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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台之修:民国时期的修葺辑录 (中)

转自:邯郸晚报

三十年代的丛台公园

□侯廷生

邯郸自国民军离开后,由于处在南北交界,仍是多个军事实力派的途径之地:

1926年冬,奉军过邯郸南下,邯郸供给其车辆、麸料、柴草及一切杂项,共用款十八万余元。

1927年春,褚玉璞当了直隶省长,以发行公债和征集讨赤费的形式下令征集费用,仅一年邯郸就担负三十三万零一百二十八元。

夏天,直鲁军进驻邯郸,被武安天门会等围于城内。5月13日军队用大炮轰散会众。6月12日,成安、肥乡和邯郸东南各乡天门会、黄沙会、红枪会等两万余人占领邯郸城。直鲁军逃出。会众组织了公民团来代替政府执政。

冬十一月,直鲁军、奉军相继过境,邯郸供给粮草、车辆,折款一万多元。

1928年夏四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过邯郸,邯郸供应各种费用折款共大洋十多万元。

1930年九月,石友三部队第十三路军进驻邯郸,直到第二年七月北上。征用粮秣、车马、兵丁及一切杂款约四十万元。

石友三的部队在邯郸时,伤兵大队驻在城内(后移至黄粱梦吕仙祠内),在文庙内设立伤兵医院,且占据了附近的宣讲所。丛台一带“后湖”北岸的原县党部(县议会、图书馆)以及两侧的孤儿学校、国民小学校等也被占据。

这时期的丛台一带虽然没有大改,但在国民军走后还是有些新的变化。

1924年,知县事何毓琦按上峰指示,成立了县参事会,机构就设在城东北角的丛台下。又设立了图书馆,捐修图书楼三楹,楼上藏书,楼下阅览。1928年县议会被解散后,这里又改成国民党县党部的活动场所。

1928年,丛台下建立了两所私立学校:一为私立法文学校,在城内东北隅明湖北岸七贤祠内,有学生14名。创办人任多梧,苏起凤。一为孤儿初级学校,在城内东北隅丛台下,由邯郸慈善家募捐修建。“校舍、校中基金,经沙河赞善村民人郭荫堂将北关华岩庵庙地一顷四十余亩捐入,作为根本经费,除此之外,所有不敷款项,仿北平香山龙泉孤儿院办法,完全出于劝募,盖纯粹为慈善事业也。”当年收学生20人,后陆续增至50人。创办人王韵泉(琴堂)、刘粹然等。

王琴堂办孤儿学校,到底还是经费乏力,他为此只得想出募捐的方式:把自己的“梅花与诗”刻到学校里的石碑上供游人印拓,换得一点善款。该碑现置于丛台碑林内,至今仍然闪烁着艺术的光辉。

1931年秋,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四师驻防邯郸。邯郸对师长高桂滋来说,并不陌生。

自1922年他被迫离开陕西,投奔来到驻直隶南部的胡景翼部。之后在此三年。国民军建立后,他成了团长,1924年年初随胡景翼离开进入河南。

1931年的丛台修复,可以称为“高桂滋之修”。因为这不仅是主要源于高桂滋的强烈意愿,而且此次重修,也主要是其部队官兵的劳动,应该没有多少地方上的参与。这次修复的规模并不大,时间也不长。它主要包括三个内容:

一是将武灵旧馆改建一新,于其前筑亭一,颜曰回澜亭。

武灵馆始建于1922年,是把丛台上原财神庙拆除改建的。当初建武灵馆,就是弘扬武灵王的精神,这次重点维修的也是武灵馆,而且高桂滋尤其又对武灵王的“习胡服骑射”作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申明。这里顺便插一句,“武灵旧馆”是高桂滋在碑记中的称呼,不是“壬戌之修”时的名字。对于时隔十年的高桂滋而言,当年的武灵馆已经破败成了“旧馆”,所以才有重修的必要。修馆的同时,在馆前又增健了小亭回澜亭。

二是对其他的建筑物余或施丹垩,或莳花木。由于这次是军务之余的维修,高桂滋在主修之外,对其余建筑物或者重绘色彩,或者栽种花木,这应该主要是对据胜亭及其附属建筑绘漆图彩,空余地则装饰花草树木,使得整个丛台都重放异彩。

