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雨丰
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内，看着近在咫尺的文物，读着50多年前的一封信，思绪已飞跃到两千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
汉代的番禺城，是司马迁笔下著名秦汉都会之一，也是帝国南缘最独特的城市，秦文化、汉文化、楚文化、越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此碰撞，形成独特发展轨迹。时光荏苒，有赖于考古工作者的发现，广州汉代考古成果极为丰硕，宫殿、苑囿、王墓、水井，还有上千座臣民墓葬，织就两千年前生活图景。
从麦英豪先生的一封信说起
1973年2月25日，麦英豪先生写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一封信，提到他最近考古发掘的广州淘金坑西汉墓群：“今年一月十日转到北郊淘金坑32层宾馆工地配合平土工程，发掘了一处南越王国时期中小官吏墓群……廿一座都是西汉初年的，从钻探已知还有几座未掘。这处墓群分布比华侨新村尤为密集……反映了这处葬地自南越赵氏王国衰亡之后经两汉几百年还是保存较好的，直到晋以后才有人敢在这里占地而葬，这个情况正与华侨新村西汉墓群是一个样，在广州还是第二次见到年代这样划一的一处墓群。”这封珍贵通信收录在《苏秉琦往来书信集》（刘瑞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现藏中国考古博物馆。
麦英豪先生是广州考古的核心人物，信中提到的华侨新村西汉墓群、淘金坑西汉墓群，均是由他主持发掘，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广州重要的城市考古成果，其中1953年至1960年间考古发现的包括华侨新村西汉墓群在内的409座汉墓，收录在《广州汉墓》一书，该书不仅是广州第一本田野考古发掘专刊，更是岭南考古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里面所涉及墓葬点多达80余处，遍布广州东南西北，它们不仅是两千年前番禺城臣民生活的点滴所在，也是两汉时期400年间城市发展轨迹的直观反映。
番禺城东北郊：排列有序的南越国贵族墓群
以南越国宫署为中心的番禺城，周长十里，城南外是宽阔珠江，西、北、东边则尽是岗峦起伏之地，除了修建城外基础设施之外，这些小山岗成为番禺城臣民离开人世之后的葬处。其中，东北郊一带是西汉南越国臣民墓葬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且严格划分了南越国不同等级官吏、平民、家族的墓地，排列有序，主要分布在淘金坑，华侨新村的蚬壳岗、玉子岗、竹园岗，以及邻近先烈路的下二望岗、麻鹰岗等地。
等级最高的墓地为麻鹰岗，在今广州动物园内，该墓地的核心墓葬均随葬木车模型和鎏金铜车饰，应是南越国高等级贵族。其中一座墓墓主名为“辛偃”，出土大量铜器、铁器、玉器，一些文物在南越国墓葬中罕见，如两枚玉印，分别是名章“辛偃”和身份印“臣偃”，又如两件鎏金铜女俑，是南越国考古的孤例，还有四件玉璧成纵列位于墓主棺位，为广州南越国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一例。2016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广州动物园内发现一座名为“志古”的墓，与“辛偃”同时期，2024年在麻鹰岗又发现南越国墓若干，可见麻鹰岗墓地的规模、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竹园岗、玉子岗、蚬壳岗三个墓地均在华侨新村，一般来说，墓地中地位最高的葬在岗顶处，其次葬在岗腰，最低级者则在岗脚，体现尊卑有别。蚬壳岗整体级别略低，随葬品大多是以陶鼎、陶壶为主的陶器组合，且多随葬铜镜，属于中原文化较为显著的群体，墓葬分布均匀，未呈现十分明显的阶级等级区别，很可能是其中一位墓主“得之”的家族墓地。相比之下，竹园岗级别最高，位于岗顶处的墓主名“李嘉”，其余墓葬均在岗腰处环绕之，李嘉墓出土器物极为丰富，仅陶器就多达百余件，还有铜器、铁器、玉器等，不仅是竹园岗级别最高的墓葬，也是华侨新村一带级别最高者。
