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裴

美国国务院不久前宣布完成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审查，决定取消其83%的项目。实际上，近年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规模一直在缩减。而且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该机构大约1/3的资金作为特别项目给了乌克兰，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援助项目的资金进一步被压缩。不仅美国，英国对外援助近年来也在显著减少，并且早在2020年就撤销了主导对外援助的国际发展合作部。另外，如果剔除对乌援助，欧盟国家对外援助资金数额近年来下滑也很明显。换而言之，即便美国国际开发署没被关闭，西方国家对外援助收缩的进程也已经在加速中。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援助规模缩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内经济承压、财政预算收紧，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援助尤其牵扯了它们的精力和财力。除此之外，通过援助干预别国政权的政策工具越来越不好用了，也是西方国家对于“援助外交”态度渐冷的一大原因。

推动美国国际开发署成立的法律文件《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规定，美国对外援助的目的是“反对使现在自由与民主的人民处于敌对政权控制之下”，防止发展中国家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保卫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等，类似政策目标也被写入同年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指南中。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争一度有所淡化，但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论依然存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又举起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式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子，试图以援助撬动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整体发展道路。但一方面，近年来西方国家发展模式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对发展中国家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不少发展中国家逐渐摸索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再迷信什么“普世模式”，因而留给西方国家通过资金和技术援助施加干涉的空间愈发狭窄。

相对于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日益式微，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合作、相互援助却越来越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目前，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量中，南南贸易占比35%，北北贸易仅占25%，全球南方国家已经不再仅仅是北方国家所定位的“生产车间”；2023年发展中国家间直接投资达到8670亿美元，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两倍多，发达国家具有的资金优势已不再那么明显。

更重要的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各种发展合作机制在不同场合发表宣言，强调在发展问题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比如，2024年金砖国家峰会提出：“谴责对发展采取出于政治动机的歧视性做法，包括但不限于那些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单边强制措施、发展援助附加的明示或隐含政治条件和损害国际发展援助提供方多样性的行为。”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支持彼此探索基于自身文明特色、发展需求和科技与创新的现代化模式。”以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相互学习为原则的全球南方国家间发展合作，将会走得更稳更远。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通过援助干涉别国发展路径的手段失灵了，但其干涉动机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抗性思维并未改变。现在来看，软的方式不行，可能转而采用硬的方式，比如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声称要“夺回”巴拿马运河，甚至传出美国军方正在制定“收回”巴拿马运河的军事计划。不只美国，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同样面临调整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问题，在援助资金匮乏、西方发展模式吸引力下降的背景下，是放弃对抗性思维，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平等互助、共谋发展，还是“一条道走到黑”，继续变换手段干扰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以及发展合作？这是一个需要西方国家作出理性抉择的历史十字路口。

美国的对外援助体系以及整体外交策略都在发生巨大改变，这种改变也必然波及欧洲国家等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关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战结束后形成的全球南北关系正在面临整体上的重构。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发展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路径越来越多元，发展合作的方式越来越多样，但同时，干扰发展的因素也在发生变化。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援助体系的调整为表征，国际发展合作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并且打上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烙印。（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