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近日，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上提出，中央财政将统筹税收激励、政府采购、投资基金等政策工具，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推动“人工智能+”行动与传统产业升级。这一表态不仅勾勒出中国财政政策在产业转型中的重要角色，更揭示了通过政策工具组合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路径。

财政作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推手，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基础性投入支撑技术突破，资源配置优化市场预期，风险分担机制激活创新生态。

中央财政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完善经费分配机制，全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025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安排3981亿元，同比增长10%，将直接服务于芯片、量子计算等“卡脖子”领域，填补市场初期研发投入的不足。这种投入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试错成本，更通过公共研发平台的建设，形成技术外溢效应，为未来产业奠定基础。

财政工具往往能通过信号传递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并降低社会资本投资初创型企业的风险。政府采购对新兴技术产品的优先采用，既为创新企业提供初始市场，又向投资者释放政策支持信号，形成“需求拉动供给”的正向循环。此外，新兴产业往往面临技术不确定性和高投资风险。财政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税收抵免等方式，可以与社会资本共担风险。例如，对人工智能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进行提升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入场。

蓝佛安提出的“税收激励+政府采购+投资基金”组合拳，本质上是通过需求侧牵引、供给侧激励和资本端撬动的“三维驱动”，但不同工具在效能与应用场景上存在显著差异。

首先，税收激励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双刃剑”。其突出优势在于针对性减免（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率优惠）能直接提升企业利润空间，尤其利好中小型科技企业。初创企业的前期研发成本较高，利润空间有限，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可以更好地释放其利润空间，将更多资金用于后续研发等投入，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不过另一方面，税收优惠的“普惠性”可能导致一些政策套利行为。部分企业可能通过包装“伪创新”项目获取补贴，反而挤占真正创新资源的分配。此外，长期过度依赖税收减免可能影响财政收入可持续性，需与税基拓宽政策配套实施。

政府采购则是需求侧拉动的“市场孵化器”。政府作为“首购用户”，可帮助创新产品跨越“死亡之谷”。例如，国产大模型企业在政务云服务领域的订单，不仅有助于验证技术可行性，还可通过规模化采购摊薄成本，加速商业化进程。然而，采购标准与市场真实需求的匹配度是关键难点。若过度强调“国产”或技术参数，可能导致产品脱离市场需求。此外，地方保护主义可能扭曲采购公平性，因此需强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最后，投资基金是资本杠杆的“放大器”与“风险缓冲垫”。政府引导基金通过“母基金+子基金”模式，可带动上下游投资，撬动数倍的社会资本。但同时，基金运作效率往往受管理能力影响颇深。若决策机制僵化或退出渠道不畅，可能沉淀大量低效资产。此外，过度追求短期回报可能偏离扶持早期技术的初衷，因此需建立容错机制与长期考核指标。

通过税收激励降低企业成本，通过政府采购创造市场空间，通过投资基金注入扩张资本，三者形成“研发—量产—规模化”的全周期支持链条。例如，高新技术类中小初创企业初期可以通过税收优惠降低研发成本，中期获得政府采购订单实现产品迭代，后期借助政府引导基金引入战略投资者，最终完成技术商业化闭环。

财政工具组合优势显著，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一定制约，例如：政策协同性与碎片化的矛盾；短期见效与长期投入的矛盾；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边界。当前税收、采购、投资政策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易出现执行标准不一、申报流程冗杂等问题。建议考虑通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方式，例如将“人工智能+”专项行动的财政支持方案整合为“一揽子”政策包，减少企业协调成本。与此同时，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而财政预算存在年度约束，可考虑借鉴“滚动预算+中期财政规划”，对重点领域实施5—10年资金引导及支持，稳定市场预期。此外，过度依赖财政工具可能扭曲市场信号。例如，政府采购若长期偏向特定技术路线，可能抑制多元化创新。因此，需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在技术成熟后逐步退出补贴，让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

未来产业的竞争本质上是制度创新能力的竞争，通过财政工具组合打破技术、资本与市场的边界，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构建“共生”生态，可以为未来产业拓宽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