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洼遗址出土的陶器

半山类型的葫芦网格纹彩陶双耳罐

马家窑类型的旋涡纹尖底彩陶瓶

临洮县寺洼遗址全貌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韩军 董佩东

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了马家窑遗址，马家窑文化因此而得名。2012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支持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甘肃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该区域内的马家窑文化大放异彩，其彩陶曾被安特生赞为“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

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及类型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并辐射至周边地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四川、新疆、云南等地。其分布范围广泛，遗址数量众多，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及西南部分地区。分布区内主要河流有黄河、洮河、大夏河、湟水等。但从发掘遗址分布情况来看，马家窑文化的早、中、晚期分布范围略有不同。早期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南部和青海东北部、河西走廊东部；中期分布范围已逐渐向北部、西部偏移；晚期的分布则已到达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肃州、敦煌和哈密以及西南川西北、云南大理等地区。从目前的发掘成果来看，马家窑文化分布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影响力强，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其文化类型可分为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据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5300年—4000年，展现了丰富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演进。

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马家窑文化因素

聚落遗址——以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为例

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的寺洼遗址是一个从新石器时期延续到青铜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遗址的面积约210万平方米。自1924年首次被安特生发现以来，寺洼遗址经历了多次考古发掘，特别是从2018年至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该遗址开展了7次发掘，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起源与发展是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作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了解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独特而关键的视角。它承载着数千年前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信息，是解开中华文明起源之谜的一把重要钥匙。

马家窑文化聚落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这里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近方形布局大型“围壕（沟）”，同时“围壕”内侧发现多处手工业生产生活区，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此外，该遗址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该聚落呈现出独特的布局，以“围壕”为显著特征，三重近方形“围壕”平行分布且直角转弯，形制布局极为规整。口部宽9米—11米，中外两圈深3米—4米，内圈深1.3米—2.5米。这种大规模的围壕建造，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绝非易事。

以“围壕”为界，在“围壕”内侧，内圈“围沟”内发现了陶窑、灰坑、房址、柱洞等诸多遗迹和大量遗物。附近区域也发掘出多处呈片状分布的遗迹群，有大量房址、窖穴、陶窑等遗迹，部分房址应属手工业作坊。结合同时期储泥坑、制陶工具、陶窑和烧制废品的发现，可以确定马家窑类型时期，内圈“围沟”及其内侧区域存在多处制陶区，且布局新颖，在马家窑文化中属首次发现。鉴于制陶规模较大、生产水平高超、延续时间较长，陶窑的集中发现，更是表明这里可能是区域性的制陶中心。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达到了史前巅峰，其彩陶艺术更是闻名遐迩。精美的彩陶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此外，内圈“围沟”内侧还发现了同时期的石器加工场所，出土成套的石钻、石环半成品和废料。上述均凸显手工业生产在马家窑社会中的独特地位。

“围壕”外侧则有疑似“道路”、大面积“人工堆土”等遗迹。“人工堆土”局部似有夯打痕迹，与疑似“道路”均靠近“围壕”通道处。这在马家窑文化中也属首次发现，体现出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精心规划、丰富内涵和所达到的文明化程度。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中半山类型聚落的发现，具有独特的价值。半山类型遗存此前的考古发现主要是墓地，仅在青岗岔遗址发现过几座房址、陶窑和窖穴。本次在“围壕”内侧，发掘出一批半山类型房址、灰坑、窖穴、陶窑和墓葬，与这一时期尚存的“围壕”共同组成了半山类型聚落的重要内容，填补了半山类型聚落发现的空白。半山类型房址内葬人的现象也属首次发现。半山类型大型聚落的发现，还对探讨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尤其是一些重要生业技术如冶金，以及绵羊、黄牛、麦类作物的传入和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大型聚落的整体面貌和丰富内涵，彰显了西北地区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内容及模式，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彩陶发达

马家窑类型 这一时期的彩陶底色呈橙黄色，少数呈橘红色，大多用黑彩描绘，笔锋较粗，但柔和匀称。纹饰繁密，题材多样化，有垂帐纹、漩涡纹、水波纹、圆圈纹、草叶纹等。有一定数量的动物纹样，如飞鸟纹、蛙纹、鱼纹等。另外，几何形纹样的种类也很丰富，以旋纹为主要样式，还有波形纹、网线纹、同心圆纹等。彩陶的盆、钵、碗内多绘有彩纹，底部中心常绘标志性的单独纹样。图案布局较为灵动，充满活力，展现出原始、质朴的艺术风格，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自然和生活的观察与理解。

半山类型 半山类型彩陶图案比马家窑类型更加复杂，在陶器上所占面积较大，从口沿到器物下腹部位都施彩。常以黑色锯齿带和红色宽带纹合镶在一起组成严密的图案。纹样以几何形纹为主，又以旋式的纹样最多，还有葫芦形网纹、菱格纹等。色彩鲜艳，红黑相间的锯齿纹等图案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装饰效果繁复美丽，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和工艺水平，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提升。

