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王恩宝
罗承烈（1899—1989），四川涪陵（今重庆市涪陵区）人，1922年，毕业于中国大学；1928年，在重庆创办《新社会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后任重庆《新民报》总主笔。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四川省委会副主委。罗承烈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把毕生精力献给了革命事业。
毅然投身国民革命洪流
1899年12月30日，罗承烈出生于四川涪陵一个偏僻的乡村，幼年入私塾。1911年，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被推翻，对罗承烈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极大影响。1915年，罗承烈报考四川省立第四中学，以优秀成绩被录取。
当时，四川省立第四中学有两位同盟会会员——担任监学的张明安和彭国屏。他们经常给学生讲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三民主义的建国思想，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罗承烈特别感兴趣的是梁启超所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罪行揭露深刻，说理透彻，文笔豪放畅达而又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罗承烈深受启发。
1918年中学毕业后，罗承烈考入四川法政专门学校，随即转学进入北京的中国大学。那时正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他阅读了《新青年》《新潮》《向导》等进步书刊，还得到名噪一时、号称“打倒孔家店老英雄”吴虞以及经济学家陈豹隐的教导，受到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启蒙。
1922年，罗承烈于中国大学毕业后，经涪陵同乡、国会议员肖湘介绍，到蒲伯英在北京创办的《实话报》当编辑。该报有社评栏目“演说台”和登载批评性文章的“七嘴八舌”专栏，而且用白话文写作，这使他学到不少东西，为以后从事新闻工作打下基础。由于罗承烈对北洋政府腐秽纷乱的现状极为不满，他离开报社，于1923年回到四川，到重庆联合中学担任斋务主任（即学监），后任教务主任兼授国文。那时，重庆联合中学的教员有胡子昂、刘明扬、肖洁尘、舒启示等，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教育救国”。罗承烈认为，要救国，必须从改革四川教育入手。当时，四川教育被以教育厅厅长贺伯中为首的所谓“高师派”（即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所把持，存在不少问题。于是罗承烈等人酝酿发动“驱贺运动”，决定出“驱贺特刊”。罗承烈被推荐为主编，他无情地揭露四川教育存在的问题，对教育前途表示了极大的担忧。“特刊”的传播，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最后，贺伯中被撤职，刘明扬被任命为四川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肖吉尘为省立第四师范校长，罗承烈任省立第四中学校长。罗承烈到任后，马上征聘一批优秀教师到校工作。他们深入学生，了解实情，打破陈腐的教育制度，使学校面貌发生了变化。此时，四川教育经费被穷兵黩武的军阀扣留。有些学校开始欠薪，教师的工资不能及时发出。罗承烈心情十分沉闷，他常常想：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和一定的经济实力，还谈得上什么教育救国？当时国内局势正急剧变化，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兴师北伐，四川各军先后易帜为国民革命军。他们借此机会，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野心勃勃的第24军军长刘文辉正从各方延揽人才，组织“学友互助社”，办军官学校。一天，他亲自邀请罗承烈晤谈。罗承烈希望刘文辉立足四川，放眼全国，跟广东国民政府走。刘文辉表示决心参加北伐。于是，罗承烈毅然辞去校长职务，到第24军做秘书、当教官，从而走上国民革命道路。
刘文辉派第二混成旅旅长张志和为代表、罗承烈为秘书去武汉与国民政府接洽。1927年春，张志和同罗承烈到达武汉。他们受到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热情接待和鼓励。接洽任务完成后，罗承烈向张志和提出：“我对今后四川如何开展政治部工作心中无数，能否给我一个机会留在外面学习一段时间，取得点经验再回去？”张志和则向邓演达转达了罗承烈的愿望。邓演达欣然同意，把他介绍到政治工作搞得很好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罗承烈被分配到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从事北伐的宣传工作。北伐军的表现使他感触很深，这支军队同他以前所见过的军队不同，纪律严明：行军沿途，老百姓在路旁设茶水供应，而士兵都主动地给老百姓投一枚铜板；部队宿营不入民房，长官也不接受地方机关团体的宴请招待，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也团结友爱，亲如一家。行军途中，罗承烈编写“铁军简报”，通报行军作战情况，对士兵进行宣传鼓动，用出色的工作表明了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宣传员。
