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梅

　　3月1日，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该法将“石刻”改为“古石刻”，强调对古代留存下来的，以石头为材质，运用雕刻技法将文字、图案、图像等内容刻画于其上的文化遗迹或遗物的关注。

　　近日，笔者专程前去探访位于明代古刹真觉寺遗址内，以收藏、研究、展示北京地区石刻文物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博物馆位于海淀区白石桥五塔寺村24号，与车水马龙的中关村南大街仅一步之遥，却仿佛是另一个世界。长河在南边静静流过，河水波光粼粼，倒映着岸边的柳树和各种建筑。在温暖的阳光下，沿着缓缓的坡道走进博物馆，就踏入了一个石刻艺术的殿堂。

金刚宝座塔

　　精美的金刚宝座塔

　　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众多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远远望去，整座塔气势恢宏，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这座塔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内部用砖砌成，外表全部用青白石包砌，其建筑风格独特，融合了印度佛教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实证。该塔在我国现存同类形式塔中是历史最为悠久、雕刻最为精美者。

　　金刚宝座塔由宝座和五座小塔组成。宝座为方形，外部遍饰宗教题材雕刻，雕刻技法采用中国传统手法。在宝座的须弥座上，刻满经文，虽然历经岁月的侵蚀，但依然清晰可辨。须弥座上还刻有狮子、象、马、孔雀及金翅鸟，它们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宝座的束腰部分，雕刻着精美的莲花图案，莲花花瓣层层叠叠，细腻逼真，让人不禁感叹古人的精湛技艺。宝座四周的雕刻内容丰富多样，有佛像、菩萨像、天王像、罗汉像，还有各种佛教法器和祥瑞图案。这些雕刻线条流畅，造型生动。

　　座上有五座密檐式塔，中央大塔高约8米，四角小塔各高约7米。中央大塔的塔身上，刻有众多佛龛，每个佛龛内都供奉着一尊佛像，造型优美，姿态各异。塔的顶部，是一座精美的铜制塔刹，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更增添了几分神圣的气息。

　　关于这座金刚宝座塔，还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渊源。明永乐年间，印度高僧班智达来京，向朱棣供奉金佛五尊和印度金刚宝座塔的图样和规式，朱棣封班智达为国师、赐金印，并择地于西关外建立真觉寺，供其居住。明宪宗成化九年，依照印度的样式修竣金刚宝座塔。因台座上立有五塔，故寺庙亦称五塔寺。

　　一位退休的老同事告诉我，很早的时候，五塔寺的塔还让上去。里面是旋转式阶梯，五个塔建在平台上。塔里还有石刻的足印，其工艺精湛，是国内十几处佛足中唯一一处凸雕的，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东汉石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

　　东汉石刻瑰宝

　　在众多石刻中，东汉元兴元年（105年）的秦君神道石柱及石墓阙格外引人注目，它就像一位穿越千年的使者，静静地诉说着那段遥远的历史。

　　1964年6月，它们在石景山区老山北坡重见天日，这套文物共17件，包括4件神道柱构件以及10多件石阙构件等，是北京地区现存时代最早的石刻文物，也是目前国内发现的东汉时期有纪年且保存最完整的遗物。

　　其中一个石柱的柱额上阳刻着“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11个字，既有隶书的规整与严谨，又有篆书的古朴与灵动，是书法艺术的珍品。神道柱上的螭虎栩栩如生，它们张牙舞爪，仿佛随时准备腾空而起，其生动的姿态让人不禁感叹东汉时期雕刻艺术的魅力。这座石柱上刻着的“永元十七年四月卯令改为元兴元年其十月鲁工石巨宜造”字样，不仅为我们确定了石刻的年代，记录了工匠的姓名，也让我们看到那时体力劳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

　　还有一件石柱上刻有“乌还哺母”铭文，虽然历经岁月的侵蚀，字迹有些模糊，但依然能辨认出其内容。这段文字以乌鸦反哺的典故，表达了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体现了汉代尊崇儒家思想、重视孝道的社会风尚。

唐代翼兽

　　汇集不同朝代的石雕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露天陈列和室内陈列的许多展品，大多来自北京地区的古代墓葬，它们不仅是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更是古人对生与死的理解。

　　出土于丰台区王佐乡的翼兽，是唐代范阳节度使史思明墓的石像生之一。此物身有双翼，枭头兽身，为北京地区唐代大型动物石雕的孤品。

　　在蓝天下，元时的一座石翁仲，威风凛凛、尽显英武之气。他身着锁子甲，肩披战袍，头顶翅盔，手抚长剑，足蹬战靴，腰间束带，前饰敞黼，袍袖下垂，胸前护心镜，背饰缠枝双狮，面部表情夸张，手部雕琢细腻，袢甲丝绦仿真打结。这是1995年北京动物园水族馆开工时出土的。

　　在展区的一角，一座精美的石享堂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和硕肃武亲王爱新觉罗·豪格第四子显悫亲王富绶（富寿，1643年至1670年）的墓葬石刻。石享堂的建筑风格独特，雕刻精美绝伦。汉白玉质地，石仿木结构，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每间以龙柱相隔，计有12根盘龙柱、24扇仿木石门。

