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
当我们站上景山，沿着中轴线远望京城，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和绿是北京的典型色调。遍布街巷胡同的绿树，组合成大块绿色，不仅给北京城的春天带来无限生机，也留下大批以树命名的地名。据一项不完全统计，北京城区以树为名的街巷胡同逾百条，这一幅幅充盈生命活力与文化韵味的画卷，既呈现“出门见绿、开窗即景”的良好城市绿色生态空间，亦见证千年古都的深厚文化底蕴。
天坛古柏
昔日枣林前街
名副其实的“古树之都”
北京，一座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七十多年建都史的现代化城市，不仅古迹密集，还是名副其实的“古树之都”。
据统计，北京全市范围内共有古树名木4万多株，涵盖33科56属74种，其中侧柏、油松、桧柏、国槐这四类常见乡土树种的古树，占全市古树名木总数的90%以上。柏树多分布于寺庙、祭坛和皇家园林中；国槐生命力强，又可以美化环境，吉祥昌瑞，古朴典雅。1986年前后，北京市政府征求市树市花，最后国槐与侧柏作为北京乡土树种，双双入选为北京市树。这些“活着的文物”用自己漫长的生命，诠释着古都北京的悠久历史。
1980年一项普查显示，全市城、近郊区共有国槐141796株，是街巷胡同中数量最多的树种。在北京市区以树命名的一百多条街巷胡同中，也以槐树、柏树命名最多，占总数逾三成。紧随其后的，是以枣树、椿树、榆树和柳树命名者，各十条左右。再往后，当属以樱桃树、松树、桃树、棕树等命名，各在十条以内。此外，还有以葡萄、梅竹、核桃、海棠、铁树、杏、百果等命名者，就不作具体计数了。
龙爪槐遗址出土汉代陶井
北京市区以槐、柏命名的三十条街巷，主要集中在广安门北侧西起西便门、东至长椿街的槐柏树街一带。那里仅槐柏树街北头条至北十条，槐柏树街南头条至十一条，就有带槐、柏的胡同24条，是北京城以槐、柏为名最集中的区域。
龙爪槐胡同在陶然亭路南、姚家井东侧，南北走向，南至陶然亭公园西门。民国时称龙爪槐，因该处龙树寺内的龙爪槐而得名。龙爪槐一带历史悠久，2024年初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发掘龙爪槐遗址，出土两口汉代陶井，464座汉代、辽代、明清时期墓葬，九百余件出土器物。为汉代蓟城的探索和本地区人群的社会生活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例证。
龙树寺原名兴诚寺，始建于唐代，其旧址位于今陶然亭公园抱冰堂。明朝弹劾权相严嵩的杨继盛（明中期著名谏臣）被害后，曾厝棺于该寺。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重修兴诚寺记》载：“斯寺有槐，昔延于先农坛西，夫槐亦一树之常者也，植自宋至今，数百余年，历经兵燹之攘，从未戕其枝柯，而荫郁畅茂，盘结如盖。旁枝特挺，俨若游龙，申舒自得，不啻舞爪，名之龙爪……”这说明兴诚寺内的槐树种植于宋代，清以其巨大古槐似龙爪而改名“龙树寺”。
清朝遗老杨钟羲《雪桥诗话》记载：“龙树寺本唐兴诚寺久圯，嘉庆中有松筠庵一浙西僧修之，为松筠下院，补植倒垂槐一树。道光年间，侍郎顾皋题曰：龙树寺。”龙树寺还是文人雅集、游览、酬唱、吟咏之地，龚自珍、魏源、黄爵滋、林则徐等人均常来此地。晚清名臣张之洞以达官兼作名士，每次主持宴集，最喜欢来龙树寺，说“有此地曾来一百回”。张之洞在龙树寺建有别墅，名“抱冰堂”，张去世后，其门生、同僚将“抱冰堂”改为张之洞祠堂。到民国初年，龙树寺已经衰落，而寺内的龙爪槐却一直为世人传颂，逐渐演化成地名。新中国成立后，张之洞祠堂划入陶然亭公园。北京艺培戏曲学校（今北京市戏曲学校）和北京市第十五中学，便建在这片区域。
曹雪芹落魄时曾住枣林街七号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枣树是原产于我国的特有果树，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对枣的利用、驯化和栽培历史有七千多年。北京有十余条以枣树命名的街巷，主要分布在牛街西南部，地属辽南京城内（在今北京城西南）。
枣林斜街东北口与牛街相通，西南口和枣林前街相交，斜街长302米，均宽4.1米，东段旧称甄家胡同，中部北与枣林北里、南与枣林夹道相通，是牛街向西南至崇效寺山门的捷径，枣林斜街迤西白广路处古称老君地，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改名枣林北里。《房山石经题记汇编》辽金部分，收录辽代和金天眷三年（1140年）以后，自皇统元年至九年（1141年—1149年）间镌刻佛经的题记，记有“施主在京老君巷许荣”，应该是北京最早有专名记载的胡同。仅记于此，供有兴趣的朋友们探索。
