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之分，本是一个无奈的制度设计，大学就好比是一座多层建筑，要是其中没有一个个的房间，连顶盖都支不起来。

年前我在图书馆做了一场主讲，谈的是几位上世纪的著名作家，他们的人生和写作彼此交织，有非常多的故事，并可以观照“当下之思”。在我说完一位澳大利亚作家的情况后，一位前排的观众，一直非常用心听着，这时问了一句话：

“他是什么学历背景？”

我说的都是作家的性格、生活经历、疾病、他写的小说里的有趣细节、别人对他的评价，没想到听众会关心他的学历。幸好我有所了解，就说：“他是学的现代语言专业。”

这位听众立刻点头“哦！”表情仿佛在说：哦，怪不得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我很想说，学历跟他的性格、为人、成就都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后来没讲。又想起此事，是因为时人热衷于谈论大学里文科的是是非非。复旦大学文科的“自由而无用”口号，一向深入人心，可是打消不了人们对“文科无用”的强烈印象。如果不算法律这类“社科专业”，学哲学、学社会学、学语言，这种“文科”学出来能做什么呢？当作家，又有几个人能取得成功呢？

我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想说：在依然保留文/理范畴二分的前提下，我们应该看到，文科本来就不是讨论其“用”的东西。但凡说起其“有用/无用”，文科就落入了自我辩护的境地，说个流行很久的词——文科就“输了”。

通常所说的“文科”是指人文学科。事关科学、医学、技术等的学科——即理工科，它们的价值很容易理解：它们首要的是有关自然界的学科，研究者在研究中，能够发现自然界存在一些奥秘，将它们开发利用，使其有益于人类处境。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太知名的故事：青霉素的发明，核磁共振技术的发明，元素镭的发现……说科学家造福人类，这一点毫无问题。

那么人文学科，说它是“理解人类世界”的学问，恐怕不会有人反对。但是，人们会类比理科向文科人发问：你有了什么新的发现？并使其有益于人类？这时，无论你回答什么，提问的人都不会完全满意。因为首先，人文学者一定会用上不少与人有关的术语，它们显得很抽象：“主体”“阶级”“意识形态”……其次，人们也无法明确看出，这种文科的发现和结论对于人类自身的改善，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相反，理科里的术语名词，比如物理学里的“电磁波”“××现象”乃至“跃迁”，等等，再抽象也是很难置疑的，因为，它们被认为事关某种“客观真理”。再举一个例子：当今最热门的有关人类的研究领域之一“认知研究”，你让一个研究脑神经科学的理科学者来谈，他的学术公信力，他说出来的东西的“有用性”，在一般公众眼里，大概要比一个研究社会学的文科学者更强。

正因此，人文学科不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为自己辩护，而应该超越其上，它只需存在，无需辩护，它发挥其力量时不需要显示其存在感；一旦辩护，就落入了一般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这个东西有用还是没用？”“有大用还是小用？”）之中，而克服一般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达成对所有一切的更深层次的理解，正是人文学科工作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

“理解（understanding）”，不同于“知识（knowledge）”，一般人是只在乎后者，忽略前者的。这就是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科利尼在《大学，有什么用？》一书中，谈及人文学科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区分。他写道：

“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客观的，不管是否有人在意，它‘就在那里’存在着，囤积着，任何精力充沛的人都可以爬到知识仓库的顶端；而理解则是一种人类活动，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理解者的素质。”

一个人文素养深厚的人，未必掌握很多“知识”，可是，他具备超乎常人的理解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善于质疑，善于提出各种问题，比如指出一种“知识”的大众表述里存在的误导性瑕疵。这一点，正是一般大众不能充分认识其意义的，因为大众更多地只想要一个确切的答案，满足于看到最好还一目了然地看懂——那些呈现为“知识”的东西：无数30秒、50秒的自媒体创作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

