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经得到“万有引力”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熊景明写过《家在云之南》，出版已经是15年前。这一本《长辈的故事》，将回忆扩充到家族里更多人，为《家在云之南》放置了更细致的背景。普通人的回忆录，完整而经得起文学意义上审读的，中国内地出版物里两只手应该数得过来，熊老师为这个不长的队伍续上了一节。看到一则豆瓣点评说，“看普通人的回忆录是寻求自我解脱的一个好办法，但是药效持续时间有限，于是只能一本接一本不停读下去”，这是以史观今观己，以更大的达观疏解眼下的困苦。《长辈的故事》意在为每个长辈留下音容笑貌，让他们不再是某某的长辈，而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每个人作为一种人生都被尽量还原，这个故事由熊景明牵头来讲，这些人在她的生命里出现过，在这个书里再复现一次，且补全了早于书写者出生前的好时光。熊老师观察体味他们的人生，让我想起马尔钦·维哈《未弃之物》开头说的，
“我曾一度认为，只要我们还晓得如何描述一个人，就意味着我们还记得这个人。如今，我的想法变了：只要我们仍不晓得如何描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仍与我们同在。”
感觉每写完一个人，熊老师都是在优雅地挥手作别。
我们摘录了“田伯母”这个故事，发布如下：
1974 年的昆明，“文革”的红旗依然招展，然而机器开足马力轰轰运转了七八年后，许多部件已失灵了。虽然仍旧缺衣少食，但一个可以透气的空间悄然出现。远离政治中心的昆明城中，玩音乐、学英文、读古诗这类“资产阶级杂草”，在“破四旧” 高潮过去数载后，不待春风吹，零星出土。我偶然闯进的一个英文学习小组，是城里水准颇高的聚会。老师只比我长几岁，无疑是位语言天才。年龄最小的学弟，刚二十出头，我们称他“小哥哥”，聪明纯善得好像来自别的星球，一看就知道是在爱中浸泡大的。爱的源头是他的母亲，后来成为我忘年交的田伯母（田伯母是化名。—作者注）。
我认识他们之前，小哥哥度过了一次生命危急时刻，故事有点罗密欧与茱丽叶的味道。感情细腻、用情专一的小哥哥陷入初恋，觉得女朋友是世间最完美的女子，一颦一笑都让他心跳。我从未见过这个女孩，却能想象小哥哥演奏小提琴或高谈阔论时， 恋人痴痴地望着他的情景。突然之间，女孩被家人锁在家中，禁止双方见面。
小哥哥家庭出身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父亲曾挂国民党将军军衔，1950 年代初蒙难。那个时代，伴随每人一生的不是出生证明，而是个人档案。女方家长的态度，可想而知。
小哥哥决定自杀，先禁食，又准备用更快的方式自我了断。他周围的人，据说母亲在内，都无奈地接受了他的选择。几个好朋友约他去照相馆拍照留念，我还真看到这张照片：四位神情肃穆的男生。后来小哥哥从致命的烦恼中醒悟，危机化解了。与维特不同，小哥哥生命的阴影来自社会。“她母亲接受独子自杀吗？”“是的，她也接受了，很平静。”
这个亲密的朋友圈子中，小哥哥是大家喜爱的小弟弟。传说中，丈夫去世时，田伯母怀胎七月，儿子早产，给了她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她出生于湖南世家，知书达礼，通诗词，彼时在一个民办的刺绣手工合作社做车衣女工。
那时候，昆明人成为朋友的话，必然要约对方去家里坐坐， 碰到吃饭时间，就一道吃饭，无需事先准备。小哥哥家住在昆明一条石板街和一条小巷交会的木头房中，独门独户，一楼只是过道，嘎吱嘎吱响的木楼梯通向二楼，这里也只有一间房及隔出来的做饭处。窗呈半圆，看到街上来往行人，听到自行车在石板上颠簸的声音。小楼独特，简陋，诗意，正像它的住客。
