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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鲁迅在应《阿Q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所写的《著者自叙传略》中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一场“很大的变故”具体何所指，鲁迅从未详说。时至今日，人们都已知道，这场变故与鲁迅祖父周福清的宦海浮沉有关。
过去，由于相关史料的缺失与讹误，许多研究文章中呈现出来的周福清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周福清有较大距离。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因较早就离家外出求学，与祖父正面接触较少。相比之下，三弟周建人与祖父相处时间更多，而且由于性格原因，他们祖孙二人之间的交流也更频繁、更融洽。上世纪80年代，周建人曾口述早年在绍兴老家的经历，由女儿周晔整理成《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出版。此书后又于2017年出版增订版，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特别是披露了有关周福清官场经历与见闻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有助于人们对周福清形成更真实、更立体的认知，也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看待周福清对鲁迅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周福清与元配孙氏、继室蒋氏的彩绘神像
点翰林风光无限
周福清的官场之路是从“点翰林”拉开序幕的，这也是他人生最为高光的时刻。那是同治十年（1871）的春天，从府里来了六个报子，齐声高叫：“快请老太太用金簪来拆封！恭喜周福清老爷点翰林了!”周福清的母亲、鲁迅三兄弟的曾祖母（人称九老太太）取下头上的金簪，挑开了封口，打开来，上面写着：捷报贵府老爷周福清，辛未科会试，中式第一百九十九名，殿试第三甲第十五名，朝考第一等第四十一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周福清点翰林，成了整个家族的巨大荣耀。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提到此事时，描绘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说当报子报喜之际，这位九老太太却放声大哭，人家问她，这是喜事，为什么这样哭？她说：“拆家者，拆家者！”意思是周福清点翰林最终将导致周家的衰败。
但据周建人幼年时所知，事情并无这么强烈的戏剧性。鲁迅三兄弟的曾祖父周苓年，一辈子没有什么作为，但他的堂兄周一斋，却是道光甲午科（1834）经魁，国子监学正，内阁中书，议叙员外郎钦加四品衔，同治五年（1866），善后保举案内奉旨交部从优议叙。经魁是名次很高的举人，据这年的乡试录，周一斋中的是第六名举人；所谓善后，就是绍兴府在同治三年（1864）从太平军手里夺回来以后，办理恢复地方政府等事务；所谓保举，就是在办理河工、边防、赈灾、剿匪等差使后，有劳绩，由主官保举升官；所谓议叙，就是记录三次以上可加一级。周一斋的成功，不可能对九老太太没有丝毫影响。
再说，如果考中了要大哭，那么，何不早一把拖住自己的儿子，不让他赶考？而且，周福清的科考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生于1837年，虽说早进了学，但30岁才考上第86名举人。当然，这里面也有客观原因，即同治三年甲子，浙江刚从太平军手里夺回来，还在军事时期，所以三年一次的乡试延期，和丁卯（1867）科合并在杭州举行，他考中了。可是同治七年戊辰科会试，他没有考中，却考取了方略馆誊录。方略馆是清政府的平定太平天国战史编纂处。在那里做誊录，就是高级抄写员，这样的举人干几年，可以议叙得官。周福清不知为什么不愿做誊录，三年以后，就是辛未科（1871）会试，他中试成了进士，点了翰林。
周建人相信，曾祖母的心情一定很矛盾。宦海沉浮的事例，九老太太看得多了，她儿子的点翰林，使她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在各房族男女老少跪下贺喜的时候，她百感交集，说了一句：“这有什么喜？是要拆家哉！”
后来，在绍兴周氏家族居住的三个台门的门斗里，各悬挂了一块蓝底的大匾，上面有两个大大的金字“翰林”和两行泥金小楷，上款写着“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水陆各镇兼管两浙盐政杨昌浚为”，下款写着“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立”。这三块金光闪闪的翰林匾，给三台门增加了光彩，但在周建人看来，这终究不过是一场荣华梦而已。
绍兴鲁迅故居的周福清翰林匾
做知县丢官去职
