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环境报
在全球绿色规则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借助碳关税、ESG标准等开展的新型贸易博弈，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竞争格局。
为推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赋能绿色贸易发展，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贸易促进工作委员会近日正式成立。成立会议上，相关专家围绕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加速绿色低碳技术落地、企业ESG表现对融资的影响等话题接受了中国环境报记者专访。
面对美国“关税大棒”，我国光伏企业
有望继续“领跑”全球
翟永平 温室气体协议(GHG Protocol)指导委员会理事、绿色贸易促进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环境报：美国自2月4日加征10%关税后，3月4日对华追加额外10%的关税。这意味着，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可能累计达20%。我国本土输美的光伏组件可能面临70%的关税。对此，您觉得会对我国光伏产业链产生什么影响？
翟永平：从历史数据来看，尽管美国和欧洲在2011年前后对我国光伏产品实施了“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政策，但我国的光伏行业不仅没有因此衰退，反而实现了显著增长。过去10年，我国的光伏产品成本降低90%，在全球的光伏装机量也大幅增加，包括美国和欧洲市场。这表明，美国的关税政策并未达到其预期目的，我国光伏企业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
从我在国外工作30多年的经验以及业内观察来看，当前新一轮关税政策虽然来势凶猛，但我相信我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竞争力依然存在。我国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已经建立了全球领先的产业优势，已从“好学生”成长为“老师”级别。即使面对关税壁垒，我国光伏企业仍有望通过多元化市场布局和技术升级，继续保持其全球竞争力。
中国环境报：我国一些企业选择通过东南亚国家将“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产品出口到美国，以规避高关税。您觉得这种方式具有可持续性吗？
翟永平：在战术和策略上，东南亚地区的光伏产能确实成为我国企业应对美国关税政策的重要布局。以马来西亚为例，其光伏产能的90%用于出口，而其中大部分产能来自我国企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在前一届美国政府对我国光伏产品加征关税时，我国企业通过在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设立生产基地，成功规避了关税限制，继续向美国出口光伏组件。而相关数据显示，美国进口的光伏组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
这一现象表明，尽管美国通过关税政策试图限制进口我国光伏产品，但由于美国本土光伏产能不足，叠加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美国一些企业和部分州继续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目前，东南亚地区仍是我国光伏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重要渠道。从长期来看，东南亚地区已成为我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关键一环，尤其是在绿色能源领域。
然而，随着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光伏产品加征关税，这种“借道出口”的策略面临不确定性。我国企业可能需要考虑在美国本土设厂，以应对贸易壁垒。我国部分企业已在北美洲和欧洲设立生产基地，这表明本土化生产是可行的。
此外，我国光伏行业不仅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还要通过扩大内需和提速内循环，进一步推动国内市场的增长。我国绿色产品的内需市场潜力巨大，尤其是在光伏领域。未来，光伏产品的应用场景不限于西部地区的规模化铺设，还将扩展到城市建筑中，如楼顶光伏等。结合储能技术和电池技术，国内光伏市场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除了国内市场，发展中国家市场（如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中亚地区）的开拓空间也非常大。目前，这些地区的市场开发程度较低，欧洲、美国、日本和印度等成熟市场已经相对饱和，而非洲和东南亚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
以马来西亚为例，其光伏产能的90%用于出口。如果出口受到限制，我认为马来西亚可以充分利用本地产能，满足自己国内需求，同时向缅甸等周边国家出口，形成多元化的市场布局。
总之，光伏市场的多元化布局不仅有助于我国应对贸易壁垒，还能推动全球绿色能源的普及和发展。
严格政策实施，打破成本困境，
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市场化推广
吕学都 腾讯碳中和首席专家、绿色贸易促进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报：目前，绿色低碳技术的市场化推广、规模化应用面临成本较高的障碍。例如，阻碍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应用的最大痛点是碳捕集这一环的高昂成本。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吕学都：早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就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启动了CCUS技术相关研究，至今已有20多年。这项技术成本较高与其应用规模较小密切相关。然而，这类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的“兜底”手段。根据国内研究机构测算，到2060年，我国仍将有至少15亿吨甚至更多的碳排放，这部分可称为“必须排放”。要实现碳中和，就需要依靠CCUS等技术进行中和。因此，从实现中国和全球零碳目标这个视角看，CCUS技术是最后的“兜底”技术。促进CCUS技术成本降低和规模化应用需要通过技术不断进步和完善，也需要政策、资金、市场等多方面的支持。
技术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包括低碳技术在内，一项技术在从实验室到市场化的过程中充满挑战。大量实践和研究证明，超过90%的创新技术在市场化前就已夭折，只有少数技术能够越过技术发展的“死亡之谷”成功实现商业化，为市场所接受。这一过程中，初期技术成本往往较高，但随着应用规模扩大，成本会逐步下降。而企业不得不承担高投入及失败风险。许多企业因前期投入过高而没有获得预期的回报，最终难以支撑发展，相应创新技术也就“胎死腹中”。
创新技术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其获得广泛应用并大幅度降低成本。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政策的影响至关重要。以环保技术为例，即使技术和产品很先进、体验很好，如果缺乏国家政策的支持或政策执行不到位，往往也难以形成市场，市场化程度会大打折扣。因此，政策引领和严格政策执行是推动包括低碳技术在内的创新技术商业化的重要保障。
特别想强调的是，严格执行政策至关重要，因为这将激发市场对先进低碳技术和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低碳创新技术及产品的生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严格政策实施也将为市场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推动企业合规生产。
此外，资本的力量也非常重要、不可忽视。实力雄厚的资本将能够通过持续投入，帮助技术创新企业突破技术研发和进入市场初期面临的各种困境，最终实现规模化生产并获得市场认可。国内国外都有很多创新企业在资本加持下成功将创新技术商业化并获得丰厚回报的事例，这里就不详细讨论了。
总之，政策支持、严格执行政策和资本加持，是推动绿色低碳技术、产品发展和进入市场的关键因素。
符合ESG标准的优质资产
将获得更多投资机会
吕建中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董事局董事、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可持续发展管理专委会副主任、绿色贸易促进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报：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在企业融资方面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吕建中：ESG表现在企业融资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ESG表现优秀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特别是ESG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的关注，从而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此外，ESG表现良好的企业能够提升信息透明度，增强投资者和社会信任，进一步降低融资风险溢价。2024年第二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到34.76万亿元，同比增长28.5%，显示出ESG在融资中的显著作用。
中国环境报：如何看待“漂绿”现象？
吕建中：目前ESG“漂绿”的确是一个问题，它干扰和破坏了对ESG的社会认知以及ESG实践的健康发展。需要在立法、监管、识别与监督四个方面加大治理力度。
在资本市场上，ESG投资已成为一种趋势，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风险管控能力强、具有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企业。因此，企业如果能够被资本市场认定为符合ESG标准的优质资产，将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
“漂绿”是指企业通过误导性信息将自身包装成环境及社会友好型企业，打着ESG的旗号、以欺骗的手段进入市场，谋取不正当利益。部分企业可能利用ESG概念规避监管。这种现象的严重性在于，不仅损害了投资者利益，还可能破坏市场对ESG投资的信任。
为杜绝这一现象，需要加强监管，完善ESG信息披露标准，并推动ESG评级的统一性和可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