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玲琍在教导学生发音。

　　无声者像生活在孤岛，没太多人走出去，更鲜少有人走进来。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玲琍用34年时间造了一座桥，成为无声世界的“闯入者”。不仅如此，她还要把这座孤岛上的孩子，一个一个带出去。

　　“要是她上过学就好了”

　　刘玲琍儿时住在衡阳拖拉机厂的厂区，邻居是位听障阿姨，没有上过学，既不识字也无法说话。在刘玲琍的记忆中，这位阿姨总是待在家里，有时会被丈夫打骂，偶尔形单影只地在厂区走来走去。阿姨经常给小朋友们拿东西吃，还会给女生编好看的辫子。但是她跟人沟通起来很困难，有时会急得抓自己的头发、狠狠跺脚。

　　“要是她上过学、会写字就好了。”年幼的刘玲琍想，“如果有个学校能让听障人士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命运一定会不一样。”

　　1987年，成绩优异的刘玲琍参加了中考。在那个选拔优秀学生上中专、毕业后包分配工作的年代，刘玲琍早早确定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成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于是在看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介绍后，她便毫不犹豫地报考了。

　　“博爱塑魂”，毕业三十多年后，刘玲琍依然能脱口而出母校的校训。作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第三届学生，刘玲琍在这里接受了专业的听障教育培训，坚定了帮助听障人士改变命运的决心。

　　摘掉滤镜后的特教生活

　　1991年，中师毕业的刘玲琍被分配到衡阳市聋哑学校（现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任教。干劲满满的她主动担任了一年级某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虽然有充足的积累，但刘玲琍还是被现实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群七八岁大的孩子不停哭闹、在地上打滚、随意离开教室乱跑……他们听不见也说不出。由于家长普遍不会手语，这些孩子到入学时仍然不会手语、不识字，甚至有些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不具备。“很多家长不会跟自己的听障孩子交流，最多就是能让他们吃饱穿暖。”刘玲琍逐渐意识到，特教教师不仅要讲授知识，还得承担一部分家长的责任。

　　她带着学生们在学校里到处转，用卡纸和手语教他们认识“食堂”“教室”“宿舍”，教他们养成排队打饭、安静吃饭、饭前洗手等良好习惯。“书本上的内容有时并不能满足实际交流需要，所以我都带他们从生活场景入手，学习必要的生存技能。”刘玲琍说。

　　刘玲琍带过一个学生，先天听力障碍并不严重，发声器官也是健全的，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和家长的不重视，女孩一直没有佩戴助听器。信息获取障碍导致她的认知和智力发展滞后，在原班级中被边缘化了。

　　“听障孩子往往敏感自卑，鼓励教育非常重要。”女孩转到自己带的班级后，刘玲琍发现她的声音很好听，便从一个个音节开始教女孩发音，手把手教她写字，逮住机会就表扬和鼓励。“她真的进步很大，后来能写字，还能说五六个字以上的句子。”提起学生的进步，刘玲琍无比开心。她认为声音是开启更广阔天地的钥匙，对于听障孩子而言，即使只能说简单的字词，也比完全无声好得多。

　　是老师也是母亲

　　2005年，刘玲琍做了母亲。然而，儿子在不到1岁时被确诊为先天性神经性耳聋。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刘玲琍真切认识到了命运的无常。

　　她深知，听障儿童越早进行康复训练效果越好，儿子仍有可能正常说话。考虑到康复训练的长期性，舍不得离开学生们的刘玲琍，决定自学听障儿童语言训练方法教导儿子。于是，她白天上课，晚上教儿子发音和听力，还抽时间翻阅大量资料，摸索教学方法。儿子到两岁半时，已经能像普通幼儿一样发音了。如今，儿子已顺利考入大学，语言交流与常人无异。

　　2008年，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创办“学前聋儿康复语训班”，刘玲琍担任负责人。相较于之前，这类班级的孩子年纪更小，沟通和自理能力更差，几乎是一张白纸。在对儿子和低龄学生的训练过程中，刘玲琍逐渐探索出“唇舌操”“情景教学”“合作学习”等教学模式，并开始自编语训教材。

　　与普通教师不同，特教教师的“一届”学生，往往是从小学带到高中，一个班里十几个学生，最多会带12年。刘玲琍务实的教学方法，给这些孩子找到一条条出路。34年一线教学生涯，她教导的80多个听障孩子，有20多人考上了大学。这些孩子有的考上公务员，有的成为舞蹈演员，还有的当了糕点师、设计师。最让刘玲琍感动的是，有学生回到特殊教育学校，成为像她一样的特教教师。

　　解开隐形的锁

　　许多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经过系统学习、能够有效交流后，会转入普通学校就读。然而，衔接式融合教育的不足，导致普通教师和学生往往对这些特殊的孩子缺乏认知，难以帮助他们融入学校，使他们感到被孤立、被漠视。

　　“我们学校是个温暖的大家庭，但孩子们终归要长大，要走向社会的。”刘玲琍希望学生们能真正地融入社会，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建立健康稳定的人际关系，经营幸福的家庭，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不仅是“活下去”，还要“活得好”。

　　许多人并不了解，即便佩戴了人工耳蜗和助听器，公共场所仍需设置听觉辅助设施，以确保助听装备的兼容性。目前听障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仍显不足。

　　刘玲琍认为残疾人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听障人士时，要求其裸耳听力达到四级，即“交流轻度受限”。对于经过康复训练、佩戴辅助设施后能够正常交流的重度听障患者来说，这一标准有失公平。“应将标准调整为佩戴听力辅助设施后的听力水平。”这也是她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两会上提交的建议之一。

　　“听障人士不应该被孤立，他们的思维和情感和健全人是一样的，他们有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渴望，也跟大家一样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只是他们的交流方式不同。”刘玲琍希望听障人士能够得到真正公平的对待，“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