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党史网
最近整理编辑研究工作资料，清理出我在从事《邓小平年谱（1975—1997）》编辑过程中的一些资料。翻阅这些资料，编辑往事不断浮想在眼前，内心感慨不已。这部冷溶、汪作玲主编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以下简称《年谱》）已出版20余年，发行数量逾11万套，获得各方面的好评。现将这些资料结合我的编写感受整理成文，也算是对编辑出版这部书稿的纪念。
《邓小平年谱（1975 — 1997）》书影一、编写始末
邓小平《年谱》的编写工作，从1996年开始到2004年4月结束历时8年。集中力量编写，是从2000年初开始到2004年春截止，并于2004年7月正式出版。为什么要首先编写邓小平最后22年的年谱？这既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更有现实需要。2000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文献研究室计划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时编辑出版年谱的工作规划，由于时间紧迫，编写组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编写出反映他整个生平、思想和业绩的年谱，只能选择一个时期。这样，理所当然地要选择他一生最辉煌的晚年时期。编写他晚年时期的这部年谱究竟从哪一年开始呢？经过反复研究，编写组认为，邓小平复出工作的1973年或者已经担负重要责任的1974年为起始点均不是最佳选择。到1975年，邓小平已经开始全面主持党政军工作，这是他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也是邓小平理论萌芽的起点，应成为年谱编写的起始点。
《邓小平年谱（1975— 1997）》编写过程中，本文作者与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中）一起采访汪东兴（右）为了保证年谱的资料性、学术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编写组从编写工作启动之日起，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撒网式的，但又目标明确、有重点地搜集材料的工作。首先，要广泛地收集文献档案资料，并将收集的重点锁定在中央档案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军委、中国科学院和在京中央国家机关近50个部门和单位的档案部门。这些部门和单位提供的档案材料，主要是邓小平在党政军会议上的讲话、领导人之间的谈话、邓小平听取汇报时的谈话、邓小平会见外宾时的谈话和他对各种重要问题的批示。编写期间，仅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就向编写组提供了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批示、指示等1100多件。这些文献档案材料十分珍贵，成为我们编写年谱最基本或最主要的材料来源。其次，在编写工作启动后，编写组就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部门先后前往西北、东北、华东、西南、华北和华南等邓小平视察过的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甚至远赴俄罗斯、新加坡等地收集材料。通过上述全面系统的搜集档案材料工作，编写组所掌握的邓小平文献档案资料多达近万件，大多数内容没有公开发表过，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况。同时，编写组还十分重视对回忆材料和口述史料、知情人工作日记的收集工作。先后采访了汪东兴、邓力群、于光远、黄菊和徐匡迪等上百位重要当事人，以及长期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王瑞林、张宝忠等人和邓小平的亲属；参阅了宋任穷、陈锡联、秦基伟、洪学智、李德生、张震、张爱萍、叶飞、谷牧等老同志和有关部门组织撰写的为数众多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以及工作日记与台历等资料。通过上述工作，搜集到的这些全面系统、翔实准确的文献档案资料和书籍报刊资料，为编写《年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1年8月4日，《邓小平年谱（1975 — 1997）》编写组成员在延吉市档案馆查阅档案在全面系统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编写组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对资料进行梳理研究、如实编写条目内容，还对出现的人物、事件逐一注释，对存疑的史实多方考证，匡正了一些书籍和人对一些问题的误传、讹传，澄清了一些基本观点。在确保史实准确的前提下，编写组还吸收了理论界、史学界对一些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这部年谱，共有3525条内容、1649条注释，计102万字。年谱征求意见本印制出来后，编写组多次就年谱内容征询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外交部、科技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等权威部门的意见，征询了郑必坚、龚育之、王梦奎、侯树栋、黎虹、朱佳木、冯蕙、力平、程中原、刘武生等权威专家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审阅了全部书稿。在征求意见期间，编写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这些部门和专家提出的意见，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年谱出版后，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有的读者指出：“年谱思想内涵丰富，基本史实准确，体例结构合理，繁简取舍得当，较好地处理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务虚与务实等关系。”有的读者说：“这是一部由权威机构经过长期研究写出的精品，是一部信史。”还有的读者指出：“这是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一部完全可以信赖的工具书。”
二、内容常读常新
年谱围绕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题展开，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地、翔实准确地记述了邓小平自1975年至1997年22年中的生平、思想、业绩、风范，全方位地涵盖了邓小平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品德风范以及个人情趣、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自出版以来，很多材料被学界反复引用，已经广为人知，有些现在读来，仍有兴味。
