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侯德仁

　　民盟前辈顾颉刚（1893—1980），我国著名的历史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历史地理学家。全面抗战爆发后，顾颉刚辗转来到云南，鉴于当时边疆民族危机严重，1938年，他在《益世报》上创办了《边疆周刊》。

　　一

　　1939年1月，由顾颉刚在云南主持的《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的两篇文章，很快引起了著名学者傅斯年的注意。傅斯年对这两篇文章所提出的“汉人殖民云南的历史，差不多纯粹是一部民族争斗的历史”的说法深表惊骇，遂致函主编顾颉刚。傅斯年在来函中责备顾颉刚所办报刊文章“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并告诫顾颉刚说，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招分裂之祸，而应该尽力从历史上证明“夷汉为一家”“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大义。傅斯年在信中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激起了顾颉刚强烈的思想共鸣。

　　顾颉刚很快作出了回应。1939年2月9日，顾颉刚撰成《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后发表于《益世报·边疆周刊》。文章开篇即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能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如此鲜明的民族思想主张，立即引发全国热烈反响，一时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

　　顾颉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观点。

　　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中华民族的形成是自古以来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晶。顾颉刚从历史的角度简要回顾了自古以来中原地区与周边各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过程。他认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因而“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而是自上古以来就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与融汇，并在秦汉时期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的人民大家是中国人了”。是故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仅是一个信念，而且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

　　第二，中华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由各民族文化交融凝聚而形成的，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不建立在同文化上”，汉文化并不是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唯一来源。自古以来，中国境内各族文化就彼此沟通和融合，没有纯而又纯的单一文化。以汉文化的形成为例，汉文化就“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例如“我们坐的是椅子、北方人睡的是炕，椅子原称胡床，也是从匈奴方面传进来的，炕则是辽金人带进来的”；马原来只是用来拉车的，而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也开始“有单人匹马”等。由此可见，“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因此说，“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并且，“岂但汉人的文化不能称为汉人文化，就是这‘汉人’二字也可以断然说它不通……我们被称为汉人的，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的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的，这是由于汉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广泛融入了各民族的血统和文化。故此，顾颉刚得出结论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就是由各民族文化交融凝聚而形成的，各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三，大力批驳日本旨在分裂中华民族的各种谬论，进而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体成为“一个永远打不破的金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永远侵占中国，制造出了很多旨在分裂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各种谬论。顾颉刚对此大力批驳并以此警醒国人。顾颉刚认为，日本人制造出来的“中国本部”一词就是用来分化我们的，他们不断地鼓噪旨在分裂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舆论，经常宣扬类似于“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等各种分裂言论，蓄意制造中国人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混乱局面。因此，顾颉刚呼吁各民族团结为一体，“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我们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我们的正理！也是我们的大义！”

　　三

　　顾颉刚论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思想，充满了深厚的民族情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甫一发表，引发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各地报刊纷纷转载，绝大多数学者从抗战形势出发，对顾颉刚的主张表示了极大赞同。白寿彝即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从中国整个的历史上去看，的确是如此”，他还号召中国史学家“从真的史料上写成一部伟大的书来证实这个观念”。顾颉刚的学生张维华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深表赞同，赞扬这一理论观点“于无形中加强我们团结的思想，这正是解救时弊的一服良剂”。当时，也有少数学者对顾颉刚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费孝通和吴文藻即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顾颉刚混淆了“民族”与“种族”的概念，只看到了一体性而忽略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性。顾颉刚随即撰写了《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两篇文章对此予以回应，并进一步申述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观点。

　　今天看来，顾颉刚的观点有着深厚的历史依据和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毋庸讳言，也确实存在着“详尽论述民族融合的一面，而很少论及客观存在的差异”一面的理论缺陷。

　　回望历史，顾颉刚在民族危亡之际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观点，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民族自信，团结了中华各族儿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如此，这一理论观点还为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理论提供了启迪，有着重要的理论先导意义。总的说来，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观点，倡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思想，对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汇聚全民族力量团结抗日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