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华山庙碑》拓片（局部）据本报资料库

●山风

从古老的秦汉到繁盛的唐宋，再到多元的明清，在不同的乙巳年里诞生的书法碑帖作品，宛如一部又一部史录，有的屹立于巍峨庙宇之中，有的静卧在沧桑古墓之畔，还有的散落在市井街巷。这些书法碑帖，或字迹刚劲有力，展现着书写者的豪情壮志；或线条温婉细腻，蕴含着文人墨客的满腔情感。它们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还是历史文化的结晶。又是一个乙巳年，回看这些碑帖，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何尝不是一件雅事。

立碑记史

在古代，立碑是极具意义之事。碑刻记录历史事件、重要典章，成为珍贵文化遗产，铭记名人生平事迹、品德功业，让后人缅怀追思。

延熹八年（165年）所刻《西岳华山庙碑》，在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清代朱彝尊评此碑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汉代之时，汉武帝行封禅之礼，禋祀丰备，光武帝刘秀则倡导做事要适中，祭祀要节俭。延熹四年（161年），弘农太守袁逢掌华岳之主，按照古制整修废阙。旋即，袁逢升任京兆尹，继任太守孙璆主持整修事宜，直至完工。《西岳华山庙碑》记载了整修废阙的经过。此碑碑末刻有“监督水掾霸陵杜迁市石”“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颍川邯郸公修”等字，这在汉碑中是比较少见的。当时主持重修华山庙的袁逢是东汉名臣袁安的曾孙，袁术、袁绍之父。后来袁逢位居司徒，仍礼贤下士。光和元年（178年），袁逢接待来京上缴计簿的《非草书》作者赵壹，当时还流传出一段佳话。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义熙元年（405年）立，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碑高5尺4寸，宽1尺8寸。碑额书“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15字，正文13行，满行30字，共336字，字径约1寸，下列题名13行，行4字。碑额、正文、题名均为正书，前后风格一致，体在楷隶之间。

当时，爨姓是云南大姓，爨宝子官至振威将军、建宁太守，在任期间，为政勤勉，深得民心。魏晋至南朝，朝廷明令禁碑，故南方碑刻甚少。此碑刻法奇特，符合清代碑学的审美取向，为倡碑者阮元、康有为等人极力推崇。关于它的艺术价值，学者意见不统一，裘锡圭认为该碑作者“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字体显得很不自然”，刘涛认为作者“显然不谙隶法”。《爨宝子碑》的发现与传播，在客观上拓展了碑学的内涵，除了被学界广为关注的北碑，还有南碑的存在。

《帝京篇》的内容是唐太宗创作的一组诗（共10首）并序。贞观十九年（645年），褚遂良以行书书之，碑立于汴州（现河南开封）。拓本见于明代董其昌《戏鸿堂法书》，内容与原诗略有不同。褚遂良不但博涉文史，而且楷书写得很好，欧阳询一直很看重他。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感叹无人可以论书，于是魏征推荐：“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王羲之）体。”唐太宗当天就召令褚遂良侍书，果然不差。褚遂良还有一个绝活儿，就是鉴定王羲之书帖的真伪，从未失手。

北宋韩琦回乡出任相州（现河南安阳）知府时，在州署后院修建了一座堂舍，取名“昼锦堂”，欧阳修为其作记。项羽曾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衣锦昼行，即为“昼锦”，指白天穿锦衣，有无比荣耀之意。欧阳修认为富贵还乡，衣锦为荣，古今相同，而韩琦则认为只有“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才能“耀后世而垂无穷”，没有必要“夸一时而荣一乡”。反其意而用之，他之所以富贵而归乡，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更好地为国、为民做事，这才是韩琦的平生之志。治平二年（1065年），此记由蔡襄书丹立碑，即《昼锦堂记碑》。韩琦和欧阳修都是蔡襄仰慕之人，便欣然应允，当时蔡襄为保证书写效果，没有直接写在碑上，而是先把每个字写了很多遍，再挑出最好的一个拼在碑上，故此碑有“百衲碑”之称。后世将集北宋政坛、文坛、书坛的事、文、书于一碑的《昼锦堂记碑》称为“三绝碑”。