在另一个讲座的场合里，我提到过一本被众多的“拆书”类节目，众多人文讲师和“领读者”都讲读过的人文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我说，这是一本问题之书，读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戴蒙德是在探讨一个问题，即不同环境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影响，在书中的许多章节，戴蒙德都会从自己在各个地方的观察经验写起；这些观察，激发了他的疑惑，推动他思考，他书写了思考的过程和因此得出的（绝非终极的）结论。但是如今拆解这本书的人，往往是略去那些叙事性、描述性的内容，而把《枪炮、病菌与钢铁》拆成一个个结论，仿佛那些都是被作者敏锐发现的“知识”。问题之书从而变成了“答案之书”，答案被分发给听众，让他们产生知识上的“得到感”。

贾雷德·戴蒙德是一位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不是基于一肚子的“知识”，并相信这些知识的“有用”，而去写一本书的。相反，他的书写是一种发自“理解”的行为，这体现在作品的风格上，体现在书中文章的描述性、叙事性上，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用词上。我们读他的书，获得的应该是一种人文方面的感受。科利尼说，人们对一个学科的工作性质的理解，可以用“技能+信息=知识”来描述，但人文学科并非如此。如果非要用公式，那只能是这样：

经验+反思=理解

《枪炮、病菌与钢铁》这类人文著作，对这一公式有极好的体现。再另举一本大众耳熟的人文作品：《万历十五年》。黄仁宇此书，并不是简单地从史料中发掘出新的“信息”，用一定的技能将其写出，从而变成“知识”；相反，此书的独特价值，见于作者个人基于自己的人生和研究经验，对明朝万历年间的人物形成自己的思考。读黄仁宇对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万历皇帝等的理解，就是读他对明朝的理解，对制度和制度文化的理解，对“人”不只是明朝人，而是所有人——的理解：经由作者的论述，思考书中那些人的抉择和处境，进而，我们对“人”是什么有了更深的领会。

从这个角度，我们是否可以认识到：人文学科的力量和目标，实际上关乎不分文理的所有学科、所有领域？毕竟，所有的学科和领域，在其中工作的都是人，“成果”的提取、论述、发表，也都是由人来进行的。拥有文科素养的人，在做任何研究、在书写其研究成果的时候，都不会是全然不顾对“人”的理解的（用个老词说就叫“有人文关怀”）——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体会达尔文，体会爱因斯坦，这两位都不能算是“文科”，但他们的作品，毫无疑问都是“人文”的。

据说复旦大学收缩了文科的招生规模。我觉得，那不必意味着文科在当下这个技术时代“没用”，它也可以意味着，文科的素养不必非要靠大学教学来培养。它可以凭自修获得，可以靠大量的阅读来领悟，甚至可以从个人的生活经验里得出；像写作一样，它是一件所有人都能去做的事情。斯蒂芬·科利尼还说：

“‘文科’学者固有的情绪，就是忧心忡忡，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写作、发表，自己的著述，有个基本的认识，即任何的成果都是暂时的，都是会被评论、被驳斥、被超越的。他们是带着这种理解去写论文、做研究、探讨课题的。他们对于学问无止境这件事有着最透彻的体会。”

很多人意识到了文科的“解体”。也有一些人称许学校裁撤文科的“魄力”，但他们称许的是一种尊重现实需求、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但实际情况，我相信没有那么被动、无奈。文科的解体，是所有学科解体的一部分。

只要想一想，像戴蒙德、像尤瓦尔·赫拉利这样的“历史学家”和像丹尼尔·卡尼曼这样得过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的“心理学家”，就可以明白，学科与学科之间，本来就不需要有明晰的划分。

文理之分，本是一个无奈的制度设计，大学就好比是一座多层建筑，要是其中没有一个个的房间，连顶盖都支不起来。然而，一旦进了这个建筑，人就应该得到这样一种鼓励：无视所有的墙，当它们不存在，去读所有，去接触一切——一切的知识和对知识的一切理解。

《大学，有什么用？剑桥教授为大学教育一辩》

 [英]斯蒂芬·科利尼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