邻近的淘金坑一带，应是南越国一般官吏及臣民墓葬群，整体级别较低，随葬品多以陶器为主，只有零星铜器、玉器、铁器等，但一些墓也有印章随葬，让我们知道这些官吏的名字有赵望之、郑未、孙熹等。201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淘金坑北侧的畔山豪庭工地又发现一些南越国墓葬，级别相若，应同属该墓地。
横枝岗：广州延续时间最长的墓地之一
横枝岗位于番禺城北郊偏东，这片区域地势较高，周边是连片山岗，加之离城市中心距离适中，此处发现自汉至清的历代墓葬，是广州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墓地之一。该墓地不见西汉南越国时期墓，应是汉武帝平南越后，西汉中晚期番禺臣民新规划的一个墓葬群，并未为后世所沿用。现发现以横枝岗为中心的泛横枝岗墓葬区面积很大，西汉中晚期的墓葬群集中在原横枝岗本体（约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及邻近的今广州港疗养院、今广州市胸科医院一带。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遣五路大军平定南越国。战争后番禺城满目疮痍，幸存的百姓和南下的中原汉人组建成番禺城新的臣民，他们筚路蓝缕，在废墟中重建家园。横枝岗汉墓是广州西汉中晚期汉墓的代表，随葬品多为中原风格的汉式陶器，说明臣民生活已明显受中原汉文化影响。横枝岗墓地还出现一种新的葬俗，即以滑石璧和铜镜为组合，或置于头端，或置于脚端。
横枝岗墓地有一座名为“癰顺意”的墓，出土铜镜、眉笔、珠饰等器，是广州考古发现规格最高的西汉中期墓葬之一。汉武帝时期，广州已是国内贸易中心和海外进口货物集散地，大量本地特产和海外舶来品在此汇集，还有大量商贾来往，墓中随葬珠饰表明，癰顺意应是这一时期的新兴贵族。
见证两千年前“河南”的开发
两千年前珠江河面宽阔，番禺城民主要生活在“河北”一带，“河南”一带整体地势较低。卓稚雄老师在其《广州历史地理拾零》一书中对南越国时期水陆状况进行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河南”大多为滩涂之地，不宜居住生活。西汉初期“河南”仅在今市二宫小港路一带发现有零星墓葬遗迹。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随着珠江水平面下降等地理环境因素的改变，加上人口增加和舟楫的发达，番禺城民活动范围向南扩展，在今海珠区的小港路、前进路、晓港、康乐村、南石头一带发现的墓葬越来越多，见证了两千年前“河南”的开发。
在小港路大元岗发现的一座西汉晚期墓，一件陶壶盖刻划“杨本”二字，很可能是墓主姓名，这是迄今广州汉墓中最早可考姓名的“河南”居民。而在晓港细岗发现的一座穹窿顶合券顶砖室墓，年代为东汉后期，墓葬虽被盗，但出土多件陶器上均刻有“梁伯通”三字，当是墓主人姓名。
位于新港西路下渡村东约一巷，还有一位姓名确凿的汉代名人——杨孚，据说“河南”之名正是源自杨孚。东汉章帝朝举贤良，杨孚参加对策，成绩优秀，被拜为议郎。晚年杨孚又回到“河南”住地，并在此凿井，原水质清冽，井水常满不竭，现存的“杨孚井”被评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杨孚代表作为《南裔异物志》，记载了岭南的植物、动物、矿物等丰富内容，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异物志，意义重大。
广州汉墓是一个道不完、说不尽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名字以及大量无名氏，他们在泥土之下被遗忘了2000年，又重新跃入我们眼帘。如果您有兴趣了解更多，请关注广州博物馆将于4月底推出的“人间镜像——广州汉晋墓葬的生命叙事”展览。敬请期待。
（本文作者是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编辑：邬嘉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