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邯郸晚报

三十年代的丛台公园

□侯廷生

七

邯郸自国民军离开后，由于处在南北交界，仍是多个军事实力派的途径之地：

1926年冬，奉军过邯郸南下，邯郸供给其车辆、麸料、柴草及一切杂项，共用款十八万余元。

1927年春，褚玉璞当了直隶省长，以发行公债和征集讨赤费的形式下令征集费用，仅一年邯郸就担负三十三万零一百二十八元。

夏天，直鲁军进驻邯郸，被武安天门会等围于城内。5月13日军队用大炮轰散会众。6月12日，成安、肥乡和邯郸东南各乡天门会、黄沙会、红枪会等两万余人占领邯郸城。直鲁军逃出。会众组织了公民团来代替政府执政。

冬十一月，直鲁军、奉军相继过境，邯郸供给粮草、车辆，折款一万多元。

1928年夏四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过邯郸，邯郸供应各种费用折款共大洋十多万元。

1930年九月，石友三部队第十三路军进驻邯郸，直到第二年七月北上。征用粮秣、车马、兵丁及一切杂款约四十万元。

石友三的部队在邯郸时，伤兵大队驻在城内（后移至黄粱梦吕仙祠内），在文庙内设立伤兵医院，且占据了附近的宣讲所。丛台一带“后湖”北岸的原县党部（县议会、图书馆）以及两侧的孤儿学校、国民小学校等也被占据。

这时期的丛台一带虽然没有大改，但在国民军走后还是有些新的变化。

1924年，知县事何毓琦按上峰指示，成立了县参事会，机构就设在城东北角的丛台下。又设立了图书馆，捐修图书楼三楹，楼上藏书，楼下阅览。1928年县议会被解散后，这里又改成国民党县党部的活动场所。

1928年，丛台下建立了两所私立学校：一为私立法文学校，在城内东北隅明湖北岸七贤祠内，有学生14名。创办人任多梧，苏起凤。一为孤儿初级学校，在城内东北隅丛台下，由邯郸慈善家募捐修建。“校舍、校中基金，经沙河赞善村民人郭荫堂将北关华岩庵庙地一顷四十余亩捐入，作为根本经费，除此之外，所有不敷款项，仿北平香山龙泉孤儿院办法，完全出于劝募，盖纯粹为慈善事业也。”当年收学生20人，后陆续增至50人。创办人王韵泉（琴堂）、刘粹然等。

王琴堂办孤儿学校，到底还是经费乏力，他为此只得想出募捐的方式：把自己的“梅花与诗”刻到学校里的石碑上供游人印拓，换得一点善款。该碑现置于丛台碑林内，至今仍然闪烁着艺术的光辉。

1931年秋，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四师驻防邯郸。邯郸对师长高桂滋来说，并不陌生。

自1922年他被迫离开陕西，投奔来到驻直隶南部的胡景翼部。之后在此三年。国民军建立后，他成了团长，1924年年初随胡景翼离开进入河南。

八

1931年的丛台修复，可以称为“高桂滋之修”。因为这不仅是主要源于高桂滋的强烈意愿，而且此次重修，也主要是其部队官兵的劳动，应该没有多少地方上的参与。这次修复的规模并不大，时间也不长。它主要包括三个内容：

一是将武灵旧馆改建一新，于其前筑亭一，颜曰回澜亭。

武灵馆始建于1922年，是把丛台上原财神庙拆除改建的。当初建武灵馆，就是弘扬武灵王的精神，这次重点维修的也是武灵馆，而且高桂滋尤其又对武灵王的“习胡服骑射”作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申明。这里顺便插一句，“武灵旧馆”是高桂滋在碑记中的称呼，不是“壬戌之修”时的名字。对于时隔十年的高桂滋而言，当年的武灵馆已经破败成了“旧馆”，所以才有重修的必要。修馆的同时，在馆前又增健了小亭回澜亭。

二是对其他的建筑物余或施丹垩，或莳花木。由于这次是军务之余的维修，高桂滋在主修之外，对其余建筑物或者重绘色彩，或者栽种花木，这应该主要是对据胜亭及其附属建筑绘漆图彩，空余地则装饰花草树木，使得整个丛台都重放异彩。