生活百味

永泰元年（765年）二月，颜真卿致李光弼的弟弟、太子太保李光进书信八通，即《捧袂帖》《奏事帖》《奉别帖》《疏拙帖》《朝回帖》《乞米帖》及《鹿脯帖》《鹿脯后帖》，内容多反映自己当时的生活状态。是年关中大旱，粮食歉收，颜真卿在《乞米帖》中说：“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勤，仍恕干烦也。真卿状。”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妻子韦氏病了，只好又写信求助于李光进：“病妻服药，要少鹿肉，干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许。”是为《鹿脯帖》。后来，颜真卿的妻子病愈，他为感谢李光进又写了《鹿脯后帖》，同时还送了一些药给他，叮嘱其经常服用，多保重身体。颜真卿虽官居三品，但除了俸禄，没有其他生财之道，遇到困难只能向好友寻求帮助。

赵孟頫和管道升是书法史上的一对模范夫妻。赵孟頫有时称管道升为“二姐”，管道升笔下称赵孟頫为“吾松雪”。夫妻二人皆善书画，赵孟頫对管道升欣赏有加：“（管道升）有才略，聪明过人。亦能书，为词章，作墨竹，笔意清绝。夫人天姿开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备，翰墨辞章，不学而能。”大德九年（1305年）三月，管道升书《孝经》，同年十月，赵孟頫为杜道坚道士作行楷《周易系辞》，为书坛留下美谈。

于山水之间畅快之时，吟诗作赋，一挥而就，是古代诗人常有之事。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董其昌为督湖广学政，取道嘉兴赴楚。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是为乙巳年，舟行洞庭湖中，他觉得景色不错，如同一幅米家戏墨图画，于是取出随身携带的米友仁《潇湘奇观图》，题曰：“《潇湘图》与此卷，今皆为余有携乃以自随。今日舟行洞庭湖中，正是潇湘奇境辄出，展观觉情景俱胜也。”此处的《潇湘图》为董源所作，同年董其昌又题《潇湘图》：“秋日乘风，积雨初霁，因出此图，印以真境，因知古人名不虚得。余为三游湘江矣，忽忽已是十年事，良可兴感。”他游历楚地时，极度喜爱当地的山水胜境，从自然真实到艺术真实，将古人作品放置到现实自然中去感受。景如画，画如景，对景生情，他遂将随身携带的《潇湘奇观图》和《潇湘图》一跋再跋，以表达内心的无限热爱之情。

康熙四年（1665年），曹溶、朱彝尊访傅山于太原，鉴赏傅山所藏碑拓，并为题跋。朱彝尊题跋《尹宙碑》曰：“《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结体遒劲，犹存篆籀之遗。是本烟楮悉旧，对之如百年前物，尤为尽善。太原傅青主藏，樵李曹溶洁躬审定，朱彝尊锡鬯书，康熙乙巳秋八月。”《尹宙碑》全称《汉豫州从事尹宙碑》，又名《尹宙碑额》，东汉熹平六年（177年）立，字迹结体方正，宽绰浑穆，为汉碑中佳者。同年九月，三人复同观《衡方碑》，朱彝尊跋曰：“……文述其先伊尹在殷号称阿衡，因而氏焉。按赵氏《金石录》载《浚仪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应劭《风俗通》，无异。或云鲁公子衡子孙因以为氏，则各有所本也。碑以椎拓者少，故文从字顺可读。康熙乙巳秋九月，槜李曹溶洁躬、太原傅山青主、长水朱彝尊锡鬯同观。”《衡方碑》刊刻于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字体方正浑朴，与《张迁碑》不分伯仲。朱彝尊与傅山都是汉碑的推崇者，认为其书法朴拙、自然，布置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