譬如，在拨乱反正进程中，邓小平还做了具有统领全局意义的三件大事，即他自己所讲的点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他复出工作后的1977年11月第一次外出视察时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点”的，针对当时农村政策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意见。就有些地方所谓“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规定，他指出，“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针对当时盛行的民主评分、大队核算的做法，他指出：“民主评分不能普及，大队核算也不能搞早了。生产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不能随便过渡。同工业一样，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针对外汇收入的门路问题，他指出：广东紧邻港澳，“我们搞外汇有很多门路，多搞点外汇”。这样，“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进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第二把火”，是他1978年初出访缅甸、尼泊尔回国到达四川后，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点”的。他提出“要清理一下现行政策”的问题，强调：“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第三把火”，是他1978年9月访问朝鲜返回国内后视察东北三省和河北唐山以及天津等地时“点”的。这期间，他发表了八次重要谈话，主要是讲思想路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两大问题。他在天津视察时特别强调：这次，“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要从实际出发”。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东北和唐山、天津视察时的多次讲话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做了切切实实的思想发动工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做了颇有声势的动员，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乃至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实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主义事业即将进入一个新时期，如何对待、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突出地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邓小平看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评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创的前提条件。这一工作从他准备复出的1977年春开始一直贯穿他最后20年生涯的始终，特别是1977年至1981年四年多的时间。年谱详细地反映了他在努力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解决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有的地位方面所做的工作。他既坚决反对来自“左”的方面的所谓“砍旗”“丢刀子”的攻击，又坚决顶住来自右的方面的“非毛化”的错误看法和逆流，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功过是非，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作出了全面的科学的说明，并把这一成果写入党的历史决议中，这是邓小平一生伟大的功劳之一。
还譬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起草问题。邓小平是《决议》的总体设计者和直接主持者。年谱说清楚了《决议》形成中的许多关节点。从中看出，早在1979年10月下旬，他在同胡耀邦等的谈话中，就作出了“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的指示。在《决议》起草过程中，1980年6月，他同胡耀邦、胡乔木谈话时，商定将“毛泽东晚年思想”改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决议》起草过程中，有的同志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要作历史决议就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像延安时期编《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一样，供一定范围内讨论”。8月10日，他在同胡耀邦等谈话时针对上述建议提出异议，认为“正面的东西好编，反面的东西就不好编”。“错误不只是毛主席一个人有，我们这些人也有错误。1958年‘大跃进’，就是毛主席的头脑发热？我们这些人头脑也发热嘛。”在《决议》起草过程中，起草人员最初增写了关于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这段历史的内容，但党内高层有人持反对意见。同年10月，他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时发表意见说，既然这样就先不加，“等到四千人讨论后，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加，再加也不迟”。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他采纳贺光辉、谭震林、浦安修等就“二月逆流”、庐山会议的评价问题提出的有关合理化建议，指示在《决议》中分别加写了这方面的内容。在《决议》起草过程中，胡耀邦曾于1981年2月提出“决议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3月，邓小平在同邓力群谈话时提出：“胡耀邦的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年谱使《决议》形成的过程脉络更加清楚了，邓小平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跃然纸上、一目了然。
邓小平最后22年对经济建设倾注了极大精力，突出反映了他在重大问题上和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决策作用。他关心并直接过问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经济计划的制定、实施与实现，关心并直接过问经济特区的建设、三峡工程建设与宝山钢铁厂建设、浦东的开发与建设，关心并直接过问所有制与分配制度改革、农村改革、价格改革、金融改革和引进西方国家的资金与技术，甚至住房制度改革、计算机和高能加速器的研制与开发、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问题，也都适时地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并从始至终给予高度重视。邓小平一直关心住宅建设问题，深知老百姓“只有安居才能乐业”的道理。1978年9月，他视察东北三省、唐山和天津两市时，视察了那里的居民住宅楼并观看了新型建材样品。之后，他意犹未尽，在10月20日又视察北京前三门新建的公寓住宅楼。在谈话中，他肯定了北京市为改善人民居住条件所作的努力，并对新住宅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指出：“今后修建住宅楼时，设计要力求布局合理，尽量增加使用面积，更多地考虑住户的方便，比如尽可能安装一些淋浴设施等，还要注意内部装修的美观，多采用新型轻质建筑材料，降低住房造价。同时，要请一些会挑毛病的人来提意见，研究一下怎样把住宅楼修建得更好些。”11月，他访问新加坡时抽出时间专程观看了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建设，询问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筑的总面积和其他有关问题。紧接着，他在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说：“北京在前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派人出来看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这些感人至深、令人深省的生动事例和他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一系列讲话、批示与指示，这部年谱都给予了较大篇幅的反映，为探究邓小平经济思想提供了方方面面的重要材料与线索。