三是并在台麓之西建平房数十椽，庇地方之守护者。即在丛台西侧新建了一片平房，让丛台的守护者有个安顿的地方。

这一切，都被高桂滋写入了重建碑记中，高碑也是丛台维修的最后绝唱。

高桂滋在文中赞扬了赵武灵王变胡服、习骑射，思欲奋发图强，一扫国人萎靡之习的尚武精神；记述了增设台上建筑以及重修丛台的经过，尤其对丛台前次维修者胡景翼、孙岳、何遂三人表示了尊崇和敬意。这个时候，胡景翼、孙岳均已去世，何遂实际上也离开了政治中心，仅仅十年之间，社会就发生了巨变，作为与胡、孙、何三人有着密切关系的高桂滋，不得不感叹瞬变的无奈。高桂滋当年虽然也驻扎在邯郸附近，却因当时刚刚投奔到此在胡景翼部下做了个营长，并没有机会参加丛台的建设。这次重修，或许也弥补了当初的缺憾。但是这时候，当年的胜景已经不再：胡景翼离开邯郸后，进入河南，不久担任河南军务督办，1925年5月因臂上疮伤引发住院，竟由此而去世。孙岳离开邯郸后回到保定，次年春又率部进入河南，出任河南省省长，年底又就任直隶督办兼省长。1926年初冯玉祥下野，孙岳代理国民军总司令，但在奉系、直系军阀的联合排挤下，最后失败。1926年8月孙岳因病赴上海治疗，1928年5月因病去世。

虽然这次的维修只是修复一馆（武灵旧馆），新建一亭（回澜亭），对其他建筑做了彩绘和花木装饰，却也是部队官兵费时数月的勤劳所致。

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陕西定边人。1911年参加西安起义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入陕西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定边县保安队队长、连长。1922年因反对军阀井岳秀失败，离开陕西到直隶顺德(今河北邢台)投奔陕军第一师胡景翼部下任骑兵营营长。其时他的姐夫郑思诚也在胡部，因此他实际是投奔姐夫。这是其一到邯郸。

1924年10月胡部改建为国民军第二军后，其姐夫郑思诚任二军副军长，高桂滋升任独立团团长，翌年再升为第三补充旅旅长。

1925年，进入河南的胡景翼与镇嵩军大将憨玉昆大战（史称胡憨之战），憨战败自杀，刘镇华由此被赶出陕西，结束其在陕西八年的统治。

1926年春，国民军二军因遭北洋军阀吴佩孚和陕西刘镇华残部的联合夹击，退守豫西，高桂滋感到没有前途，于是脱离部队，靠着陕北同乡的关系，再次来到武安一带，投奔吴佩孚部将米振标，在其部任毅军第五混成旅旅长。这是其二来邯郸。

1927年初，暗中与北伐军联系的高桂滋，接到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的任命。不久武汉政府于1927年5月又任命高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九军军长。秋天，武汉政府失败，宣布与南京政府合并，高部被打败，退往皖北，1928年2月高部接受改编为第四十七军，隶属于方振武第四军团，参加二期北伐。北伐战争结束后，1928年6月蒋介石将高的第四十七军缩编为一个旅。1930年又扩编为师。中原大战爆发后，高部响应冯玉祥反蒋，失败后被张学良收编为总部直辖第十一师，后改正太路护路军第一师，高任师长。1931年7月因石友三发动反对张学良的叛乱，高部参加平定有功，战后被编为步兵第八十四师，驻河北邯郸、武安、磁县，接替原十三路军（石友三任总指挥）驻防。这已经是高桂滋第三次来到邯郸。而重回邯郸的高桂滋，就有了重修丛台的壮举，为这座名台书写了光辉。

除了修丛台，高桂滋在邯郸期间，有影响的另一件事就是资助《邯郸县志》的出版。民国以来，纂修一部新的县志，是邯郸文人们郁结在心的事情。虽然由这时期颇有威望的邯郸名绅王琴堂领衔，县志仍然两上两落，经历了十多年，其中还包括县志资料存在县图书馆、后来遭遇事变而丢失摧毁的教训，到高部进驻邯郸的1931年，仍然经费无从筹措，文稿尚未敲定。高桂滋了解王琴堂与何遂当年的友谊，也深感王琴堂编纂志书的不易，尤其是对新县志的指导思想、编辑体例以及内容表示赞赏，因此不仅赞助经费一千大洋，而且欣然应邀为新志撰写序言，并阐释自己对社会变革的深刻理解，对《邯郸县志》的衷心赞许，对王琴堂及其编纂者的积极肯定。这一切，最终保证了民国《邯郸县志》出版。为了与其他版本区别，该志常被称为“民国二十二年本”。

高桂滋后来离开邯郸，参加过长城抗战、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等多个著名会战。毛泽东曾称赞他的抗日经历“光荣历史国人同佩”。

1945年高桂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任国民党西安绥署副主任，曾秘密为中共中央军委提供过重要军事情报。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陕西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他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病逝。（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