第一次见到田伯母，和我想象中完全一样。一看就知道是外省人，皮肤白而细腻，额头高，短发拢在耳后。素色的衬衣外加毛衣，当时中年妇女的标准打扮。“慈祥”两个字透露在她的笑容里，她不笑的时候，眼睛、嘴角也带着笑意。听到我会留下来吃饭，她由衷地开心。我至今还想得起她蹲在蜂窝炉前扇火及俯身切菜的样子，记得那天她做自己的拿手菜—红烧茄子。
小哥哥讲述的童年故事，都被我安放在这间小阁楼中，可以 像电影画面一样重播。他上小学时正逢“大跃进”，全民加班， 超时工作。田伯母每天出门，男孩还没有起床，等她回家，儿子已经熟睡，她急忙为他准备第二天的饭菜。小哥哥很快学会写字， 给妈妈留条子。四十年后，我才有机会听田伯母自己提起这段往 事。她说“大跃进”时，手工业合作社也要“放卫星”，向祖国献礼，不时还得通宵干活。母亲半夜归家，开始生火，烧水，灌满七个暖水瓶，倒进木盆里；将儿子唤醒，从床上抱起来，替他洗澡。他还在梦中， 不时唤声“妈”。田伯母将钥匙交给邻居— 一位上海婆婆。出门，将门锁上。等到差不多该上学的时间，阿婆去给他开门。儿子聪明乖巧，到小学二年级，母子可以相互留字条。“妈妈，你看，我的都是 5 分、4 分”，这张和成绩单放在一起的字条，永远留在母亲心间。
不知底细的人会以为小哥哥家境富裕。学英文，学提琴，还 有一把好琴、一块名表，都需要那时非常稀缺的东西—钱。田伯母从不犹豫尽全力去成就儿子的爱好，包括变卖家中财物，换来他的所需。儿子先天不足，田伯母用家中仅有的积蓄去买克林 奶粉来喂养他。小哥哥记得他大约三岁时，和母亲去街头摆卖。呢子大衣、绸缎旗袍等放在一只皮箱中。母亲躲进路旁小巷，小男孩站在箱子旁。有人问津，他便立刻跑去唤出母亲：“妈，有人来看了。”
小哥哥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深得老师宠爱，却没有被 正规中学录取，后来进了一所半工半读的民办学校。他觉得完全是自己的错，内疚，觉得对不起母亲。田伯母不能化解他满心的委屈，无法对他说明，因为父亲的关系，他被打入另册。母亲可以给儿子无尽的爱，宁愿为他牺牲性命，却无法让这个小男孩得到公平的待遇。“文革”很快来到，不仅他一人，全中国所有青年一下子失去上学的机会。
小哥哥那时不过十来岁，被分到郊区的农场。算是照顾他小，农场给他派了赶马车的活。策马扬鞭，合他的性格，做母亲的则担惊受怕。后来的确出了事故，幸而未留下后患。农场管治不严，之后小哥哥病退回家，投入自己的爱好—学习，尤其是学历史之中。我的家族是云南的世家，他从先辈的事迹往上追溯，对云南历史钻研非浅。我和他刚认识时，他问起我曾祖父的名字。“熊廷权。”“字是不是种青？”这个小孩居然知道！每天收听 BBC 的新闻，是他必做的功课，练小提琴，念古文……要愁哪得功夫？
当时，我们这些在知识无用的时代依然好学的人，根本想不到所学的东西会对个人前途有什么意义。学习只是一种习惯、爱好，是对得起自己生命的行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后来机会出现，给了这些“有准备”的人。1977 年恢复高考，小哥哥得到当年云南省的文科最高分，但仍未获得录取，显然还被认定为政治不可靠者。后来，历史按反省“文革”、反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向走。终于，将近三十年之后，家庭出身、政治表现作为中国学子进入高等学校关卡的规定，被废除了。小哥哥进入了大学。
