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其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新生的共和制度却形同虚设，强人专权、军阀割据、政党内耗、议员贿选等乱象百出。如何看待辛亥革命“成功的一面”与“失败的一面”之间的关系？若民国的共和政体运转不良，则辛亥革命的历史进步性该如何理解？对于这些问题，《未竟之业：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An Unfinished Republic: Leading by Word and Deed in Modern China）一书从政治心态和行为层面做了探讨。
《未竟之业》作者史谦德（David Strand）长期关注社会史研究，受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乔治·鲁德（George Rude）等社会史学家的影响，尤其关注普通人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对“公共空间”的塑造，以及这种塑造对权力架构的影响。史谦德在《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一书中已经提出，这一时期的北京形成了作为“新旧惯例和态度的结合体”的“新公共领域”，人力车夫及其各种相关群体共同参与其中，通过演说、抗议、辩论等方式努力维护、深化自身的利益和观点。（《北京的人力车夫》，194页）这一观点招致了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同行的批评，而史谦德本人也逐渐厌倦于对民国“公共领域”的抽象理论分析，转而希望以更深入的实证研究完善自己的观点。于是，在《未竟之业》一书中，作者引入了传记写作的思路，以“演说”这一政治行为为切入点，力图说明，民国初年互相斗争的专制机器和民主运动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国民生活的中间地带。在这个中间地带，人们以平等、自信的姿态从事着种种公开的政治实践，生成了一种政治化的生活方式，进而使废除帝制、挣脱奴役、追求平等等共和的核心价值得以保存和发扬。（第9-10、14页）
对孙中山、唐群英、陆徵祥的传记书写
《未竟之业》的传记写作始于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研究，但史谦德认识到，“与孙中山同时，也有其他人物，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事业争取民众支持”，为了更全面地展现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作者采用了合传的方法，将孙中山与女权运动者唐群英、外交家陆徵祥一道作为研究对象。三人的奋斗目标、政治地位和人生际遇不尽相同，作者在第三、五、六章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经历；但三人都在通过演说阐述自己的主张，而他们的演说生涯直接交汇在了1912年8月25日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这便是本书第一章《扇向宋教仁的耳光》探讨的主要内容。会上，唐群英和宋教仁两位革命同志就女权问题公然爆发了肢体冲突，会议主席张继勉力维持秩序，冲突仍迟迟不能平息。最后，孙中山亲自出面维系各方团结，唐群英等人的女权主张得到了原则上的支持，但终究未能被写入党纲。在史谦德看来，这场风波既“集中爆发了过往积攒下来的纷繁复杂的压力和影响”，也是“具有革命性的开端”。（29页）辛亥革命带来了从帝制到共和的巨变，但人们很快发觉，巨变并未让社会有什么好转。历法、礼仪、发型等方面的移风易俗长期呈现新旧并行的状态，新成立的共和制政府以祭祀明孝陵强调自身“驱逐鞑虏”的“法统”来源，袁世凯以军事和政治施压篡夺了临时大总统之位，妇女权利等种种社会问题更是一如往日。正如孙、唐、陆三人各自的经历所揭示的，在民国的混乱中，各方形成了或激进或保守的政治蓝图，而各方在混乱中的政治实践，又让这些蓝图以或集中或零散的形式保存和发扬下去。
点燃这场风波的唐群英，集中体现了女性以投身革命争取女子权利的理想主义，以及共和建立后理想破灭的沮丧之情。（145-146页）唐群英生于湖南新桥的书香门第，从小既能赛诗斗文又能骑马舞剑，还常与葛健豪、秋瑾等具有新思想的女性探讨时政，但她仍深切感受到了现实给女性套上的枷锁。1904年，唐群英赴日留学，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和组织，坚信妇女不应仅仅是现代国家的“贤妻良母”，而应享有完整的国民权利。为此，唐群英参与创建了同盟会，办报刊、建组织、造炸弹、上战场，事事不落男子下风。“民族主义直截了当的力量”让女子在公共生活参与上取得了一些突破，革命期间烽火遍地的局势也有利于妇女团体的壮大和串联。（162、166页）但哪怕在革命阵营内部，女性的贡献也仅被视为次要的辅助工作，其他固守“男女有别”观念的势力更不必说。1912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拒绝把男女平等写进《临时约法》，女权运动者因请愿无果，在议院大闹一场，由此招致的各方批评和排挤又进一步加强了她们持续反抗的动力。（185页）8月25日唐群英等女性掌掴宋教仁，并数次以自己的演说打断议程的“越轨”行为，正是在宣示自己的地位：“论冲击力和影响力的话，那天的唐群英等一众妇女，与宋教仁、张继甚至孙中山都是平等的。”（75页）孙中山对唐群英表示同情和理解，却仍认为此时不宜把男女平等写进党纲，确是女权主义者此刻艰难处境的写照：唐群英等人的女权主义宣讲引起了革命派内部和社会舆论的同情，也与欧美女权主义者的斗争相互呼应，但获得参政权的目标始终没有达到，“中华民国”依旧是“中华男国”。但是，史谦德指出，正是由于女权主义者四处演说、发起组织、兴办报刊等种种实践，“有某种‘中华女国’在较小规模的倡议和组织中存续了下来”，成为女权运动继续推进的基础。（217页）