从枣林斜街中部向北通枣林前街，枣林前街原名枣林街，东西走向，东起牛街南口，西段与南线阁街、菜园街相交，中段与白广路相交，总长约1150米。过去这条街是唐幽州城子城东门和辽南京东宫门外宣和门通往南横街的重要通道。金皇宫东门名东华门，与皇城东门宣华门直通枣林街，宣华门内有东苑，是以花卉、柳树和辽时果园为主的园林，地点在今南线阁西侧。金朝皇帝与太子诸王等经常到东苑游玩，春赏牡丹、冬品菊花，五月射柳。明代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该地街名“枣林儿”。清代因崇效寺藏经阁北的成片枣林，亦称崇效寺为枣花寺。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北京外城的地图上，“枣林儿”为“枣林街”。新中国成立后，以“枣林”命名的几条街巷，如枣林后街、枣林斜街、枣林北里、枣林夹道、枣林一巷、枣林二巷、枣林三巷、枣林南里等覆盖了这一带的大片地区。如今枣林前街北部的枣林斜街、枣林北里、枣林夹道等街巷已从北京的版图上消失，代之拔地而起的是高楼林立的住宅小区，枣林前街也已变成了宽阔的通衢大道。
唐代，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在枣林街南舍宅建崇孝寺，历经唐、宋、元，该寺香火不断。1341年，元顺帝登基，命重建该寺赐名“崇效”。1522年，明世宗嘉靖登基之初，内官监太监袁福与高僧了空和尚同心修葺崇效寺，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和后殿等。嘉靖三十年(1551年)，内官监太监李朗捐钱，在寺院中央增建藏经阁。《析津日记》载：“嘉靖辛亥（1551年）掌丁字库内官监太监李朗于崇效寺中央建藏经阁，阁东北有台，台后有僧塔三，环植枣树千株。”如今崇效寺早已不存，只剩藏经阁矗立在白纸坊小学教学楼北侧的操场上。藏经阁以北的大片枣林，消失殆尽，现为华北电力集团的办公地和家属宿舍群。其南为东西向白纸坊西街，建有中国地图出版社。
隋唐时期，幽州佛寺的建造数量大大超过前代，仅枣林前街周围便建有乾静庵、伏魔寺、救苦庙、五圣庵、相国寺、千佛寺、正真观、三官庙、紫竹林、圣寿寺、昙花寺和五道庙等多座庙宇。千佛寺为明朝嘉靖年间的御马监太监商尚质投资重建，《半偈庵园》一书记载曹雪芹曾住千佛寺。《春游琐谈》第一集记“友人陶北溟云：……曹落魄后曾住千佛寺云……千佛寺在广安门内枣林街七号。”现千佛寺已无存。
“南柳街”可能指“南柳巷”
北京的柳树很多，每当阳春三月，柳絮纷飞，形成北京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北京城内的大片柳树，就像城市的名片，至今留下十多条以柳树命名的街巷，如椿树地区的北柳巷、南柳巷、北柳夹道，陶然亭公园北面的双柳树胡同，双柳树头条、二条、三条；赵登禹路西侧柳巷，二龙路地区柳树胡同，厂桥地区柳荫街等。在部分城区还兴建了不少带“柳”字的居民区，如左家庄地区的柳芳东里，朝阳区的垂杨柳北里、南里等。
难能可贵的，宋人宇文懋昭所著的《大金国志》里，提到以柳命名的街名——“南柳街”。1211年2月，成吉思汗自克鲁伦河发兵南侵金国。12月11日蒙兵前锋顺利到达中都，攻打南顺门。金国守将完颜天骥诱敌深入，在南柳街密设拴马桩，使得蒙古骑兵纷纷落马，败阵而回。这段历史指明了“南柳街”在南顺门内，可惜在金中都城的13个城门里，却没有南顺门的名字，这就给寻找“南柳街”带来困难。
南柳街的所在地，有可能在皇城柳庄和御道绿柳正南门外。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国，其在《揽辔录》中写道：“乾道六年使金，至燕山城外燕宾馆，燕至毕，与馆伴使副并事行柳堤……宣阳门内正北，亦即东、西千步廊之间是御道（又称驰道）。御道两旁有沟，沟上种植绿柳。”范成大笔下丰宜门护城河两岸的柳堤，在今丰台区西铁匠营村北、北凉水河岸边；千步廊御道两旁的绿柳，在今鸭子桥东侧的南滨河路一带。
另一种可能，“南顺门”指中都城东北子城的南门，“南柳街”就是宣南的南柳巷。金朝在中都城的四周，保留有四座辽代建筑的子城。四座子城原位于辽南京皇城四隅，与内城并不直接连接，而在中间由复道相通。1211年完颜天骥指挥的巷战，或许发生在子城。1213年春三月，成吉思汗攻入中都城北的子城，久围中都城不下，改道分兵三路攻打山东诸州。1214年春三月，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再围中都城，驻跸在中都北郊，最后人困马乏，同意和解。后两次战役，史书上都明确注明发生在城北，如果“南顺门”是中都城东北子城的南门，那么今天南柳巷所在地，就是金朝已有的“南柳街”了。
俱往矣，那些见证了历史的诸多古树，如今已然是北京城一道美丽风景线。
（作者为北京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