小哥哥的故事代表了一批人，反映了一个时代。顺理成章，1980 年代初，他拿到美国一所常春藤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获得全额奖学金。同时，他与相爱的女孩订了婚，双喜临门。而此时，田伯母想起故去的丈夫，想起那些未决的往事，心事重重。她久久站在翠湖边，看柳树枝条在风中摇曳，看水中白云的倒影，仿佛第一次看到昆明的翠湖这么美。
1919 年，田伯母出生在湖南长沙书香门第，族中人口多，家道殷实。她的外婆家劳氏也是望族。不记得是她父亲还是母亲的家族，曾经中过两位状元，得皇帝赐匾。田伯母说，我在《家在云之南》中描画的外婆家融洽、充满欢声笑语的大家庭和她的外婆家一模一样。田伯母的母亲长得漂亮，随父母在北京住了八年，一口京片子。陪嫁时，为了不让邱家小看，倾尽家中值钱的东西作为嫁妆。邱家秉承书香之家的使命，田伯母的大姑妈在长沙办了“幼幼小学”，二叔、三叔送到天津，进入北洋大学，由外籍老师用英文授课。田伯母小时候便学会一句“Very good”。
在对付人类主要疾病的药物发明以前，富人、穷人的生命在致命的病症之前都一样脆弱。1920 年代，邱家一共有四个年轻 人先后死于肺结核。田伯母的父母在长沙正月的寒风中，于三天之内先后过世。她对父母几乎没有印象，听大人说她满月时，母亲身穿一袭大红裙子，抱她出来向祖宗磕头，这成了她脑海中母亲的形象。大家庭的孤儿一点都不孤独，儿时印象是田伯母一生最欢乐的记忆。她的小名叫雁栾，好像从早到晚都听得到大人亲切地声声唤：雁栾！五六岁时，过生日这天，她跑进客厅，正好大姑爹有客来访。小女孩给客人磕了个头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结果得了两枚银元。哥哥笑她“生财有道”。
家中的藏书陪伴田伯母度过了少年时代的晨昏。田伯母哥哥 将家中的书房称为藏书楼，其实那就是二楼的一间大房。讲到此，田伯母偷笑道：“我其实只看小说，对占满书架的经典和学术书一眼都不瞟。”她觉得自己当时完全不懂事，“等到我懂事时，好日子过去了，一去不返”。日本侵华，改变了中国和亿万家庭的命运，邱家大宅也毁于 1938 年长沙大火。十九岁的花样少女没按原先的梦想去上大学，而是进入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长沙分院，做了一名音乐老师。
1938 年，由几位社会上的活跃女性发起并组织，以宋美龄为理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长沙成立分院，“凡阵亡将士遗孤、前方作战将士及救亡工作人员子女暨战区难童，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四岁以上者，均可前往中山堂该会或青年会报名。经审查和体检合格，即可入院。7 月 20 日左右，首批难童约九十人”。后来湖南一共成立了五个分院，一共收留、保护了两千多名孤儿。
给田伯母取名“雁”的长辈，大概联想到她是一只失去父母的孤雁，不曾料到她的一生居然与此关联：自小父母双亡，第一份工作在孤儿院，婚后两年即失去丈夫，儿子成了遗孤。不过，在对她百般呵护的家人中度过童年与少年，田伯母一点不孤苦。战火烧起，没有其他场所比保育院更适合安放她的温柔与爱心。她依稀记得当年教孩子们唱的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土地，我们失掉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我们要打倒他，要打倒他！