唐群英（1871-1937）雕像孙中山则并非这场风波的当事方。此时，他已不再是国家元首，甚至不再直接经管同盟会的事务（风波的另一当事方宋教仁事实上总负责党务），但他仍然是应袁世凯之邀来京洽谈中国前途命运的贵客，是受到万人空巷礼遇的“国父”，也是同盟会的权威领袖，在这场风波中起了平息各方、一锤定音的作用。这也是孙中山整个政治生涯的缩影：“虽然几乎没有真正成为过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但孙中山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25页）这是因为，孙中山一直在周游海内外，不断演说自己建立共和、建设国家的愿景。孙中山“走进民众中去的强烈意愿是挡不住的”，（411页）且每到一地“都会运用当地的事实和细节”（417页），他也仍能在不同时空中反复重现自己的构想，并把这种构想植入一个个具体的环境，从而引发人们的共鸣，其影响力毫不逊色于（甚至超越了）袁世凯等政治强人的军事和政治权势。这些演说不断累积和打磨，形成了1924年的三民主义系列演说。借助广播、碟片等多种手段，孙中山和国民的接触扩展到了近乎无穷的听众。于是孙中山的演说虽然不乏空泛、矛盾之处，但仍然促使人们形成了一致的国家和领袖想象，也使得“富有远见的言辞在政治和公共生活舞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419页）
陆徵祥不在风波现场，但他的“不在场”恰恰从反面说明了演说在共和政治中的威力——不成功的演说可能会导致政坛上的失败。从晚清到民国，陆徵祥一直是一名崇尚专业主义、不问政局风云的外交官，而袁世凯企图利用陆徵祥的专业主义精神“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299页）1912年6月，陆徵祥以“超然”的面貌被架上总理之位时，不仅显得与参议院的党派纷争格格不入，而且也似乎“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争取议员支持的艰巨性。于是，陆徵祥第一次到参议院的演说，既充满了“征祥极喜欢本国人”等“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的自我表白，又大加批判当时的官场风气，遭到了议员们的抱怨和嘲讽。（328-332页）很快，陆徵祥便以身体抱恙为由躲进医院，不问政事。因为这次不合时宜的演说，陆徵祥的声望跌到了谷底，但数年后，他作为巴黎和会的外交官，又因为顺应民意，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公众对陆徵祥的态度如此转变，说明以演说争取支持并非轻而易举，演说者需要努力在“正确的时间，为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情”，才能赢得公众这一“日益强大的政治和道德力量”。（351、353页）
1916年7月17日，孙中山在上海张园举办的茶话会上发表了演说。（图片来自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站）对“演说”的理论分析
史谦德意识到，把人物个体“放在显微镜下审视，是要冒险的”，因为难以保证选取的人物有最充分的历史代表性。为此，他不仅采用合传增加了考察民国政治生活的角度，也在第二、四章把论述对象切换到了作为政治行为的“演说”本身，既从历时性维度分析了演说在中国政治史上的革命性意义，也从共时性维度分析了民国初年演说生成的政治文化和权力制约机制。
第二章借用鲁迅《无声的中国》和鲁迅对公共生活的矛盾看法说明，虽然中国人对如何看待现代政治中的混乱有不同看法，但中国人能起来打破沉默，打造“有声的中国”才是最重要的。（84页）中国的“无声”似乎源于“君子讷于言”的传统，但时人指出，古代中国缺的不是演说的实践，而是“公开”发表意见的技能和传统。（94-95页）近代中国，演说的对象是广大“民众”，人人都能听取演说，也都能上台演说，随着聚众演说的流行，讨论时政、集会、建设组织等政治行为，都很快超越了高级读书人的范畴，“演说”一词也越来越专指有关国事的演讲。但鉴于演说仍然有着“唱戏”一般的娱乐性质，演说数量的泛滥和不同政治主张的竞争，也让公众对演说的情绪反应显得越来越重要。于是，演说成为一门“学”。演说者需要以各种技巧努力激发公众的感情，乃至引导和运用听众的感情，而不被听者的情绪反噬，这就使得演说成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公开进行情感交流的新方式”。（138页）发表和听取演说使国民得以在政治制度之外发挥影响力，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直接公开接触也消解了等级秩序。演说所具有的资格平等、成本极低、受众广泛等特点，使得它成为女性进入公共生活的绝佳切入点。革命女英烈秋瑾终其一生都在以演说批判社会、宣传革命；唐群英等人也将公开演说作为打破女子的沉默地位、争取女子参政权的途径。（141页）演说将争取女子参政权的激进主张带入了公共生活，既反映了演说推动政治进步的作用，也说明了民国初年共和政治冲突与混乱的必然性。
在此基础上，第四章探讨了多种多样的政治愿景在演说中彼此竞争的过程，以及这种竞争对共和的政治文化的塑造。北京街头人力车夫的政治宣讲，反映的是公共生活中自发生产和传播政治观念，进而形成政治组织的活跃局面。同样反映了这种局面的，还有民国初年的“政党热”：人们热衷于成立政党，但政党既无明确主张又缺少严密的组织，成员跨党和反复进出党派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样的共和当然是“浮萍般的”，缺乏坚实根基，但解决国家危机的民意压力一直存在，于是各种“综合的、非官僚主义的政治方案便必然开始崭露头角”，（232页）以社会角色“内化一种精神或一套标准”的专业精神，便成了生产一整套坚定不移的原则的途径。由此形成的既是有形的组织，也是一个个共享信念的“认知共同体”。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式的共和在混乱的表象下，播下了参与政治生活的种子。