周福清点了翰林以后，先得进庶常馆深造。庶常馆每三年结业一次，名为散馆，还得经过考试，再根据成绩，授以官职。这三年关系到各人的命运，每个翰林都心里明白。他们有的寻师访友，结交权贵；有的了解派系，打听行情；有的钻研做官诀窍，演习官场应酬。周福清在庶常馆里干什么呢？他的绍兴同乡顾家相在《五馀读书廛随笔》中说：“庶常散馆考试，虽列最下等，犹得以知县即选，凡迫于贫窘，志在利禄者，恒趋焉。同治辛未，吾越周介夫（即周福清）乍膺馆选，遽购律例披阅，人怪而询之……”周福清埋头研究法律条文，在当时人眼里自然显得很另类。
光绪元年（1875），周福清外放江西金溪县知县，他带了家眷前去上任。光绪四年（1878）春天，周福清又携带家眷和全部行李，回家来了。原来，周福清被他的上级——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丢掉了知县的乌纱帽。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四日(1878年2月25日)沈葆桢参劾周福清等州县官的奏折，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请旨即行革职的九人，勒令休致的两名，末一名是“金溪县知县周福清，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处分意见是“归部改选教职”。在十二人中，周福清是唯一在考语中还提到优点的（文理尚优），也是处分最轻的一个。
周福清为什么在官场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介孚公（周福清号介孚）的脾气生来就不好，喜欢骂人，什么人都看不起，我父亲听他晚年怒骂，自呆皇帝（光绪帝）昏太后（西太后）起，直骂到子侄辈。在他壮年时代大概也是如此，而且翰林外放知县，俗称‘老虎班’，最是吃硬，不但立即补缺，而且官场上也相当有面子。有这两种原因，他不但很是风厉，而且也有点任意了。碰巧那上司江西巡抚又偏偏不是科甲出身，更为他所蔑视，终于顶起牛来。但官职太小究竟抵战不过，结果被巡抚奏参，奉旨革职改教……”周作人说他祖父的脾气不好，大概属实，但当时江西巡抚刘秉璋虽说是先以军功叙知县，却也是咸丰十年的进士。参劾周福清的，也是两江总督沈葆桢，乃正途进士出身，一代名臣。《清史稿》说他“精核吏事，治尚严肃”，做他的部属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同在官场的顾家相在《五馀读书廛随笔》中另有一说：“甲戌散馆，（周福清）铨授江西金溪，因与缉私委员陈某争执，陈某愬于制府沈文肃公，遂奏参改教，部议改休致，介夫不甘废弃，引见复用教职，乃捐中书到阁行走，余壬午入都曾见之。”清朝政府有缺也有差，一个候补官员如果补不上缺，也可以钻谋差使。缉私委员是个有油水的差使，如果不是有后台，是觅不到这样的好差使的。缉私委员和知县本应互相关照，利益均沾的。但周福清却和他争执起来，结果被他在沈葆桢面前告了一状，周福清就此丢了官。
谢德铣等编著的《鲁迅在绍兴》一书则说：“周介孚居官清廉，刚正不阿，既不贪赃，又不枉法。处理民刑案件务求真凭实据，从不颟顸草率，理事也决不拖拉。他对上官决不巧言令色，也不阿谀逢迎。有一次，他在江西与抚州知府吵了起来，那知府下不了台，就拿出大帽子压他，说：这是皇上的事情。周介孚立即反诘说，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皇上？那个知府原本想用皇上的威势来压他就范，谁知周介孚并不买账。周介孚的‘无礼犯上’使得知府十分恼怒。”
总之，周福清在庶常馆里就表现得十分清高，在江西短短三年时间又把上下左右都得罪了，这是他遭遇官场滑铁卢的直接原因。
周福清晚年时跟周建人讲起他在江西的情况，有几件事给周建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候，知县住宅和衙门、监狱都是相近的。家里人随便跑进跑出，他嘱咐儿子和外甥，如果他们走过监狱，发现牢头在虐待犯人，来告诉他。有一天，他儿子和外甥来告诉他，说是看见某牢头在吊打犯人。他十分生气。牢头打犯人，无非是敲诈钱。这次，他就当夜坐堂，审这个犯人。他拿起烛台，走到犯人面前，叫他脱下衣服，用烛火一照，发现犯人身上伤痕累累。立刻传某牢头，说：“你干得好哇!”牢头立刻跪下磕头。周福清命差役打他一百大板。
周福清还说过这么一件事。他说，家里曾经有过一个男仆，每天偷一点米回去。周福清只当作没有这回事。有一天，有客人来，男仆上来倒茶，把茶碗打碎了，周福清就辞退了他。讲到这里，周福清对周建人说：“为了敲碎茶碗而辞退他，说出去，人家不过说我脾气大，我这个东家难侍候。这并不要紧。如果为了偷米而辞退他，他就永远找不到东家了，就绝了生路。”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周福清的做官原则与为人之道，而这显然是与清末腐朽污浊的官场格格不入的。
周福清1889年写给鲁迅之父周伯宜的信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捐京官候补九载
周福清被参劾休致，他费尽心血考得的科班出身就这样丢掉了。再要做官，只能出资捐官，请吏部重新引见给皇帝委用。出钱买官，为读书人所不齿，却是政府推行的，又是清末的社会风气。周福清在家里住了半年多，就风尘仆仆、千里迢迢地奔到京城里去求官。
周福清捐官的结果是有案可查的。姚锡佩《坎坷的仕途——鲁迅祖父周福清史料补略》中说：他起初捐的不是七品内阁中书，而是比它高两级的同知官衔。光绪五年（1879）四月吏部有一份验看官员清单的奏折中写明，甄别改教知县周福清，“前在陕甘捐局遵例报捐同知升衔”。为什么在陕甘捐局报捐呢？原来光绪三四年间，全国灾情严重，贫穷的地区如陕甘等省，在较富饶的江西等地设立赈捐局，而且减成折收。这对经济不太富裕的周福清来说，正是一个机会，他向要价低廉的陕甘捐局买了一个同知的官衔。但这只是一个虚衔，尚须赴京上兑、引见、候选，随后照衔仪叙，报捐分发，方可候补官职。
