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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财经上海3月16日电（记者 郭慕清）今年1月7日，国办“1号文”，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要求，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在这一背景下，并购招商，这门“小众生意”，作为资本招商新趋势之一，走进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视野。

地方国资加速“揽A”

近年来，山东、广东、浙江、湖北、安徽、河南等多个省份的地方国资，都在积极布局收购上市公司，加速“揽A”。

数据显示，2024 年，A 股共有 30 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实控人已变更为国资的公告。进入2025年，这一趋势持续升温，前两月，新增案例已近20例，其中13例在1月完成。

在谈及关于并购招商模式时，安永战略与交易咨询合伙人陈播耘表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已开展多年，经历了从1.0到3.0的模式迭代。最初，地方政府采用政策招商模式，承诺企业落地后给予各种政府补贴等支持，这属于1.0版本时代的后置各种政府补贴式招商。

陈播耘表示，进入2.0版本，开始引入投资元素。投资型招商分为两种：少数股权直接投资和LP对GP投资，这一模式对企业而言往往是“添砖加瓦”而非“雪中送炭”，主要是投入资金吸引小企业搬迁总部或大企业新厂入驻。合肥是较早开始推行PE/VC（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投资型招商的城市之一，“心平气和”（芯片、平板显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急中生智”（集成电路、消费类终端产品、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也成为政府产业规划并落地的业界佳话。

“在LP投GP模式下，许多市场化基金都接受过地方政府作为LP投资的资金。总体设定是政府投资基金投入GP，借助GP的广泛网络触达，并引进企业入驻，但随着参与投资型招商的地方渐多，2.0版本投资型招商模式面临新挑战：一是不同资本力量的相互抵消的情况；二是各地间强弱格局越发分明。从结果看，部分地市通过投资招商取得了显著成就，也有部分地市投资招商招引效果并未达到最初设定的预期目标。” 陈播耘说。

陈播耘表示，当下，地方政府开始出现有通过获取大股权、掌握控股权、主导决策，来吸引企业迁入，也有与市场化平台或产业资本合作设立并购基金。这体现了一个演变过程：从后置性现金流和政策返还，到前置性投资（先行投入资金），再到现在的3.0版本：投入大额资金，掌握决策权，引导企业总部落地。可以看到，并购招商3.0，或将有望打破产业集聚区低效率竞争局面，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

资本链牵引产业链、制度赋能招商闭环

当前，很多地方政府正在以资本纽带构建基金矩阵、以产业根基驱动并购重组，并通过QFLP试点、并购联盟等制度创新，打通要素壁垒，形成“资本链牵引产业链、制度赋能招商闭环”的协同模式，加速区域产业升级与能级跃升。

这期间，各地并购招商的“打法”也不一样。广慧并购研究院院长俞铁成表示，除了“排队”收购上市公司外，目前，地方政府并购招商大约还有六大模式。

俞铁成介绍，一是吸引域外资本收购本地企业。地方政府扮演“并购投资银行”，担任类似于“卖方财务顾问”的角色；二是在产业集聚区并购整合“造壳上市”。中国有无数的细分产业“集聚区”，同一个开发区大量生产同质化产品的中小企业残酷“内卷”。地方政府在这些产业集聚区分别组建“产业并购整合基金”，通过投资扶持龙头企业，并给予资金和政策优势，让其并购整合附近中小企业，打造一两家区域龙头企业，力争成功上市，上市后继续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并购整合当地产业。

“此外，还有参与上市公司并购定增、组建并购基金、收购境内企业、收购境外企业等不同方式，来实现并购招商的目的。” 俞铁成补充说。

记者梳理发现，这些模式正在不同地区落地：比如，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正在通过“基金矩阵”构建全周期资本生态，以天使、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为并购招商注入源头活水。

园丰资本作为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下属的国有投资平台，园丰资本副总经理盛刚表示，当前其正在践行“以投促招”方法论，具体来说，就是在投资的两端布局：招才引智和招大引强。同时，通过天使母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双轮驱动，既助力企业出海并购，亦联合产业龙头主导关键领域整合。

在广东，多地国企聚焦先进制造链式整合，以并购重组加速技术互补与产能协同，比如，顺威股份跨界新能源，收购江苏骏伟，做强汽车产业链；还有，瀚蓝环境百亿元级并购港股上市公司粤丰环保，以期夯实产业链韧性，推动装备制造产业上下游串联成群、集聚发展。

“我们现在拿很大精力在做并购，或者是把并购稍微扩展一点变成多数股权投资，与这两者相关的交易策略占用95%以上的资金。预计今年会投30多亿元左右，单个项目在5个亿元以上，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进行并购和交易策略的制定。”顺德科创董事长郭秉宇说。

警惕三重风险

与之前的资本招商模式相比，并购招商具有效率高、风险大、收益大、难度大等特点。面对各地涌动的并购热潮，多名专家也警示这其中所蕴含的风险：定位迷失风险、定价偏差风险、治理冲突风险。

上海一家金融机构并购业务部负责人表示，现在部分地方政府将并购异化为“政绩工程”，忽视产业协同本质，从公开报道看到的一些科创板上市公司纾困案例显示，盲目跨赛道并购往往导致“消化不良”。

围绕国资考核体系，郭秉宇指出，现行国资考核多聚焦初始成本，忽视市场波动对并购标的真实价值的影响，呼吁建立“全周期估值模型”。“此外，国资并购的核心是敬畏市场规律，而非盲目追求控制权。” 郭秉宇说。

对此，俞铁成也表示，当地方政府学会用投行思维配置资源、用市场逻辑驾驭风险，中国经济的存量变革将迸发远超增量的价值势能。

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海外并购参与者越来越多元化。太盟投资集团执行董事吕江波表示，当前70%海外并购失败源于文化融合难题，“外资并购需完成从‘控股股东’到‘职业经理人’的角色转换，这对地方政府提出全新治理命题。” 吕江波说。

“并购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地方政府需建立‘五年培育期’思维，避免急功近利式的‘摘桃子’心态。”国联民生证券副总裁尹磊说。

编辑：葛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