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大CMF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世锦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0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684字

阅读时间：10分钟

一、经济增长与高收入门槛的挑战

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关键时期，保持中速增长并力争使名义增速高于实际增速，具有重要意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5%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是一个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的”鲜明特色和政策导向。实现该目标虽存在一定难度，但意义重大，因为增速问题对我国当前至关重要。2021年我国已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仅差一两百美元，然而四年过去仍未跨越，差距甚至略有拉大。原因主要有：一是疫情冲击使实际增速受到影响，但从国际比较来看，近两年我国实际增速并不低；二是价格低迷甚至出现“通缩”，导致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三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

当前，我国价格难以提升以及汇率贬值等问题亟待分析与研究。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划分标准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近年来，按照人均现价美元计算，该门槛以每年约4%的速度增长。换言之，若我国人均收入按现价美元计算的年增长率不足4%，则难以跨越该门槛。尽管如此，我们对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仍充满信心。然而，与四年前相比，当时普遍认为中国跨越该门槛不会有大的问题，但当前形势表明，仍需警惕相关风险。

近期部分观点将中国当前情况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较，然而二者处于不同的增长阶段。与日本相比，尽管房地产泡沫破裂对日本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但日本在90年代初人均收入已超过3万美元，不仅属于发达经济体，且人均收入水平超过美国。同时，日本城乡差距较小，已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其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体系也较为完善。而我国目前尚未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因此，在当前阶段，中国应特别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过去曾强调要避免过高的增长速度，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如今应特别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过低。在当前时间节点，未来五年应保持中速增长，目标为5%，而4%应作为底线，是不能破的。

二、消费不足的原因与影响

在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消费问题被置于重要位置，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并将其列为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目前，中国消费不足的现象与国际平均水平，尤其是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消费占GDP的比重存在近20个百分点的差距。由此可见，中国消费水平的差距并非仅是平均水平的些许差异，而是一种结构性偏差。尽管在研究层面对此存在不同观点，但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存在结构性偏差的基本事实是确定的。

原因可归结为多方面因素。首先，我国长期以来存在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倾向。其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总体水平偏低，二是内部差距较大。近期，农村人口养老金问题受到较多关注。目前，城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养老金约为6000元，城镇退休职工约为3000元；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者中95%为农村居民，其月养老金仅为220元，与前两者相比存在10-15倍的差距。这一现象表明，尽管近年来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已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养老保障等部分领域仍存在突出问题：一是水平较低，二是城乡差距显著。

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服务消费领域，商品消费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服务消费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例如医疗、教育、社保、文化、娱乐等服务性消费在传统农村或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城中难以有效开展，即便居民有消费意愿，也因缺乏相应的服务供给或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对服务消费的拓展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一线城市流动的趋势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城市体系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消费环境。与历史上和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OECD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城市化率普遍在70%以上，部分国家甚至超过80%。我国目前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最新数据约为67%，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48%-49%，尚未达到一半。

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国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4亿人，而在此之下仍有约9亿相对低收入群体。

另一个原因也值得关注，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2年中国全社会净资产约为756万亿元，其中政府部门持有的资产约为291万亿元，占比约38%。在国有部门中，国有企业股权约占政府财富的一半，最新数据显示，国有权益资本为132.6万亿元。相比之下，在国际范围内，尤其是OECD国家，这一比重通常不超过10%，一般在5%以下，部分国家甚至因政府负债较高而呈现负增长，处于净负债状态。由于我国政府部门占有较高比重的财富，这在工业化和投资驱动阶段具有优势，因为政府部门资产的收益主要用于储蓄和投资，而非消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消费率偏低。因此，当前面临一个重要问题：政府所占财富及国有资本的收益应如何分配？过去，这些收益主要用于投资，未来则需要更多地向消费领域倾斜，实现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型。