手续看来十分麻烦。本来上兑（即交银）以后，就可以得到吏部填发的取得同知资格的执照了。可是清政府规定必须有同乡六品以上京官印结，以保其身家清白。当时各省在北京分设印结局，名为便利人找保，实际上是从中渔利。从《越缦堂日记》中可见，时为户部郎中的李慈铭也加入了印结局。周福清是在光绪五年求见李慈铭的，正是为了印结的事。李慈铭是清代文学家，会稽人，比周福清大七岁，和周福清的从伯周一斋早有来往，中进士比周福清晚，但在短短几年里平步青云，周福清不得不求助于他。印结以后，还要等待皇帝的引见。不过，光绪皇帝对周福清的印象不好。光绪五年四月，他批了一道谕旨：“著以教职选用。”一盆冷水从头淋到脚，周福清的一番心血完全白费了。谕旨虽铁面无情，但办法不是没有，那就是从头来起，重新花钱捐官。他继续奔走了三个月，光绪五年九月，被分发到内阁行走（即学习）。他在这个闲职上呆了九个年头，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才补到内阁中书的实缺，也只是一个十分清苦的七品小京官。其间，家庭境况日趋窘迫，目前保存下来的周福清少量信件中，就有两封是向同乡借贷的。
周福清自点了翰林之后，一直在官场奔波。周建人1888年出生以后，直到1893年才第一次见到祖父的面。周建人记得，此前祖父托人从北京给家里带过吃食。有一回，在吃饭间的方桌上，放着一只麻袋。周建人跟两个哥哥都很焦急地等在旁边，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等他们的父亲打开来一看，有两只火腿，还有好几包东西；又打开纸包来看，有麻菇、杏脯、蜜枣、桃脯、葡萄干、榛子、茯苓饼……“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心花都开了。可是我的曾祖母却怪，她连正眼也不看一眼，说：‘这些东西要它做什么？谁要吃他这样的东西？’边说边回自己的房里去了，还传来这么一句：‘为什么不带一点银子回来？’”这反映出周福清看重亲情，同时在官场并不得意。
犯科场入狱八年
光绪十八年（1892）除夕那天，周福清的母亲去世了。周福清接到电报，即从北京赶回绍兴。照制度，官员在父母故后要停职三年，叫丁忧。就在丁忧期间，周福清犯了科场案。
1893年10月，两个衙门差役来到周家，要捉拿“犯官周福清”。不久，周福清投案自首，次年被判了一个“斩监候”。
当时浙江巡抚崧骏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详述了此案的具体情形：
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启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胡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式。俟主考允诺再向各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闾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片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专条。惟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无庸议。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事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洋票系属自写虚赃，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应免著追。……
崧骏在奏折中突出了几点，一是此案属于未遂；二是周福清所送的“洋票”只是“自写虚赃”，并非可兑现的钱庄期票，所以不构成贿赂；三是周福清系投案自首，“尚有畏法之心”。综上，建议朝廷参照先例，酌减对周福清的处罚。
光绪皇帝将崧骏的奏折下发给刑部议奏。不久，刑部尚书松溎（yàn）呈进了覆奏，提议“应如该前抚（崧骏此时已去世，故称‘前抚’）所奏，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如蒙俞允臣部行文该省将该革员减为满流，照章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但是光绪皇帝表示要从严办理。“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于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不管是浙江巡抚崧骏还是刑部尚书松溎，都明显表现出了对周福清的同情，力图对周福清及其他涉案人员减轻甚至免于处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学者房兆楹在《关于周福清的史料》一文中提出，清代文官考试制度，到了光绪以后就渐渐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贿赂公行，有钱的人可以买官来做，而举人进士若不出钱往往就得不到实职。做官的要想升官也可以用钱来买。考官受贿赂大约是不算稀奇。所以周福清图贿考官，毫不足怪，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罚才可怪。崧骏和刑部都竭力要给周福清减刑，这正反映当时人对这种事的态度。
