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典故里的经济学】 

开栏的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经济思想，其中不乏可以古为今用甚至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创见。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精华，是通过“第二个结合”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为此，本版特开设《典故里的经济学》栏目，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举措，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更多依据和借鉴。

  常平仓是中国经济史中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实践之一，在调节粮食市场、稳定社会秩序、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借用常平仓制度强调搞好粮食储备调节的重要性，指出“设立常平仓是我国的传统，在稳市、备荒、恤农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常平仓发源之早、作用之深、延续之久、影响之广，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也在世界经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常平仓的概念首次见于正史是在《汉书·食货志》，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此后，常平仓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社会制度。这一制度在个别历史时期暂停过，但大多数朝代的正史中都可看到相关记载。隋唐以后，常平仓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宋会要辑稿·食货》记景德三年（1006年）诏：“上封官请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各置常平仓。”《元史·食货志》记“元设义仓于乡社，又置常平于路府”。《清史稿·食货二》详载“其由省会至府、州、县，俱建常平仓，或兼设裕备仓”。直到今天，河北蔚县仍保留着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常平仓旧址。

  学界认为，常平仓的思想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管子·国蓄》载：“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大意为：粮食收成变化会引起粮价波动，统治者应根据市场中商品的丰歉盈缺，制定相应的反向调节政策。战国时期李悝的“平籴法”也被视作常平仓的早期思想渊源之一。《汉书·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平籴”的具体内容：“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李悝建议政府根据不同的收成情况，通过分级收储与抛售实现“取有余以补不足”。实际上，在更早的《诗经》里，或许已经蕴含了常平仓的思想萌芽。《小雅》篇：“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汉代经学大师郑玄的解释是，政府以仓廪存粮，面向百姓放粮，可谓常平仓的雏形了。

  可见，无论是从思想、政策还是实践来看，常平仓在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重要经济思想。

  一是体现出中国古代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首先是对经济周期的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经济为主，所处的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四季分明，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先民们很早就通过观察记录发现了自然界中的规律，并将这种规律同人类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常平仓制度就是通过提前仓储积谷以及“籴”“粜”等措施调节粮食资源，以应对粮食收成的周期变化。其次是对供求关系的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发端久远，《尚书·益稷》《易传·系辞下》中就有对早期人类社会交易行为的记载。在漫长岁月中，人们对交易背后的规律进行探索并形成对市场经济、供求关系等现象的一般性认识。李悝在谈到“平籴”之策时提到，籴米的标准是“贾平则止”，表明他已经认识到粮食供给变化与价格之间的关系。

  二是体现了历代对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在耿寿昌提出常平仓之前的半个多世纪，桑弘羊在全国推行了“均输”“平准”之法，其中“平准”的含义即平抑物价。显然，常平仓的实践和理念受到“平准”政策的影响。常平仓的基本操作是（政府）“谷贱时增其价”“谷贵时减其价”，属于典型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国家通过储备粮食物资来平衡市场供求，平抑价格波动。这种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价格稳定的经济思想，是古代“轻重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管子·国蓄》指出了“轻重”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奠基者赵靖先生认为：直接经营工商业、控制市场、操纵物价，都是“轻重论”的政策表现。作为中国古代宏观经济治理思想的经典代表，“轻重论”对历代政策取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常平仓体现的经济思想，既有法家的特点，也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不管是法家还是儒家，“民本”都是常平仓政策制定的重要考虑因素。前引《诗经·小雅》“我取其陈，食我农人”之句，政府“取其陈”是为了让百姓得到温饱。李悝推行“平籴”之策，首先考虑的是“民毋伤”“民不散”。汉代以后，“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逐渐确立下来，官员们也普遍以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施政理念作为行为准则。《汉书·食货志》对耿寿昌设立常平仓的评价是“民便之”；唐代《通典》对历史上实施常平仓的评价是“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这些都表明，常平仓的主要目的是“便民”和“利民”，很好地践行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体现了“民本”精神的历史传承。

  常平仓制度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了重要影响。如，受常平仓制度启发，隋唐时期出现了地方组织的“义仓”和“社仓”，特别是“社仓”到宋代逐渐分化独立出来，与官方的常平仓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市场调控和备荒仓储的基本制度。这种多层次的保障机制也成为延续千年的社会“稳定器”，体现了在公共治理方面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有效结合。

  常平仓思想的深远影响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和工商业。随着近代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在面对金融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时，人们自然而然地从古代应对粮价涨跌的历史经验中寻求借鉴。晚清时期，《南洋官报》一篇文章谈到国际贸易应当考虑“平准圜法”（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1932年，上海《时报》在报道纽约英镑市价暴跌的新闻时，使用了“平准基金”和“平准汇率”的表述。此后“平准基金”便进入我国的现代金融制度当中，沿用至今。

  不仅如此，常平仓还可能是最早对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中国传统思想与制度。美国农业调整法关于粮食仓储体系的设计就是源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危机，美国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充分借鉴常平仓制度和青苗法、市易法等经济思想，于1933年和1938年推出两部《农业调整法》，制定了一系列利农政策，建立了美国永久的现代常平仓制度，为美国彻底战胜大萧条奠定了坚实的农业基础。华莱士明确表示，他是从中国学者陈焕章1911年出版的《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一书中知道了常平仓（Ever-Normal Granary）的概念。

  （作者：张亚光，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推进路径”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