖面积200平方米、售价1.5万元的双层纸别墅，当地民政局虽未明文禁止此类产品，但已表示将展开调查。

这些年，每逢清明，就会有围绕所谓“豪华殡葬”的争议，南通作为殡葬品生产的重地，更是屡次被批

写这篇报道的，大概是个年轻人，不知清明祭祖时，是否也会拿着标尺，一一度量自家给老人的祭品价格、尺码？

未知清明祭扫之义，妄议生死之事，此等不敬之态，可笑亦复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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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所谓“豪华殡葬品”，是在割裂文化传承的连续性。

殡葬品是一种文化符号，文化作为人类集体记忆与精神符号的载体，其核心特征是内生性与适应性。

丧葬习俗中的纸扎器物、随葬用品，承载着特定族群对生死观、家族传承的集体想象，这种精神内涵是历经千年自发演化的结果，而非权力可以简单规训的对象。

当行政力量试图以“移风易俗”的姿态介入时，面临双重困境：其一，文化符号具有强大的符号黏性，纸钱、寿衣等物象已内化为集体无意识的情感寄托，任何外力强行切割都会遭遇文化惯性的反噬。 

其二，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其不可被单一标准定义。真正的文化治理应当承认：文化既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自发创造的结晶，也是需要被尊重、被倾听的生命体，任何试图以“改造者”姿态重塑文化的行为，都可能沦为对文化生命力的暴力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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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的当下，市场定价机制已成为资源配置主导逻辑时，对殡葬用品的行政干预，必然引发供需关系的扭曲。

殡葬消费的本质是情感经济，是对逝者的哀思寄托与生命告别仪式的物质载体。

当合法渠道受阻，民间便以“擦边球”形式延续祭祀传统，商家可以设计看似普通、但“内涵”同样豪华的殡葬品，形成“监管越严、花样越多”的恶性循环。 

这是对市场经济的歧视，制造“消费即违法”的道德困境。市场经济本应赋予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的权利，但过度管制却将特定消费行为贴上“道德污名”，使合法交易异化为需被规训的“越轨行为”。 

另一方面，这种选择性管制暗含着对商品价值的道德评判。当骨灰盒材质、随葬品规格被纳入公共政策议程，监管者扮演了“消费仲裁者”的角色，既破坏了市场供需的自主调节机制，也模糊了公权力与私领域的合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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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豪华殡葬品，也是对人性深处的情感诉求缺乏应有的敬畏。

生命的有限性，始终是铭刻在人类历史中的哲学命题。

殡葬，是人类对抗死亡终极性困境的精神自救工程，通过殡葬品这个载体，建立与逝者的情感联结。以“反奢靡”之名禁止特定殡葬品时，实则是将人性中对抗虚无的脆弱努力污名化。 

我们每个人都应扪心自问，如若到了弥留之际的那一刻，是否希望，亲人们也能用祭祀、殡葬的方式，将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对话延续下去。

殡葬仪式并非冰冷的程序，而是生者与逝者之间未尽情感的具象化表达。当我们亲手为逝去的亲人准备纸扎别墅时，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里，承载着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与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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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掷地有声地指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在此，不妨将这句话奉送给那些对殡葬品价格有着近乎偏执“洁癖”的人。你们所谓的“正义”，不过是妄图以自己那狭隘的认知，行着干涉他人自由选择之实。与保障公民权利、尊重个体意志的现代法治法律精神背道而驰，与中国传统的“慎终追远”文化相悖离，与人格应有的独立自主精神相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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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自由，让告别回归情感而非算计，让逝者尊严安放，让生者自主选择。

围绕“200平米双层纸扎别墅”的争议，是我们要不要尊重每个人在殡葬选择上的自主权？能否维护人类作为文化主体的基本尊严？

这种尊重不应止步于生存阶段的权利保障，更应延伸至生命终章的仪式构建。

因为真正的文明，不仅体现在对生者的庇护，更体现在对逝者尊严的捍卫，让每个灵魂都能以符合内心期许的方式，完成与世界的体面告别。

在这细雨如愁、绵绵飘落的时刻，恳请诸君莫再以那关于殡葬品价格该当几何的无休争议，去惊扰逝者的安眠，徒增生者的烦忧。

（转自：评论员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