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前铺设的光伏地砖、“东屿岛碳普惠”小程序上兑换的绿色碳币、吹着海风就能发电的花朵风机、新能源摆渡车……博鳌亚洲论坛现场，随处可见零碳设计。
这片土地也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验室”。2019年至2024年，博鳌东屿岛近零碳示范区全口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2万吨锐减至470吨。近日，“博鳌近零碳示范区”更名为“博鳌零碳示范区”，意味着示范区实现全域零碳运行。
（博鳌零碳示范区部分展位。摄影/王方然）在中国低碳进程中，离不开转型金融的助力。转型金融是指，在经济体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型的进程中，为其提供融资以帮助其转型的金融活动。2022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批准《G20转型金融框架》，首次就发展转型金融形成国际共识。
转型金融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设定统一的标准？目前存在哪些难点、堵点？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金融圆桌：转型金融与零碳未来”分论坛中，多位重量级嘉宾就上述议题展开讨论。
需要更好的价格机制
“通往净零排放的道路不是直线前进，并非现在开始就不投资有排放的项目，转型金融的意义在于通过投资减少排放的项目，实现整体排放的减少。”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摄影/吴军）周小川以煤电厂灵活性改造举例，过去煤电常年发电，除了大修理外，基本连续运转，难以适应新能源的间歇性特征。
过去5年间，国家推动金融体系支持煤电厂灵活性改造，把传统的煤电机组改为能够调峰的机组。通过技术改造，煤电机组实现了启停速度提升与最低负荷降至30%以下。这样改造后，机器在运转，但是发电量比较小，起到一个对电网灵活性调节的补充性作用。
此外，中国探索出“容量电价”制度。该机制通过政府承诺的长期价格保障，确保灵活性改造的投资回报。传统煤电依赖电量收益，但转型后发电小时数可能降至数百小时，容量电价则以机组调峰能力为定价依据，将减排的社会效益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价值。
在周小川看来，在支持转型金融的过程中，需要有更好的价格机制。配合价格机制，还需要设定排放的标准，增强排放的计量、透明度、可监督性，使得金融能发挥更大作用。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认为，转型金融需要提供激励机制。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两项再贷款工具，以支持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其中一个关键要求是，所有使用这些政策工具的金融机构必须定期披露其支持项目或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有些人担心数据可能不够精准，但只要持续进行信息披露，数据质量就会逐步改善。”他称。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摄影/吴军）2021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于推出两类碳减排支持工具，一类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项目，另一类支持煤炭的清洁利用。
“过去3年间，我们收集了12期的季度数据。从数据来看，无论是在测量方法、信息披露质量，还是支持的项目和企业透明度方面，数据质量都在显著提升。”易纲在论坛中提及。
标准制定是关键
近年来，绿债的规模也在快速增长。
“绿色债券”是指，将所得资金专门用于资助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项目或为这些项目进行再融资的债券工具。
Wind数据统计显示，以发行起始日为准，截至3月20日，已发行和正在发行的绿色债券规模达到1604.94亿元，与去年同期的1039.16亿元相比，增长了54.45%。
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张涛也分享了自己的三点观察，首先，绿债融资已经吸引到更多关注，成为重要资金来源。其次，绿债不仅是一个融资工具，同时成为催化剂，能够促使公司改变他们的行为。第三，部分高排放公司，在发行绿债之后会接受市场监管，促使这些企业加大减排力度。
不过，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存在标准不清晰、“洗绿”风险上升等问题。展望未来，与会专家呼吁建立转型金融统一标准框架。
“为了推动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发展，我们需要清晰的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这是当前的重点工作。”易纲认为，在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转型金融标准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涵盖钢铁、化工、有色金属等多个行业。“我们希望建立一套明确的标准，使转型金融的定义更加清晰，从而防止‘漂绿’（Greenwashing）。”他说。
此外，易纲强调应重视绿色金融共同分类标准。他指出，如果缺乏共同分类标准，每一个国家、地区的绿色转型、可持续融资分类完全不同的话，绿色市场就很难运作。在过去六七年间，中国人民银行与欧盟合作，制定共同的分类标准。第二个版本中，双方已有85%的趋同率。部分市场和地区已经开始采纳中欧共同分类法，来对自己的绿债、绿色资产进行分类。
港交所是最早一批要求企业公布可持续报告的交易所。
“我们认为好的气候披露，不光能够提高透明度，而且可以让这些企业对他们的供应商也作出要求。”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陈翊庭指出，港交所除了经营交易所之外也是监管机构，提供了ESG的框架和标准，帮助企业实现净零目标。但目前企业对共同标准认知度还不够、接受度也不够，无法强制所有上市企业执行。
在发言环节，陈翊庭还抛出了目前碳信用市场存在的问题——在亚洲、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韩国已建立碳信用市场，但是规模都不大，较为分散。
她建议可考虑携手建立一个泛亚洲的碳信用市场，与每个市场“单打独斗”相比，这样能扩大规模，增加流动性，未来作用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