打倒他，我们才可以回老家；打倒他，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年轻貌美、慈爱端庄的音乐老师自自然然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母亲”。有个调皮的男孩很能利用老师的心情，他跟在田老师后面，叫她“妈妈”，然后就要糖吃，不止一位老师中了他的计。我在认识田伯母几十年后， 才听她说起在战时保育院的经历。那时许多人，对前方主战场是如何打的、后方民众如何参与等问题，一片模糊，也不深究。保育院的孩子，也在七十年后才开始相互联系，寻找当年的老师。这年夏天见面，田伯母一遍遍对我讲述当年的经历，给我看当年学生办的一份同仁刊物，上面有她写的文章。那个骗糖吃的孩子也年过七旬，打电话对她说：“现在你儿子在美国，有事找我，我就是你的儿子。”田伯母笑道：“你小时候骗我，现在老了还骗我。”
1947 年初，报上刊登台湾空军子弟学校招聘老师的广告。田伯母古文基础扎实，一报考即中，随即被派往台中分校教小学六年级。这不知道是哪位有远见的政府官员提出的政策。后来对台湾文学有卓越贡献的作家齐邦媛，也是当年台湾从大陆招募而至。田伯母教的这班学生，次年全部考取了中学。她因为表现突出被调到台北总校，从少尉一级升到少校三级。
1949年暑假，住在昆明的三姑妈邀请她去玩。此时她三十岁，亲友心中有何算盘不难猜到。她生性贪玩、好奇，正好有足够的积蓄，开开心心地上路，懵懂无知，跨进了人生的转折。从暑气蒸人的台北，来到清风送爽的昆明；从举目无亲的都市，来到视她为己出的姑妈身边，心情大好。一张情网，此时向她张开。
对方算不上英俊，个子不高，和她满腹爱情小说中的男主角相距甚远。男生却对她一见钟情，一首首情诗箭一般射过来。她 渐次被这位书呆子的学问吓倒，与他相处，好像对着一本永远读不完而趣味盎然的书。他同样出身世家，父亲是云南杰出的学者，本人毕业于昆明的东陆大学。这所创办于 1923 年的云南的第一所大学，得益于创建者唐继尧的视野：“东陆大学，非滇人一省之大学，乃东陆人之大学也。”建校的宗旨是沟通中华与欧陆的文化，摄取双方文化之精华。
毕业后他到南京，进入国民政府工作，一路获重用，升至处长级。战时文员均授予军衔，三十岁出头，已为少将。1949 年内战大局已定，国民党决定撤到台湾。父母在，不远游，他不做二想，离职回到昆明。像当时绝大多数对自己谋生技能自信的人一样，他选择留下。万万不曾料到，这个决定改变了自己和妻儿的一生。
这位文学系毕业生其实一点也不书呆子，感情丰富，拉小提琴，和两位朋友结为“岁寒三友”，诗词往来。年过三十堕入初恋，带女友登西山，泛舟滇池。最主要的节目是看电影，昆明那时分区停电，他们满城跑，找不停电的影院。女友喜爱的好莱坞爱情片，受城中男女捧场，几乎场场满座。此时的中原大地，抗战多年之后，内战惨烈。枪鸣炮轰，血腥的厮杀，伤者的呻吟，丧失亲人者的悲恸，战乱造成的灾难与饥荒……传到昆明，化为《正义报》上的一则消息。这些对恋爱中的年轻人，只引起了一番感叹、几行清泪而已。
当婚当嫁的恋人很快结为夫妇，但幸福的日子何等短暂。一年多后，田伯母腹中胎儿七个月时，丈夫蒙难，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让她回忆已经够残酷了，我没有问她的感受、问她如何自杀未遂。多年前我问过她，为何可以平静地接受儿子自杀的打算，她说：“我已经想好了。他走，我也走。他从小是个好孩子， 受尽委屈，连中学都不给他上。以后这辈子……不知道还要受多 少罪。死了就一了百了。”
昆明人严玲玲的回忆录《母亲和我们七兄妹》详尽地描述了遭逢厄运的母亲如何支撑起一个破碎的家，如何受尽凌辱而不失尊严地养育儿女。处境与严伯母、田伯母相似者，那时有一大批。作为妻子，她们的世界崩塌了。她们哭得天昏地黑，痛不欲生。作为母亲，她们必须揩干眼泪站起来，支撑起这个家庭，必须在孩子面前保持笑容，去谋三餐，找一条活路。