三是并在台麓之西建平房数十椽,庇地方之守护者。即在丛台西侧新建了一片平房,让丛台的守护者有个安顿的地方。

这一切,都被高桂滋写入了重建碑记中,高碑也是丛台维修的最后绝唱。

高桂滋在文中赞扬了赵武灵王变胡服、习骑射,思欲奋发图强,一扫国人萎靡之习的尚武精神;记述了增设台上建筑以及重修丛台的经过,尤其对丛台前次维修者胡景翼、孙岳、何遂三人表示了尊崇和敬意。这个时候,胡景翼、孙岳均已去世,何遂实际上也离开了政治中心,仅仅十年之间,社会就发生了巨变,作为与胡、孙、何三人有着密切关系的高桂滋,不得不感叹瞬变的无奈。高桂滋当年虽然也驻扎在邯郸附近,却因当时刚刚投奔到此在胡景翼部下做了个营长,并没有机会参加丛台的建设。这次重修,或许也弥补了当初的缺憾。但是这时候,当年的胜景已经不再:胡景翼离开邯郸后,进入河南,不久担任河南军务督办,1925年5月因臂上疮伤引发住院,竟由此而去世。孙岳离开邯郸后回到保定,次年春又率部进入河南,出任河南省省长,年底又就任直隶督办兼省长。1926年初冯玉祥下野,孙岳代理国民军总司令,但在奉系、直系军阀的联合排挤下,最后失败。1926年8月孙岳因病赴上海治疗,1928年5月因病去世。

虽然这次的维修只是修复一馆(武灵旧馆),新建一亭(回澜亭),对其他建筑做了彩绘和花木装饰,却也是部队官兵费时数月的勤劳所致。

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陕西定边人。1911年参加西安起义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入陕西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定边县保安队队长、连长。1922年因反对军阀井岳秀失败,离开陕西到直隶顺德(今河北邢台)投奔陕军第一师胡景翼部下任骑兵营营长。其时他的姐夫郑思诚也在胡部,因此他实际是投奔姐夫。这是其一到邯郸。

1924年10月胡部改建为国民军第二军后,其姐夫郑思诚任二军副军长,高桂滋升任独立团团长,翌年再升为第三补充旅旅长。

1925年,进入河南的胡景翼与镇嵩军大将憨玉昆大战(史称胡憨之战),憨战败自杀,刘镇华由此被赶出陕西,结束其在陕西八年的统治。

1926年春,国民军二军因遭北洋军阀吴佩孚和陕西刘镇华残部的联合夹击,退守豫西,高桂滋感到没有前途,于是脱离部队,靠着陕北同乡的关系,再次来到武安一带,投奔吴佩孚部将米振标,在其部任毅军第五混成旅旅长。这是其二来邯郸。

1927年初,暗中与北伐军联系的高桂滋,接到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的任命。不久武汉政府于1927年5月又任命高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九军军长。秋天,武汉政府失败,宣布与南京政府合并,高部被打败,退往皖北,1928年2月高部接受改编为第四十七军,隶属于方振武第四军团,参加二期北伐。北伐战争结束后,1928年6月蒋介石将高的第四十七军缩编为一个旅。1930年又扩编为师。中原大战爆发后,高部响应冯玉祥反蒋,失败后被张学良收编为总部直辖第十一师,后改正太路护路军第一师,高任师长。1931年7月因石友三发动反对张学良的叛乱,高部参加平定有功,战后被编为步兵第八十四师,驻河北邯郸、武安、磁县,接替原十三路军(石友三任总指挥)驻防。这已经是高桂滋第三次来到邯郸。而重回邯郸的高桂滋,就有了重修丛台的壮举,为这座名台书写了光辉。

除了修丛台,高桂滋在邯郸期间,有影响的另一件事就是资助《邯郸县志》的出版。民国以来,纂修一部新的县志,是邯郸文人们郁结在心的事情。虽然由这时期颇有威望的邯郸名绅王琴堂领衔,县志仍然两上两落,经历了十多年,其中还包括县志资料存在县图书馆、后来遭遇事变而丢失摧毁的教训,到高部进驻邯郸的1931年,仍然经费无从筹措,文稿尚未敲定。高桂滋了解王琴堂与何遂当年的友谊,也深感王琴堂编纂志书的不易,尤其是对新县志的指导思想、编辑体例以及内容表示赞赏,因此不仅赞助经费一千大洋,而且欣然应邀为新志撰写序言,并阐释自己对社会变革的深刻理解,对《邯郸县志》的衷心赞许,对王琴堂及其编纂者的积极肯定。这一切,最终保证了民国《邯郸县志》出版。为了与其他版本区别,该志常被称为“民国二十二年本”。

高桂滋后来离开邯郸,参加过长城抗战、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等多个著名会战。毛泽东曾称赞他的抗日经历“光荣历史国人同佩”。

1945年高桂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任国民党西安绥署副主任,曾秘密为中共中央军委提供过重要军事情报。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陕西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他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病逝。(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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