邓小平积极推动计算机的研制、开发和利用。早在1977年11月，他在听取广东省委领导人汇报时就指示要从国外买计算机。1978年1月，他又指示要集中研制亿次计算机。3月，他提出大型计算机由国家控制，成立计算机总局，计算机要搞专业化生产，派人到国外学习技术，计算机要普及运用。1979年5月，他再次指示国防科委无论如何要把计算机搞出来。1980年4月，他对我国计算机技术可能失密问题及时作出指示。1984年2月，他未雨绸缪地及时强调：“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中国计算机的发展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实现跨越式发展，凝聚着邓小平的心血，反映了他跟踪世界先进科技的敏锐目光、远见卓识。
高能加速器是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它更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推动下建成并对撞成功的。年谱的有关材料，反映了邓小平最初决策、中间犹豫到最后决断的历程。1977年8月，他在同方毅等谈话时指出：“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研究中心。没有这样一个中心，不仅使高能物理的研究受影响，半导体、电子学的研究也上不去。”“这件事现在不要再拖了。我们下命令，立即开工，限期完成。你们赶快写报告。”之后，他在会见丁肇中和夫人时指出：“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不是什么都赶超，是在部分领域或一些方面赶超。要先学，学得好，才能赶超。科研设施的建设要从最先进的着手，高能加速器就是个重点。”之后，他多次对高能加速器建设表示既慎重又积极的态度。1981年1月10日，他在聂华桐等14位美籍华人科学家对中国决定建造高能加速器持保留意见的来信上批示：“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我过去是积极分子，看来需要重新考虑，请方毅同志召集一个专家会议进行论证。”2月5日，他在美籍华人吴健雄、袁家骝教授建议中国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不应停止发展高能物理研究和电子加速器建造的来信上批示：“此事请财经小组审定，宜早作抉择。”到了12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各方意见和专家的论证报告后，对李昌、钱三强请求批准在北京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报告作出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从这些材料中，我们看到邓小平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不轻率作决定，但同时又能权衡利弊果断决策。
邓小平大力主张和积极推动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问题。如何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为我服务，推动中国的改革大业以及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成立、涉外婚姻的处理、对待恐怖主义、加强文物保护、军垦农场的发展道路、军以下不办工厂、中国社会科学院增加研究所、打击人贩子、三线建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恢复、西藏问题、雇工问题、干部人事安排及干部队伍年轻化等等，在年谱中都有具体体现。读这部年谱的过程，就是全方位走近邓小平的过程，就是解读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过程，就是深刻了解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
三、《年谱》历史地、逻辑地再现了邓小平理论的萌芽、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邓小平对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与思考。例如，他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农业、农村和农民政策问题，分配问题，“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和台湾问题，党员队伍建设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国防和军队建设等问题的理论探索与思考。这一系列的理论探索与思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历史地、逻辑地和鲜活地再现了这一理论的萌芽、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全过程是这部年谱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1992年初，邓小平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了围绕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个核心思想的重要谈话，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早在1985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93年，他在指导《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过程中，还念念不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8月24日，他在审阅编辑组报送的准备收入第三卷的部分文稿整理稿时，向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9月27日，他在审阅编辑组报送的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后，同有关负责人谈话，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上述谈话，为我们了解他在南方谈话后的思想轨迹提供了重要素材。他提出并从始至终强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直到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
——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政策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经济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邓小平异常重视农业问题。1977年11月，他在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提出要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农村中不合时宜的政策也要好好“清理一下”。1978年9月15日，他在听取黑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时，提出大面积开荒要非常慎重，要调查研究，科学地处理这个问题。9月16日，他再次听取吉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提出：“农业机械化主要还是解决拖拉机的前后左右拖带机械问题。”1980年7月，他提出科学种田问题，强调：“要抓种子，搞优良品种，要搞好种子公司，繁殖良种。”1981年9月，他在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首次提出中国的问题首先是把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安置好。1985年11月，他在同薄一波谈话时提出对占用国家资源、国家贷款的农村党员干部要控制，要收累进税，要管一下。要考虑把雇工经营纳入轨道。1990年3月，他在同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提出了农业“两个飞跃”思想，《邓小平文选》对此已有反映。1992年7月23日、24日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对农业“两个飞跃”思想进一步阐发的内容，特别是对第二个飞跃即农村经济最终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管理能力的增强，必然突破一家一户的经营，“有的要超过村的界限，甚至超过区的界限”。“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但现阶段，“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对农民“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这些闪光思想，在今天对我们仍然有启示作用。