变卖衣物、首饰以及家中任何值钱之物，是这些原先的太太小姐最简单的活命方式。田伯母的祖母从小教导她，身外之物不足贵。“命中有的终须有，命中无的莫强求”，她并不心疼将身边物件贱卖。田伯母的三姑妈大学英语系毕业，曾经做过省长龙 云的英文秘书。她有七个孩子要养活，连不怎么值钱的东西都卖得差不多时，她用一百元买了一架缝纫机，学习做裁缝。田伯母学她的办法，先学做最简单的内裤，接着学做小孩衣服。田伯母本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和她的三姑妈及许多知识妇女一样，因“四类分子”家属的标签，被排斥在体制以外。
车衣女工被称为小手工业者，到 1958 年“大跃进”开始， 连最后的空间也没有了。她们被要求入社，带着自己的“生产工具”—缝纫机，进入集体所有制单位。田伯母从此成为昆明机器刺绣厂的一名女工。这年她三十九岁，同事叫她“老田”，她也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在嘎吱嘎吱的缝纫机声中低头劳作，手扶着布料，脚踏踏板踩机器。每天八小时，踩啊踩，送走了半生岁月。只要能每天按时下班，回去照应儿子，田伯母就满足了。
这些一下子跌到社会底层、不善体力活的妇女，为子女，只要有稳定的收入，哪怕收入微薄、哪怕苦和累的工作，都可以接受。田伯母与我认识的其他在同样处境中的母亲不同的是，她对儿子的教育十分在意，并且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找寻合适的幼儿园，今天的父母视之为理所当然；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人相信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交给什么园丁去照料不关家长的事。田伯母则认为必须将儿子交托到有爱心的人手中。“多数幼 儿园都是在民房里。我去到一间，看见小孩站在天井里哭，有小 孩只穿着一只鞋。小娃娃哭，我也站在旁边跟他们一起哭。”找来找去，田伯母终于找到一家满意的，这家幼儿园租用了一名医 生的住所，主任是幼师毕业。
“文革”开始，半天工作，半天开会，人人要发言。每个人限定写十张大字报。大家很快发现老田的毛笔字一流，大字报写得又快又好。班上二十多人，都来求她帮忙。她常常写到别人都回了家，自己却还在“代笔”。这个善举，让田伯母赢得了同事的敬重。三十年后，有位同事带着人参来探望她，感谢当年相助。
同事间交往不多，但领导都知道这些人的底细。“文革”中 一天，车间主任早上宣布：“今天让你们这些小姐、太太去挖老板田（挖地）。”大家拼命挖，人人手上起了血泡，到下午四点已经完成任务。平时相处较好的八个人突发奇想，坐船到西山去玩。田伯母在船边洗饭盒，饭盒不小心被水冲走，一船人大笑， 田伯母笑得最响。回市区路上天已黑，大家站在路边截顺风车，叫田伯母站在前面，结果一辆卸货的翻斗军车停了下来。对整天被关在车间里、在机器声中低头工作的人来说，这辛苦的一天好像节日。半世纪后，九十六岁的田伯母给我讲起这个故事，脸上的笑容依然青春调皮。
和田伯母熟起来是1980年代初，我到香港之后。他们母子和我父亲及弟弟成了邻居。后来两家人干脆一道吃饭，我的家人享了她好大的福，我对她感激不尽。夏天和女儿回家，小女孩成了田伯母的至爱。昆明那时没什么水果，田伯母每天给我女儿做一份糖番茄。回到香港，女儿还记挂着“番茄婆婆”，至今不曾 忘记。田伯母看她永远看不够，有时干脆坐在小凳上，就这么眯眼笑着，看她吃东西，看她玩耍。小女孩跌倒，哭了起来。“哟， 她哭起来那个小样子太可爱了！”