在“杂乱无章、充满新意、竞争激烈的政治文化中”，即时的视听冲击对取得优势越发重要。在反复的演说实践中，“将已经有人买账或令人信服的形象和想法模仿和再现出来”成了快速获得回报的方式，政治广告、报刊出版等近代文化产业，也成了展示、使用、储存和自我复制的重要环节，这就使得政治主张成为一种能够批量生产和传播的文化产品。（253页）在演说不断消费和生产这种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各种意见逐渐趋向形成“全体民众的公意”，（259页）对于“公”领域的整合，以“天下为公”的传统政治观念对接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实践，也使得中国意识逐渐成为公共利益的准绳，这让民国初年高度开放的政治逐渐趋于步调一致，也让“各种社会背景和身份的国民个体都有可能以更大的视野看问题”。（272页）这就使得国民能够形成让一个统一的中国强大起来的普遍愿望，并在这一国家观念中找到自身的定位，也正是因此，共和成为一种流动的政治文化，让坐拥官僚和军事资本却缺乏民意基础的袁世凯一败涂地。
对日常政治生活的创造性考察
纵观《未竟之业》便不难发现，作者分析辛亥革命生成的政治文化，同时受到了“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理论和公共空间理论的双重影响。此前，李喜所、李孝悌、王笛、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等海内外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政治符号和公众行为对民国政治的影响，而作者既考虑了其寄托的政治观念突破时空限制的特性，又注意了其在具体时空的社会成员互动中的实践。因此，作者对于民国时期的公共领域的理解更加宽泛。它未必是茶馆一类的实体空间，也未必持久、稳定存在，而是吸纳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娱乐文化、伦理规范等诸多要素，以各种或显著或隐蔽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储备和传播着共和政治的价值观和实践，一旦出现恰当的时机，便会喷薄而出。这既解释了近代中国的共和观念为何能在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的前提下扎下根来，也进一步说明了民众在中国近代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作者对民国政治中“公共领域”的理解，在时空和形式上都更灵活，有助于作者从新的思路呈现辛亥革命的思想解放意义，关于辛亥革命的思想解放，过往研究考察的主要是南京政府自上而下移风易俗的措施，以及从新文化运动理解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大破大立”酝酿思想解放的作用。通过“演说”这一低门槛很低的日常行为，作者指出，人人可以发表和听取演说，使得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直接的情感交流和反馈中得到了重新塑造。无论是演说激发的激情和赞同，或是演说中的混乱和倒彩，都不自觉地形成了既对领袖形成政治约束力，又生成领袖的权威魅力的非正式机制，共和的核心价值也就找到了存在的方式。史谦德指出，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人们情不自禁的悲痛，和随后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正说明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在中国革命中的长远作用，而这种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往往比一时的成败更加重要。
考察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文化，特别是用实证研究说明其长时段的发展，并不是一件易事。在社会史研究中，史料零散不全、线索模糊，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作者以传记写作的方法深化自身的实证研究，颇具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孙中山、唐群英、陆徵祥三人虽然地位不同，却都是青史留名的政坛精英，与中国政治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关系，留下的大量相关文献也就保证了个案研究的史料基础。分别考察三人的人生经历，更深入地展示了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在演说中接受考验的过程；以演说为枢纽串联三人的经历，又展现了不同政治目标互相竞争和制约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了人物个案反映的政治文化的普遍性。
正如本书结尾所言，“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留下了正直而警觉的有声公众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失败，只是尚未完成。”（433页）作为短时间内的政治事件，辛亥革命并非尽如人意；但这种政治巨变对政治观念和实践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为中国后续的革命征程提供了思想和经验的准备。史谦德对国民生活“广阔的中间地带”的研究，丰富了对辛亥革命之历史意义的理解，也为社会生活史在政治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思路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