经济增长可以从两个维度分析，一是经济增长的高度，二是经济增长的宽度。经济增长的高度主要体现在通过创新、对外开放和改革等手段提升经济增长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空间向上拓展。这些措施旨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的宽度则指全体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现有生产能力产生有效需求。具体而言，将全体社会成员按收入水平分为十组，考察不同群体对生产能力的有效需求程度。经济增长的宽度与教育、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建设和社会流动性等因素密切相关。消费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差距较大有关，本质上属于经济增长宽度不足的表现。

近期，我国在创新领域呈现出一些新气象，令人鼓舞。例如，DeepSeek和人形机器人等新兴技术的出现，展现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值得肯定并应予以重点发展。然而，这些创新成果主要体现经济增长的高度，以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为例，其发展可能替代部分现有工作岗位，导致部分人员失业，进而收入减少，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宽度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因此，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时，应明确经济增长高度上的进展，包括创新成果，无法替代经济宽度问题的解决。

有观点指出，中国消费占GDP比重较低的情况并非近期才出现，至少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一直存在。然而，过去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可从“终端需求”的概念进行解释。在GDP构成中，扣除生产性投资后，消费与非生产性投资（主要包括房地产和基建）之和即为终端需求。过去多年，房地产和基建发展迅速，从国际比较来看，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超前发展。但目前这两者的增长势头回落，特别是房地产大幅回落，消费占GDP比重结构性偏差的短板便凸显出来。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包括价格低迷、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的差距、负债过高以及产能过剩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指向终端需求不足。如果对消费占GDP比重偏低这一结构性偏差问题不加以重视和解决，终端需求难以提升，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当前，扩大消费和重视民生问题的内涵可能需要重新调整。这不仅涉及道义或对低收入阶层的同情，更重要和紧迫的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如果忽视这一问题，且不进行重大调整，那么消费占GDP比重偏低的结构性偏差将难以解决。因此，应像过去重视投资那样重视消费。过去经济下行时，通过加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如今则需要将同样的力度和资金投入转向消费领域。如果这一转变不能实现，内需不足的问题将难以得到改善。

三、扩大消费的策略与建议

因此，下一步应将中国消费水平的结构性偏差调整至正常水平。例如，当前消费占GDP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20个百分点，能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这一差距缩小15个百分点，使其接近合理水平，这应当成为近期稳增长中的一项“硬任务”。

下一步，为补足消费结构性偏差的缺口并稳定扩大内需，需开展多方面工作，包括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其中社会保障问题尤为重要。社会保障涵盖内容广泛，以养老金为例，中国目前有10.7亿人参加养老保险，其中5.5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有1.7亿人每月领取220元养老金，年支出约5000亿元。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从现有刺激政策资金中划出一部分，例如5000亿元，注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用于支出，从而使1.7亿人的养老金从220元提升至400元，大体上翻一番。二是近期讨论较多的国有资本较大规模划转至养老基金，重点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此外，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农民工广泛就业的领域，需逐步完善社保尤其是养老缴费机制，目前在这方面已有一些进展。

简言之，政府财政补贴、国有资本划转以及养老制度建设均需加速推进，多措并举，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农民每月养老金从200多元增加到400元。尽管翻番幅度看似较大，但由于基数较低，翻倍后仅为400元。若用三年时间将养老金提升至600元，达到目前农村的低保水平，这一水平仍不算高。进一步而言，能否在随后的两年内将其提升至1000元左右？即便如此，与城市退休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相比，仍存在数倍差距。经测算，农村居民作为中国收入水平最低的群体，其消费倾向较高。例如，若向其提供1万亿元资金，其消费倾向约为0.8，即他们将拿出8000亿元用于直接消费。从学术角度研究消费乘数效应，大致为1.5，由此可拉动GDP增长约1.2万亿元。这将为年度经济增长提供近1个百分点的支持，在刺激政策各项资金支出对增速的拉动力度上是靠前的，对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或立场，不代表Hehson财经头条的观点或立场。如因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需要与Hehson财经头条联系的，请于上述内容发布后的30天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