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亿人领取城乡居民保险基金的养老金，如果拿出刺激资金5000亿元用于这项基金支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就可以翻一番，由200多元增加到400多元，对短期扩大消费来说，可能产生积极效果。”在3月23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说。

刘世锦建议，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国有资本划转和完善养老缴费制度等举措，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农村居民领取的养老金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农村居民作为中国收入水平最低的群体，其消费倾向较高，约为0.8，加上宏观经济分析中的消费乘数效应，约为1.5。如果这个群体的养老金支出能够增加1万亿元，就可以拉动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1.2万亿元，为年度经济增长提供近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对稳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刘世锦表示，近两年，中国经济面临着需求不足的压力，主要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不足。中国消费占GDP比重过低不是新问题，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房地产和基建高速增长；近两年来，房地产下跌，基建也在减速，原先被掩盖的消费结构性偏差问题“水落石出”，成为终端需求中“卡脖子”的短板。现阶段中国的消费不足，不是平均水平上的偏差，而是一种结构性偏差。从与国际比较看，中国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较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用购买力平价口径，与OECD国家在与中国大体相同发展阶段比较，中国的家庭消费、服务消费和最终消费约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差距。

刘世锦分析当前中国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一是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偏低且内部差距很大，比如，养老金水平在机关事业单位、城镇企业和城乡居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二是城市化水平偏低、质量不高。服务消费，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发展型消费，很依赖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在传统的农村和水平不高的县城，往往有钱也花不出去，当然更多的情况是缺钱。三是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低收入群体约有9亿人。中等收入群体没有过半，从国际经验看，在中速增长期的后半程就容易出现需求不足。四是政府部门资产占比过高。中国政府部门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的38%，远高于OECD国家（通常低于10%） ，导致消费率偏低。

此外，刘世锦介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2022年中国全社会净资产约为756万亿元，其中政府部门持有的资产约为291万亿元，占比约38%。相比之下，在国际范围内，尤其是OECD国家，这一比重通常不超过10%，一般在5%以下，部分国家甚至处于净负债状态。政府部门资产，尤其是其中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股权的收益主要用于储蓄和投资，这在工业化和投资驱动阶段具有优势，但同时也导致消费率偏低。

刘世锦表示，对目前的消费不足问题，要明确重点痛点：第一，消费不足的重点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发展型消费；第二，从消费人群上说，城市居民面临着医疗、教育、房价的压力，农村居民，尤其是近3亿农民工和2亿进城农民工，是消费缺口最大的群体；第三，从体制机制政策看，实质上还是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通过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找到破题之道。

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根源都指向终端需求不足。把刺激政策资金用于消费，将会事半功倍。如何提振消费，目前有诸多争论。刘世锦谈到了提振消费的两种思路：一种是短期促销措施，补贴消费，通过促销增加消费，短期内有效，但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发钱补贴如何保证精准性，即使到了低收入阶层手里，但对真正需要解决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问题帮助有限。另一种思路是结构性改革，通过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释放消费潜力。他特别建议，通过财政补贴和国有资本划转，大幅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以拉动消费和经济增长。同时，推进结构性改革，重点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发展型服务消费，需要持续稳定增长的制度安排。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