马厂类型 一些泥质陶器上施一层红色陶衣，用很宽的黑边紫红条带构成圆圈纹、变体蛙纹、波折纹等。也有用黑色或红色单色线条画出波折纹、菱形纹等。大部分花纹以直线造型，除了圆圈纹和涡纹外，盛行网格、变体蛙纹等纹样。图案风格相较半山类型更为简洁、硬朗明快，但也有一定的抽象性和象征性。这一时期的彩陶工艺熟练，但渐趋简单化，很多器物图案单调且稀疏。

马家窑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彩陶特别发达，在整个陶器中占20%—50％，随葬品中的彩陶有时多达80％以上，在中国的所有彩陶文化中，这个比率是最高的。大量彩陶的发现以及纹饰繁复变化，说明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人们崇拜自然，有着强烈的图腾信仰，注重审美意识，同时非常注重社会分工。

刻划符号（文字）

关于汉字的起源，无论是对于考古学研究，还是对于中国文化史研究，无疑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般认为彩陶上的刻划符号与中国汉字的起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彩陶上的某些纹饰，可能已经是有较明确所指的表意符号和象征符号。

关于马家窑文化出土彩陶器体上刻划符号的研究，一种属于“陶符”的范畴，一种认为那些较有规则的或笔画较多的符号，显然不能用随意性来解释。比如可以识别的数字符号，很有可能是制陶时为了表明处于某一生产环节上的某一组陶器的件数。对此，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冶金技术

出土于甘肃林家遗址的青铜刀，通长12.5厘米。由两块范浇铸而成，刀身厚薄均匀，表面平整，有较厚的深灰绿色锈。短柄长刃，刀尖钝化，微上翘，弧背，刃部前端因使用磨损而凹入。柄端上下内收而较窄，并有明显的镶嵌木把的痕迹。被誉为“中华第一刀”。

1981年经当时的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检验，为含锡的青铜。H54出土的铜渣经鉴定，证明铜渣不是天然矿石，也非炼铜残渣，而是一块经冶炼但已风化成碎块的含铜铁金属长期锈蚀的遗物。铜渣分析的结果为：含铜36.50%、锡6.47%、铅3.49%、铁0.41%，酸不溶物占一半以上。此种铜渣在T57第4层中，也发现两块，都因风化而成为碎块。

青铜器（冶金术）常常被认为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青铜刀和铜渣的发现，意义非常重大。预示着可以认为当地已能进行冶铸铜器的生产，但这个地区是否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还有待发掘出土更多的金属器物方能断定。

生业模式

马家窑文化在生业上以农业为主，伴随渔猎采集。甘肃林家遗址出土大量的遗迹遗物，有打制和磨制的多种石刀、石斧、凿、研磨器、砍砸器、箭镞等石制器物，还有大量的骨器、角器、纺轮等遗物。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的植物种子以驯化粟、黍为主。对土壤微结构的分析发现了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禾本科植物的麸壳。从发掘情况来看，马家窑文化的先民还驯养动物，家猪骨骼的出土便是直接证据。

中西交流

甘肃地处我国中原地区通往西北地区的走廊过渡地带，其西北直通欧亚大陆腹地。闻名于世的青铜刀就出土在这一要道的重要路段上，在此沿线道路上，我们还发现了河西走廊西端的西城驿遗址，其时代上限可能早至马家窑文化马厂时期。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6000年前，冶金制造技术起源于西亚两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从西亚途经中亚传入我国境内。从目前发现的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域及其所处的时间来看，冶金术很有可能就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也就是马家窑文化时期传入中国，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形成和早期国家的出现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传入的还有绵羊、小麦、黄牛等，为后期生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期中原地区王朝的形成和崛起。这也表明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特质。另一种表现就是马家窑文化向西传去了彩陶，开拓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彩陶之路”。此外，将粟和黍传播至中亚等地，由此打开了中国和欧亚大陆腹地交流的通道，拓展了中华文明生存的广阔空间，对早期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华文明的辉煌见证

马家窑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关系密切。马家窑文化的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种植粟和黍等作物，还饲养猪、狗、羊等家畜，这为文明起源奠定了物质基础。其发达的制陶业，不仅满足了日常生活所需，也体现出当时较高的工艺水平和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高度发达，器型丰富、图案绚丽，是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它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风格并加以发展，对后来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文明艺术起源与发展的源头之一。马家窑文化的聚落遗址布局、房屋建筑形式以及丧葬习俗等，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公共墓地的存在、随葬品的差异等，体现了原始社会逐步走向解体、社会阶层开始分化，这是文明起源过程的重要特征。从时间来看，马家窑文化也符合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很多地方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或者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和初级文明的社会阶段。

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饰等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艺术创作来表达对自然、生活和祖先的敬畏与崇拜，这些精神内涵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马家窑文化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格局具有全局性意义。

中国史前文化呈现出多样、多元的客观存在。马家窑文化与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中逐步形成了开放、融合与借鉴的文明特质。在交流互动中融合，不但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性，更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以及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