第四军到达豫东上蔡县时，奉军的一个团向革命军投降，罗承烈被派去该团任政治指导员。在他任职期间，一个士兵逃跑被抓了回来，团长暴跳如雷要将逃兵枪毙。罗承烈认为随意枪毙士兵是军阀作风，必须坚决制止，但又考虑到该团长性情粗暴，必须灵活应对，便建议先关士兵“禁闭”再作处理。团长欣然同意。之后，罗承烈又对团长做耐心的说服工作，还召开一次官兵大会说明道理：“旧式军队同革命军队性质不同，任务不同。士兵来自人民，官兵都要爱民为主。不爱兵的官不是好官，不爱兵的官一定不能打胜仗。”他的话赢得阵阵掌声。广大官兵从此更加了解北伐军的性质，对罗承烈的宣传才华也极为佩服。他因此受到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的表扬。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第四军立即开会，限共产党员3天内离开。面对这种情况，罗承烈不知所措。他参加革命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现在这个纲领恐怕已经失灵。国共分裂，只会两败俱伤，于是他决定回四川。
奋力开展“舆论救国”
1927年秋，罗承烈回到涪陵老家。想到革命前途黯淡，壮心未酬，十分苦闷。他给张志和写信倾诉愁苦，张志和回信请他来成都。罗承烈到成都后，经常同张志和促膝谈心。张志和建议罗承烈到邛崃去，办一所“团务”学校，招收有一定知识的青年入学，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和军事知识，以图发展。
罗承烈来到邛崃后，才知道张志和已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当时，邛崃及其邻县是刘文辉第24军的驻地。驻防邛崃的是第24军的张志和旅。自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不少共产党员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处撤回四川，其中经中共川西特别委员会批准，洪仿宇通过与张志和的私交关系到邛崃张志和旅工作。1927年11月，洪仿宇等人在张志和旅内秘密建立中共特别支部，又称“军特支”。1928年上半年，罗承烈便由洪仿宇等人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编在一个支部（1929年离开新社会日报社后，罗承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为提高部队素质，张志和征得洪仿宇同意，创办直属旅部的“学兵队”，后又以培养地方军事人才为目的和“军特支”合办“团务学校”。罗承烈以旅部秘书兼“团务学校”秘书名义，代表张志和处理一些“团务学校”的行政事务和与各方面进行联系的工作。
这年秋天，部队奉调去川东，罗承烈随张志和去重庆。一天，张志和告知罗承烈中共四川军委要在这里办一个报纸，指定由罗承烈任社长兼总编辑。报纸内容是根据党的意图，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报纸定名为《新社会日报》。内容着重于反帝、反封建军阀，揭露蒋家王朝的腐败黑暗；对象以青年学生和城市平民为主。该报很受读者欢迎，创刊号发行达2000多份。报纸第一炮就打中了蒋介石派到四川的特派代表曾扩情。曾扩情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到重庆后，当时的四川军阀政客纷纷去他的住所“拍马屁”，并送给他绣花被面等不少四川土特产。《新社会日报》对此进行了揭露和讽刺，把曾扩情称为“绣花被面特派员”。人们争相购买报纸，莫不称快。当时江津、巴县一带，地方军阀势力甚为猖狂，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罗承烈写了几篇文章痛骂：“兵如梳，匪如篦，团练犹如剃刀剃。”后来，被激怒的四川军阀，由刘湘部的旅长兰文彬出面，办了一个小报，同《新社会日报》唱对台戏，还扬言要割罗承烈的舌头。
1933年，罗承烈离开第24军，来到上海。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正当抗日救亡运动开始走向高潮时，罗承烈的老朋友陈铭德等人创办的《新民报》正面临困境。他们一再邀请罗承烈任《新民报》总主笔，负责撰写社论。罗承烈似乎在黑暗中寻到一丝救国的光明。他非常兴奋，要以笔杆作枪杆，进行“舆论救国”。同年6月，罗承烈来到新民报社。
自从罗承烈担任《新民报》总主笔后，社论变得经常化，该报团结对外的态度也一天比一天鲜明。他常说：“《新民报》作为既非‘官报’，也非‘党报’的民营报纸，只有反映时代的呼声，顺应历史潮流，代民立言，才能获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紧紧地抓住抗日救亡这一主题，发表了许多以支持学生运动为重点的社论。罗承烈非常强调一个观点，即：“爱国不能有罪”“爱国必须有权”。针对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妄图压制爱国学生运动的所谓“读书救国”谬论，他在《再论学生运动》的社论中指出：“吾人有一最沉痛之言，即青年学生激于义愤之爱国运动，姑勿论为最纯洁不过之事，即令真有被人煽惑利用情事，但世间安有煽动爱国运动，利用救亡工作，而认为有罪者乎？”罗承烈写的社论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共鸣，许多赴京请愿的学生纷纷到报社向他表示感谢，称赞他为“罗快笔”“罗好笔”。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指出：“今事急矣！冀察不能再质之‘和平’的冀东北，‘和平解决’之迷梦不应再有。吾人坚持之信念为何？第一是抗战，第二是抗战，第三仍为抗战。”