——关于分配问题。打破“四人帮”鼓吹的“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谬论，恢复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贡献。在这个原则下，他制定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后又提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年谱》进一步披露和细化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思考的全过程。为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1983年1月、3月，他提出搞职务工资，搞各行各业的职务工资条例。1990年4月，他在同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的谈话中，把分配问题与社会稳定联系起来，指出：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1992年12月，他在阅看《参考消息》的两篇文章后发表了关于共同富裕的谈话，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1993年9月，他同胞弟邓垦谈话时强调：“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来接班”。这既表明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分配问题的忧虑和关注，也为实践中处理这个问题提供了思路。
——关于“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和台湾问题。“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典范。在“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指引下，中国成功收回香港、澳门，并为解决台湾问题迈出了扎实步伐。《年谱》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对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思考。例如，1981年2月，他委托邓力群打电话告诉廖承志：“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请各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1982年3月，他在会见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查济民时指出：“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件事已经定了。一切文章都在这个前提下做。”同时，他肯定查济民的建议很重要，即“为了培养治港人才，需要建立一些政治性团体”。9月16日，他和李先念听取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李后等关于香港目前金融情况的汇报时，针对1997年前香港可能会发生波动，出乱子，指出：“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子里来做。”1984年7月，他同姬鹏飞等谈话时指出：“要把基本法制定的时间提前，不迟于1990年，最好更早一点，不要等到1993年才公布。这不但有利于稳定香港局势，而且有利于中方参与，因为英方说过，基本法公布后中英将加强非常密切的合作。”这部年谱里有100多处谈到台湾问题，其中新公布的材料就占了一半多。例如，1987年7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台湾客人时说：“起码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个是‘三通’，一个是国共谈判，先谈起来。如果台湾认为不可能马上统一，那末，也应先造成这么一种声势。还是先谈起来好，谈的过程可以是长期的，而且什么都可以谈。一谈起来就是造成了一种形势，表明我们总要统一。有了这种形势，台湾出现什么不测都可以对付。”1988年6月，他又在会见台湾客人时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反对任何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双方应明确建设现代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振兴中华是人民的愿望。发扬几千年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我们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个是政治统一，一个是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还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这些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邓小平关于台湾问题的系列论述，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启发意义。
——关于党员队伍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邓小平强调指出：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就是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这样，势必对党员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部年谱公布的新材料，为我们了解在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对党员队伍建设倾注的心血和思考提供了文本。例如，1980年初，他多次就《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发表意见。他指出：“党员合格不合格是个大事。”“党章对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要有明确规定。要用党章规定的条件来衡量党员合格不合格，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叫合格。党员要按党章办事，不能谋取私利，不能有超越党员以外的权利。”他还指出：“党员的条件要严格一些。具备什么条件算共产党员，不够条件的怎么办？应该要求党员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两者发生矛盾时，要牺牲个人利益。”“真正按党章规定的办，做一个党员不容易。”“对那些不合乎党员条件、不履行党员义务的党员，要进行教育，经教育不改的要采取措施。”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前后，针对当时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又多次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这部《年谱》新增加了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中的论述。1983年8月底，他在听取胡乔木汇报当前思想领域里的一些情况时，批评了关于社会主义异化的论调，指出：怎么能把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都说成异化呢？