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半球，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以南，有一片广袤的土地。这里有大陆，有岛屿；有高山，有大河；有草原，也有沙漠。这片色彩斑斓的土地就是拉丁美洲。

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承担着向宗主国出口农、牧、矿产品的角色。19世纪初，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地区摆脱了宗主国统治，但延续了独立以前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直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后，才逐步向进口替代转型。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至少在主要拉美国家中，进口替代战略相对成功。1950年至1981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长5.3%。

但是，由于过度的市场保护和国家干预，进口替代也产生了国际收支失衡、通货膨胀、工业竞争力低下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凭借国际资本市场上较有利的融资环境，拉美国家开始依靠举借外债维持经济发展，由此导致外债不断增长。

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一方面，拉丁美洲工业品出口额虽然继续增长，但初级产品仍占出口总额的90%以上；另一方面，大约从1955年以后，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日益强调耐用消费品和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生产，需要大量进口昂贵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导致进口大大超出出口。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跨国公司对拉丁美洲相当部分制造业的接管。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在拉美每投资1美元，就汇往母国2.20美元的利润。

为弥补支付赤字，拉美国家不得不从国外金融机构大量举借外债。统计显示，1970年至1980年，拉丁美洲的外债从270亿美元上升到2310亿美元。空前充裕的资金使拉美国家在西方经济陷入“滞胀”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5%的GDP增长率。

但是，负债增长战略延误了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时机，并引起了商品进口的失控和广泛的金融投机，从而埋下了债务危机的隐患。

1981年，全球石油价格暴跌，严重冲击了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墨西哥经济，迫使墨西哥货币贬值。1982年2月，墨西哥宣布1美元兑换47比索；同年底，1美元兑换144比索，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当年7月，墨西哥被告知，不会得到国际社会新的贷款；8月，墨西哥财政部长宣布，由于外汇短缺，墨西哥无法支付高达84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以此为起始，债务危机开始席卷拉丁美洲，使整个20世纪80年代成为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1981年至1989年，拉美地区人均GDP下降了8.3%。

虽然债务危机的成因是复杂的，但是按照美国财政部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观点，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拉美国家长期推行的进口替代策略及其带来的经济结构性扭曲。因此，“拉美债务国只有进行根本性的经济调整，才有资格被减轻债务负担”。

1985年9月，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提出债务重组计划，由发达国家的主要商业银行，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金融机构，在3年内向债务国提供29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但是债务国必须进行“综合、全面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其中主要包括“削减政府开支，紧缩财政，开放经济，放宽外资进入条件，鼓励竞争，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国有企业私有化，发挥私人企业积极性，实行资本流动自由化”。贝克计划的实质是，以提供贷款为条件，迫使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包括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理论。当它以贷款条件的形式被强加在经济脆弱的国家上，通常会表现为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

对于20世纪末的拉丁美洲而言，新自由主义调整实际上就是彻底放弃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智利是最早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拉美国家。当时，智利对大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大幅度地降低进口产品关税，大力促进林业、渔业以及水果等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此过程中，很多本国企业在与外来产品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面临倒闭，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但同时，通货膨胀率从1973年的500%下降到1981年的9.5%。

墨西哥在债务危机爆发后，也开始推进国有企业自由化改革。1994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协定生效后，美墨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加，从1993年的830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080亿美元。但是该协定对墨西哥一些经济部门的冲击也十分明显。例如，大批种植和生产玉米的农民，在美国进口玉米的冲击下纷纷破产。

在阿根廷，1989年上台的卡洛斯·梅内姆政府宣布，向进口商品开放市场，削减对国内工业的补贴和市场保护。同时，政府对几十家国有公司实行私有化。1991年3月，为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发行新货币“新比索”取代此前的货币，新比索与美元等值。此外，阿根廷还通过解雇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职员，减少在健康、教育、福利、养老金等领域的开支，削减政府开支60亿美元。

巴西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1994年，巴西推出“雷亚尔计划”，从1月1日起发行新货币雷亚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通货膨胀率就被控制在10%以下。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巴西经济开始出现动荡，大量资金外流。

综合来看，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全盘放弃进口替代战略，重新回到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道路上来。这种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体上说，在进入21世纪之前，拉美经济增长水平普遍较低。

2003年至2008年，由于全球经济的增长，国际资本流动性增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拉动了拉美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增长，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加快，GDP年均增长率达到4.8%，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3.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拉美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拉美国家总体上比较顺利地度过了此次危机，2010年后经济普遍恢复增长。

2012年之后，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对原材料、能源等产品的需求下降，叠加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大量美元离开发展中国家回流美国，拉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部分经济体通货膨胀水平失控，货币严重贬值，经济陷入衰退。例如，阿根廷在这种压力下出现债务违约，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的途径。从2013年到2019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总体GDP增长率分别为2.9%、1.2%、-0.2%、-1.0%、1.1%、1.1%和0.1%。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对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去工业化”。1990年至2018年，拉美国家的平均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1%下降到13.4%，降幅和降速都要高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具体国家的数字则更为惊人：巴西从22.1%下降到9.7%，乌拉圭从28.0%下降到11.7%，巴拿马从15.3%下降到5.8%。

在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最早被卷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地区。自从1492年美洲被“发现”后，拉丁美洲彻底融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但是，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一直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外部，一直受到外部市场、外部投资的制约。现代化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强了其经济对外依附的特点。

拉美的这段教训，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