《新民报》的呼声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鼓舞了人民的抗战士气，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厚爱，从而销路大增。甚至日本也派专人购买罗承烈所著《〈新民报〉社论集》一书，作为他们了解中国形势的资料。《新民报》声名大振，罗承烈闻名遐迩，人们把他和《大公报》的著名笔杆子张季鸾相提并论，称“北张南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战火很快逼近南京，《新民报》决定迁到重庆。罗承烈本着“团结抗日、民主进步”的精神，在1938年1月迁渝复刊的社论中郑重指出：“目前任何工作莫急于救亡图存，任何意见莫先于一致对外。凡有背于此原则者，皆应相谅相助，协力共赴……抗战虽促，但我们必须坚持最后必胜之信念，社会间虽不免有摩擦，但吾人则认定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国民党顽固派的这种倒行逆施尚未被公开揭露时，新民报社就嗅到了一股极不平常的气氛，于是在1月14日发表社评《要加紧团结》，指出：“胜利的基础在于举国上下一德一心，共赴国难……中国已走到绝对胜利的途程上。但这个最后胜利，即基于举国上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而来……万不可自己拆自己的台，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大患！”这篇社论，虽然还没有揭露出事变的真相，但已意识到国共分裂会对中国抗战大业和国家民族前途有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从而呼吁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具有进步意义。
许多团结抗战的消息和言论均被国民党当局封锁，罗承烈感到苦恼。后来他认识到，利用报纸的副刊进行侧面斗争是一个好方法。于是，他延请大批来自沦陷区的老报人、进步作家、革命知识分子作《新民报》的主笔、总编或特约编辑，办起了副刊，有谢冰莹、沈启予、李蓝主编的《血潮》，张恨水主编的《最后关头》，张友鸾主编的《大时代》，张慧剑主编的《西方夜谭》，姚苏凤主编的《万方》，聂绀驽主编的《呼吸》，孟超主编的《人间乐园》等。内容百花齐放、不拘一格，有杂文、小说、诗歌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或指桑骂槐或借古喻今，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此外，罗承烈还在《新民报》上开辟了各种具有广泛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科学性的周刊。如刘尊一主编的《学生周刊》、林琼主编的《女声周刊》、汪子美主编的《星期漫话》等。
1949年，《新民报》被国民党当局“改组”，罗承烈登报辞去总主笔和总社协理职务，从此离开了曾战斗、生活14个春秋的新民报社。
借助“民主议坛”积极抗争
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曾于1939年春颁布《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实行第一届“遴选”。罗承烈被遴选为四川省参议员，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达10年。这期间，他利用“民主议坛”这个阵地，不遗余力地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政策和种种倒行逆施。
1948年秋，四川大雨滂沱。有几天，成都的街道都被淹没，市民买米、买菜十分困难，部分地区出现“抢米”事件，一时人心惶惶。为解决市民的粮食问题，罗承烈在省参议会上猛烈抨击省田粮管理处处长彭伦。他指出，在粮食上出现问题，是省田粮管理处不负责任引起的。事实上，现在并不是没有大米，而是军阀太太以及某些有钱人家、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政府明知真情，不予过问，致使粮荒酿成，危害市民。对此，省田粮管理处处长自然责无旁贷，应予撤职处分。他的一番话，立刻得到与会人员赞同。迫于压力，省政府不得不将彭伦撤职。
1948年12月，四川省参议会第七次大会召开前夕，此时，由于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的失败，蒋家王朝的崩溃指日可待，西南地区的解放也只是时间问题，四川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惶惶不可终日。省长王陵基在省政府礼堂召开座谈会，邀请省各界代表人物、名流、参议员共300多人参加。会上，他反复强调所谓“反共自保”的反动主张，并决定成立联合组织制定方案供大家讨论。在如何“安川”的问题上，有一种意见是：以“反共安川”为主，着重于“戡乱”，主张在草案上加上“戡乱”二字，即“四川民众戡乱自卫委员会计划大纲草案”；1949年1月，又连续召开两次讨论会。在会上，罗承烈大胆直率地反对使用“戡乱”二字，因而获得“罗大炮”的称号。正因为他在参议会上一再“放炮”，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他被列入“共党嫌疑分子”，险遭暗害。
新中国成立后，罗承烈满腔热忱地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1950年，他在北京加入民革，历任民革中央委员、中央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民革四川省委会常委、副主委兼秘书长、名誉副主委等职。1989年8月19日，罗承烈在成都病逝，终年90岁。他一生追求进步，坚持正义；“公正无私、敢说敢做”，以坦诚直言、肝胆相照而赢得人们的尊敬。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