如果社会主义自身不断产生敌对的东西，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9月，他两次同邓力群、龚育之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说社会主义异化，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认为没有希望。人道主义各有各的含义。社会主义是最人道的，共产主义是最人道的，保护绝大多数人。针对有人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指出：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并指示：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需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正是由于他在反对精神污染方面的敏锐以及组织斗争的及时有力，才迅速顶住了20世纪80年代利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来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才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今天重温邓小平旗帜鲜明的谈话仍然有巨大的警示意义。
——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邓小平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从这部《年谱》公布的新材料可以看出，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揭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和解决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邓小平强调：“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保证军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队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新判断，他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的重大决策，推动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要求，强调军队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等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领导完成百万大裁军。通过采取精简整编、优化军队结构、发展海空力量等措施，加快推进了军队以现代化正规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了坚实保障。
四、《年谱》忠实记录邓小平崇高品格风范
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对新时期诸多问题的思考和阐发，充溢着他作为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信念坚定、无私无畏、高度责任感、求实创新、胸襟宽广、心系群众、谦虚谨慎的崇高品格风范，这在《年谱》中也有忠实记录和体现。
——信念坚定。邓小平从1920年初投身中国革命以来，在其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如一、无比坚定，从未动摇。这是最为鲜明的政治品格。因为有了这样无比坚定的信念，他才能够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认定的事业中去。即使在“三落”的逆境之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形势下，他从未丧失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心。1989年9月，他同江泽民、李鹏等谈话时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一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年7月，他在同邓垦谈话时说：“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要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很长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再一次表明这位毕生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共产党人的执着追求，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起到了定海神针作用。
——无私无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体现出无私无畏、一往无前的胆略气魄和优良品格。1975年，他面对重重艰难险阻，仍然大刀阔斧地领导全面整顿工作。这年5月，他针对七机部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斩钉截铁地强调：“不准再打派仗，凡是打派仗的，坚决按中央九号文件办。不管什么老虎屁股都要摸。”同时，他鼓励七机部领导要勇敢地工作，“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并果敢地表示：“不外乎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1978年8月，面对当时存在的严重思想僵化状况，他指出：“我们要敢于想问题，提问题，敢于理论联系实际。怪得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问题，有人也反对，说这和华主席讲的‘新时期’不一样，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子里脱出来。”1988年7月，他在一封反映某驻外机构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违法乱纪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上批示：“建议设立一个专门小组，花一年时间，进行整顿，撤回一批机构。对于犯罪的人，不管其后台是谁，都要迅速、从严处理，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发现一批处理一批，决不手软。”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这种果敢的革命干劲，即使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鼓舞人心。