这年夏天，我做了一件非常冒险的事。约上十多位朋友去澄江玩，包括我七十岁的父亲、田伯母和四岁的女儿。十七个人挤在一辆手扶拖拉机上，从澄江县城来到抚仙湖边，租了两只小船，去到湖对岸我心爱的小村庄绿冲。船行至湖中央，风雨大作，小船左右摇晃。我吓得要命，父亲和田伯母却无事一般。到绿冲天已黄昏，一行不速之客，个个像落汤鸡，闯进我的学生家。男主人生篝火给我们烤衣服，女主人下厨煮鱼汤。
第二天一大早，众人来到湖边，被这梦幻般的湖光山色迷住了。湖边一行参天古木，向四方伸出茂盛的枝叶，舒张于天地之间，湖水之清澈令人惊叹。父亲站立在水中，大声道：“连脚趾甲也看得清清楚楚。”田伯母牵着我女儿的手，被她拖着跑来跑 去，和水里的妈妈打招呼。此情此景，像梦一样留在我心中。数十年后，绿冲成为著名旅游景点。听人赞美绿冲、赞叹抚仙湖水，心中感叹：那最美的水、最可爱的小渔村一去不返。我的父亲和田伯母也已作古。
田伯母七十岁这年，她儿子将三个月大的孙儿从美国带回来 交托给她，圆了她的梦。独自将孙子带大的六年，是田伯母一生中最操心、最忙碌，也最幸福的时光。
我夏天回昆明，照例去看这奶孙俩。小男孩非常之纯真可爱。我女儿最擅长和比她小的孩子玩，分手时，他硬是不舍得小姐姐走，一遍一遍地恳求她留下，情真意切。他指着奶奶的大床说：“今晚你就和奶奶睡。”找保姆是田伯母最头疼的事，几乎每年一换，后来找到一位非常能干可靠的。一年后，一次田伯母发现 她去附近工地擅自拿了两块木板，严肃地对她说：“工地上的东西都是公家的，你这是偷窃。”于是就让她走了。孙儿对小保姆都称姐姐，每天午睡起来吃水果，第一块给姐姐吃，然后才轮到自己。
孙子四岁多，田伯母就开始教他认字、算术。到五岁，毛笔字已经写得有模有样。六岁，需要回父母身边上学了。父亲问他：“你愿意来美国还是留在昆明？”“奶奶去我才去。”这时田伯母的儿子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在大学任教。一家团聚，此其时也，小男孩去到美国。开学第一天，老师让每个人站起来，告诉小朋友们暑假做了些什么。小男孩看到大家起来，叽叽嘎嘎说了一通他完全听不懂的话，他只知道那是英文。轮到他站起来，他将自己唯一认识的英文流利地念了出来：一个个的汽车牌子。奶奶对他教育的最成功之处，是培养了他的自信。
和儿子一家在美国住了将近十年，田伯母记忆中留下的都是美好。刚到美国，就遇到一个非常友善的台湾人，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带田伯母去中文图书馆，接触当地的华人社区。田伯母还为当地的华语小报写了一篇文章《东迁记》。暑假，儿子带田伯母遍游美国国家公园。她每回顾自己的一生，都以各种令她重返青春的自然风光做背景，以有如此孝顺的儿子而知足、自豪。心中烦恼，用愉快的回忆去抵消。
年过八十，孙子进中学后，田伯母越来越感到必须回昆明。去美国陪伴儿孙的老人大都顺从这个规律，当自己对下一代的生活在实际而非情感层面上不再是不可或缺的时候，他们宁愿忍受 分离后的牵肠挂肚，也要服从理性的考量说再见。昆明已经是田伯母的故乡，衣食住行都习惯，还有亲戚朋友。来探望她最频繁 的是儿子的好朋友们。刚回来的一两年，对儿孙的思念常令她茶饭不思。她将儿子和孙子的头像放大， 放在相框里。吃饭的时候， 她把相框放在饭桌上，好像一家人在一道进餐。儿子固定每周六和她通电话，每个暑假都会来陪她住些日子。
大概在 2003 年夏天，她刚回昆明不久，我到昆明去看她。她家里有个十七岁的小保姆小琴，来自彝族村寨。小琴在厨房一边洗菜一边哼歌。她叫田伯母“奶奶”，称我作“香港姑姑”，和田伯母笑着抢电视遥控器，举止就像个孙女。每年回去看田伯母，她们都留我中午在家吃饭。小琴的厨艺越来越好，两人会记得我上次来喜欢吃哪几道菜。小琴天生的悟性和性格，田伯母的 身教言传，几年下来，她们好像真的成了一对奶孙，小琴的谈吐像是受过很好的教育。