就是因为周福清的案子，鲁迅三兄弟的父亲周伯宜的秀才被革了。周伯宜本来满怀希望的科举之路就此断送，他整天郁郁不乐，不久染病身亡。当年为给周福清捐官、后来周福清犯案，已经用尽了周家的银钱。现在为给周伯宜治病、办丧事，不得不靠典当物品筹钱。少年鲁迅作为长孙长子，承担了很多对于他那个年龄来说过于沉重的担子，在他内心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由于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祖父周福清，所以在鲁迅一生的所有作品中，他对祖父都只字不提。1919年，周家卖掉祖宅，全家迁居北京时，鲁迅坚持将祖父一辈子的日记全部烧毁，为后人了解研究周福清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周福清虽然被重判为“斩监候”，却并没有被处死，而是在杭州坐了8年牢。1901年初，周福清被释放，回到了家中。后来，周福清跟周建人他们讲了薛允升的前任刑部尚书赵舒翘的故事。八年前，当周福清出事时，受到追捕，而赵舒翘正是浙江臬司。周福清投案后，这一案子是他经办的。周福清关进杭州监狱后，赵舒翘升迁了，而且升迁得很快，做了刑部尚书。正在赵舒翘飞黄腾达的时候，义和团起事了，在要不要利用义和团这个问题上，他站在慈禧太后这一边。可是等到八国联军进京，追索罪魁祸首的时候，赵舒翘却被赐令自尽。周福清说，庚子时首倡攻使馆杀洋人的本是载漪，可是载漪却没有死，只是发往新疆；辅国公载澜也很积极，也没有死，也是发往新疆。慈禧把这些人包庇下来了，却把一些次要人物，如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定为赐令自尽。赵舒翘尽忠太后，由此而升官，也由此而死亡。
周福清往往说着说着，就“昏太后、呆皇帝”地痛骂起来，大家听了，不由得吓一大跳，这不是犯上作乱，要杀头的吗？大家都替他捏一把汗，可是周福清自顾自地痛骂着。这八年的牢狱生活没有使周福清有丝毫的改变，反而让他变得更锋利尖刻，更肆无忌惮，更愤世嫉俗了。
鲁迅在弘文学院 1903年摄于东京
对鲁迅的影响深远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祖父周福清因科场案而身陷囹圄，正是导致鲁迅家道中落的直接原因。由于这一事件对少年鲁迅造成的强烈刺激，以及祖父性格中一些令人反感的方面，鲁迅对祖父总是敬而远之。鲁迅堂叔周冠五撰写的《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细节：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有一次放假回国，大家伙儿聚集在一起很欢乐地谈话，他还拿出一瓶“味の素”（即味精）倒一点冲开水叫大家尝尝，又拿香烟和麦尔登糖出来，分给大家。这时他祖父唤他：“阿樟”，他就赶紧出去，祖父问他：“阿樟，日本人的社会情况怎样？和中国比较怎样？”鲁迅只回答四个字：“没有什么！”马上转头就走了。
鲁迅手抄祖父治家格言《恒训》
尽管如此，鲁迅在成长的过程中依然受到祖父的深远影响。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曾经手抄过祖父的诗作《桐华阁诗钞》和属于家训性质的《恒训》。《恒训》中所极力强调的实际和务实倾向，在鲁迅身上就有显著的存在和表现。
戊戌年（1898）间，周福清在杭州监狱中，寄了一本《唐宋诗醇》回家给孙辈阅读，并在书中夹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这是一段相当不错的简明诗话，简洁而明确，是一位翰林的水准，反映出沈葆桢在参劾他的奏书中所说的“文理尚优”的特点。在六大家诗歌中，周福清对陆游诗歌的评价最高。有学者研究发现，陆游诗歌语言的影响，在鲁迅很多旧体诗中都有表现。鲁迅喜欢陆游的诗歌语言，应该也与祖父的家训以及上述字条有关。
周福清在狱中写给鲁迅兄弟的学诗要领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越对立的往往越相像。鲁迅三兄弟中，与祖父周福清最相像的要数鲁迅。首先是骂人，以及语言刻薄。这是祖父让鲁迅最反感的地方之一，但同时也几乎成了鲁迅自己的一个标签。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相像的第二个方面，要数敢作敢为的反抗精神。周福清丢掉知县官帽子就是因为跟上司不对付，后来他在杭州坐牢，受到狱卒勒索，周福清二话不说，操起一根门闩，满堂追逐、痛揍勒索的狱卒。至于鲁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已成定论。另外，鲁迅与周福清对死亡一事的坦然态度和遗嘱中的务实告诫，也可以说一脉相承。
总之，周福清一辈子宦海浮沉，最终以一个失败者的面目悲惨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他的人生经历却深刻影响了鲁迅，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这可能是周福清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张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