——使命担当。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邓小平伟大一生贯穿始终的鲜明的主要特征，成为他领导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明确指出：“执了政，党的责任就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加重了。”《年谱》随处都可看到这样的事例。例如，1975年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殚精竭虑，大刀阔斧地领导了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和军队等领域的全面整顿，政治经济形势在短期内就发生显著变化。这年5月，他不顾旅途劳顿，在出访法国回国后的第二天就出席中央军委第13次常委会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汇报，并针对七机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指出：我看七机部也有一个整顿问题。“政治思想整顿好了”，还要“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严格的科研生产制度”。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并未马上回京，而是开始安排极为紧凑的八天北方地区调查研究，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和天津，走一路讲一路，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史称北方谈话）。这些谈话，针对我国工业建设同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强调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号召全党要实事求是，破除思想僵化，解放思想。北方谈话为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1992年初，他在88岁高龄时前往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开始历时35天的视察，再次走一路讲一路，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史称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和基本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思想、观点和论断，明确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些重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文献。这些都表现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求实创新。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巨大历史功绩，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作风提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他从不拘泥于传统，不固守于本本，而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他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大贡献。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前提下，他特别提倡敢闯、敢“冒”、敢于试验的创新精神。1979年4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肯定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委的提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更是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胸襟宽广。邓小平强调“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在他的身上，表现出少有的心怀天下的宽广胸襟与恢宏气度。《年谱》中提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许多人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批邓，有的还讲了一些过头话，因此觉得心中有愧。邓小平1977年第三次复出后，坦诚地表示：“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一向没有介意。说些违心话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这些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里。”这年8月，他在会见杨振宁并在客人谈到有的科学家被“四人帮”压了一下就糊涂时说：“这不要紧，是小事。那个时候讲违心话的人不少，这也难怪。”1979年10月，他在阅看《上海一基层宣传干部写信给市委建议立即停止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舞阳县发现恶毒攻击邓副主席的反动传单》等材料后，批示：“应告有关省委注意，但不要为对我的议论而进行追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和恢宏气度跃然纸上。
——心系群众。在邓小平身上完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强调：“凡是有利于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务，都应积极去做。”《年谱》公布的新材料生动地再现了许多感人场景。例如，他在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序言里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979年7月，他在游览黄山途中特意看望了常年在高山工作的黄山气象台、701通讯站工作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1980年7月，他在游览四川峨眉山时，当晚住万年寺。晚上近10点，他叫来了随行人员问：“傍晚看见很多游客，这么多人，吃住问题怎么解决？请你们去检查一下，千万不能因为我们来了把人家赶出去。”当得知留宿的几百名游客已吃了面条，租了凉席睡后才放下心来。1983年2月，他在上海视察时，看到上海服装二厂一退休工人家中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一应俱全，由衷地说道：“你们生活好，我就高兴。”
——谦虚谨慎。邓小平是举世公认、功勋卓著的世纪伟人，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自己置身于党的领导集体中，始终把自己的功劳归于党和人民，反而时常检讨自己犯过的错误或者存在的不足。他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1977年5月，他在同王震、邓力群等谈话时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1980年6月，他会见外宾并在客人赞誉他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时说：“我本人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比较出名的是因为遭了几次灾，经历了三下三上的历史，就是三次被打倒，其他说不上什么，没有什么突出的。”1988年9月，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近10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1993年11月，他在同身边人员谈西雅图会议和香港问题时表示：“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邓小平不仅自己虚怀若谷、谦虚谨慎，同时还要求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门和单位不宜对取得的一点成绩沾沾自喜、故步自封。
《邓小平年谱（1975— 1997）》编写组成员合影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编辑组在2020年将《邓小平年谱（1975—1997）》和2009年12月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合为一部，定名为《邓小平年谱》。合为一部的《邓小平年谱》，对于读者更为便捷、系统和全面地了解邓小平一生生平、实践和思想，进一步了解和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萌芽、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全过程，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