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长沙公布中考新政，其中“规范政策性优待项目”一项引发广泛热议。依据其公布的中考改革实施办法，自2025年起，高层次人才子女享受教育优待实行单列，不纳入统招计划。对此政策，舆论纷纷质疑其合理性，抨击这一政策对中考公平公正的冲击，将其戏称为“拼爹”。
依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官网2021年发布的《长沙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长沙市高层次人才划分为A类、B类、C类、D类4个层次。A类为“国际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B类为“国家级领军人才”，包括“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等；C类称为“省市级领军人才”，囊括“芙蓉学者”特聘教授、全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等；D类称为“高级人才”，包括重点产业领域连续两年以上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40万元以上的人才等。
其实，中考政策中对高层次人才子女优待的不止长沙一地，很多地方中考政策中都有类似规定，只是长沙这次惹了众怒，其中的焦点主要在于D类高层次人才上。当地3月公示的最新一批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共94人，其中B类1人，C类12人，D类81人。尽管长沙市教育局之后回应称，只有A、B、C三类高层次人才子女能享受单列的优待政策，且不会占用统招名额，不会挤占普通考生的录取机会，高层次人才子女同样需要参加中考，试卷与普通考生一致，最终录取时会结合成绩和政策做相应安排，但这依然无法打消公众的疑虑，为其政策的合理性背书。
一位长期从事招生考试管理工作的朋友说：中高考就像一根晾衣服的杆子，各行各业都想把自己的衣服挂上去，试图通过中高考加分推动自己的相关工作或进行针对性利益投放。此前多年，高考加分政策就是这样被异化了，于是在一片喊打声中各项不合理加分政策，比如二级运动员、少数民族身份等基本被清理，仅留下了军烈属子女照顾等极少数项目，也成为近10年高考改革最大的成就之一。
高考加分政策的清理已为中考敲响警钟，但中考因地方自主权过大，更易沦为利益博弈的工具。相比高考，中考这一现象更为突出。高考主要政策均由国家制定，到了中考，完全由地方决定，其权力全面降至地市（州）一级。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就任性地用中考完成自己的KPI考核，把各种社会经济与治理指标与中考挂钩。我相信，此次长沙中考的优待政策，大概率也不是长沙教育部门的想法，更可能是长沙市其他重要权力部门的想法，希望以此吸引人才，搞活、搞强地方经济，也就是说，用升学考试调整社会问题、经济发展问题。
包括中考在内，中高考在中国有着重要而独特的意义：作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中高考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志。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高度重视，高考的竞争前置到中考，中考越来越受到关注。2023年西安就因为“中考移民”而掀起轩然大波。
中高考最大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打破阶层的固化，是我们招生制度的优势，这也是公众高度关注这一制度公平公正的核心所在。对特定人群子女的照顾，尤其是赤裸裸地单列通道，显然破坏了这一制度最重要的支点，带来阶层固化的危险。长沙市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分类中，C类人才包括重点产业领域连续两年以上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80万元以上的人才，这事实上让金钱变成了支配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因素，显然在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这也是我国教育治理上坚决反对的：决不能让钱成为教育资源获取的决定性因素，更不能“拼爹”。
试想一下，如果这一政策是合理的，那么与中考性质类似的高考是否也可以推行？我们能接受吗？我们不反对各地政府出台对高层次人才的各种吸引政策，这是他们的权利，但绝不应该和中考挂钩，绝不应把各种社会治理的诉求与中考挂钩。
应让中考像高考一样，回归其根本任务，回归初心，剥离其承担不了的社会责任。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