　　顺治五年（1648年），豪格被多尔衮以隐瞒部下过失、任用罪臣亲戚等罪名告发下狱，同年三月死于狱中。多尔衮曾召富绶至府邸，其亲信何洛会在见到富绶后，想除去他，但多尔衮表示何洛会不懂他爱惜富绶之意，富绶因此得以保全性命。富绶幸运地避开了多尔衮的加害，还在顺治八年成为清朝第一代显亲王，康熙时期管理宗人府，但他年纪轻轻27岁就撒手人寰了。

　　博物馆里还有索尼的孙女、索额图之女黑舍里氏的圹志。1675年葬于“德胜门外之新阡”的黑舍里氏，其圹志为罕见的碑型，非常精致。螭首方须弥座，带须弥式副座，圹志两面布有汉文与满文。1962年海淀区索家坟出土。值得一提的是，索家坟一带是索尼家族的坟地，索尼的后人大都埋在这里，“索家坟”的地名正是由此而来。

　　在金刚宝座塔东边，现在陈列着白晋、张诚、蒋友仁等近40位法国传教士的墓碑。这里也是众多外国人士关注的重点。

　　在石刻博物馆胡墓碑群中，我围着“雷孙秀英静宜女士”墓碑转了几圈，为他们夫妻的故事而感动。

　　雷孙秀英卒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她丈夫雷崇义为她立了当时比较流行的方尖碑式墓碑。碑阳上方，横题“千古同慨”，两旁刻着丈夫撰写的挽言，丈夫在碑阴写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腊（蜡）炬成灰泪始干”“天长地久终有时，斯恨绵绵无穷期”，两侧面镌刻妻子写给丈夫的情语。墓碑当年在西城区六铺炕公园内的工地上被发现。

　　碑刻记录历史事件

　　除了以上这些著名的石刻，博物馆内还有许多其他石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生动的历史画卷，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

　　寺观碑刻是其中的一大类别，它们记录着寺庙庵观的建置、沿革及修缮等历史。北京地区寺观众多，相应的碑刻也颇为丰富，对于研究北京地区宗教发展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例如，清顺治八年（1651年）十一月立的卧式“普胜寺创建碑”，碑身阳面、背面刻有满、蒙、汉三种文字，是清朝入关后第一通关于藏传佛教政策的碑刻，在清朝碑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乾隆九年（1744年）立的普胜寺重修碑，用满、蒙、汉三种文字简述了重修普胜寺的情况。该碑形制唯一，纹饰精彩，圆雕、透雕、浮雕皆有，雕法齐全，是石刻爱好者必看之碑。

　　会馆碑刻则是古代商业与文化交流的见证者。由于会馆建筑空间有限，其纪事、题名等石刻多镶嵌在厅堂、走廊等处的墙壁上。比如博物馆里的番禺会馆石刻就是如此。

　　从这些碑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商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各地商人在京城的活动轨迹。例如，一些碑刻记录了会馆的集资兴建过程，反映了商人之间的合作与互助；还有的碑刻记载了会馆制定的规章制度，体现了当时商业活动的规范与秩序。这些会馆碑刻为研究古代商业史、经济史和社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在湛蓝的天空下，《重修西晋会馆碑记》碑首的图案煞是好看，纹样灵动飘逸，且有吉祥的寓意。

　　纪事碑刻则像是历史的备忘录，记录着各种重要事件。它们有的记录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战争、政治变革等；有的则记载了地方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为研究地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的记录了当地的水利建设、桥梁修建等民生工程，从中可以看到古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有的记录了自然灾害、疫病流行等情况，让我们了解了古人在面对困难时的应对措施和社会的救助机制。比如，有一尊明代的“薛仁贵征东”故事刻石，碑文提及了“应梦贤臣”“薛礼白袍”“白袍救驾”“九天玄女”“淤泥河救主”等故事，是民间石刻的珍品。

　　在这些石刻中，我在“雍正御制广宁门外石道碑”前驻足良久，壮硕的石碑马上就令人想起当年京西古道的盛况。该碑于雍正九年（1731年）七月一日立，碑文满汉合璧。碑文记载广宁门外至小井村修铺石道一千五百丈工程事，碑原址在丰台区广安门外小井村。广宁门为什么变成了广安门？原来，“广宁门”后因避道光皇帝讳“旻宁”改称“广安门”。

　　康熙年间的御制文光果诗刻尤为吸引我的眼球。这是一件来自瑞应寺，与康熙皇帝和文光果（文冠果）相关的重要文物。博物馆工作人员特意为该文物在旁边种植了文冠果，望着树上遗留的文冠果壳，心情更加美好舒畅，顿时有了春天来赏文冠果之花的计划。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就像一座历史的宝库，馆藏的几千件石刻文物如一本本不言的石书，是人类历史的见证者，它们用无声的语言诉说着过去的种种故事。本版图片 李秀梅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