小琴的父母和村里其他人没有两样，指望用她的彩礼替哥哥娶媳妇。他们曾说替她找到当地邮电局的职工做对象，将她哄回家。小琴回家才知道是一场骗局，父母连对方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她立即折回田伯母那里。我问她：“你们那里如何重男轻女？”“这样说吧，我有两个姑姑，我爷爷奶奶从来不问她们的死活。”她 说：“我要陪奶奶到她百年之后才嫁人。”小琴一直遵守承诺，不为旁人包括田伯母自己的劝说所动。
2005 年起，一连几个冬天，田伯母都因为肺部感染去住医院。田伯母看到医生在查房后开药的清单并挂在病床床头的病人档案夹里，便让小琴将药名一一抄下来。第二年冬天犯病，就去买同样的药来吃，觉得管用，以后很少住医院了。田伯母的抽屉里放 着儿子从美国买回来的维生素补充剂，还有许多小瓶子，上面写着：腰疼、胸闷……照料好自己的身体就是对儿孙最大的关心。她和小琴按照一本叫《第一营养》的书的建议选择食品。不知道 是基因还是健康饮食的缘故，田伯母到九十六岁仍然耳聪目明， 脸上很少老人斑。最难得是她头脑非常清晰，乐观幽默，和她聊天是一大乐事。“你看我是不是很狡猾？每次儿子来前，我就另外安放一下桌上的照片，等他走掉再还原。”那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两人坐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
田伯母的知己是几位和她年龄相仿的亲戚，我看过几封他们 之间的书信，大为惊叹，彼此唱和的古体诗对仗工整。吟诗作对的传统，还保存在这些落到社会边缘的贤妻良母、昔日的大家闺秀之中。我对田伯母说明要将她的故事写下来，就像写我去世的父母和亲戚一样，希望让文字留下他们的音容笑貌，留下一点时代的影踪。除了这些书信，田伯母写过一份自传。我想到有丰富 的资料可用，便只是和她天南地北地聊天，不想令她太累，怕往 事勾起心酸，没有做口述史那样的采访。何况我不是个合格的采 访者，关键处不忍追问。我问不出口：她三十岁出头失去丈夫，之后有人令她动心吗？有人追求过她吗？有时候她会插一句，“这 件事我连儿子都没告诉过”。对哪些可以留在纸上，哪些载入她的故事中，彼此有默契。有一次约好去看她，她说身体不舒服， 过几天再说。到再见面时， 田伯母一脸歉意，道：“对不起，景明。那些信我烧掉了。”她留下一封大概实在舍不得烧毁的长信，递给我。三页纸，其中一页是诗词。我看了一眼，还给她，不再继续原来的话题。
小琴原来就学会了电脑打字，可以代田伯母写邮件。后来有了微信，更方便。收到我传给她的孙女小糯米的照片或者视频，田伯母一定作答。到 2016 年初，许久没有田伯母的信息。打电话给小琴，才知道田伯母住进了医院的重症观察室。此时她已不能言语，知道是我来，一定要和我说话。除了“我们的友谊”这一句外，我完全听不明白。她不停地发出喉音，我在她努力“说话”的每个空当上回答：“我知道了，是的，你放心，田伯母。”
2015 年夏天，儿子回美国，田伯母看着他拖着箱子离开的背影，对小琴说：“叔叔也老了，还要这样奔波。”年底，田伯母生病，在北京工作的孙子乘夜班机赶来，田伯母好心疼。小琴父亲病重，小琴却走不开，也令田伯母于心不安。和我父亲去世前一样，田伯母意识到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开始禁食。决定离开却不是那么容易，拖了近两个月。她不止一次说：“比起许多老人，我的晚年非常幸福了。”她年轻时就有过两次不堪痛苦、只求了结的经历；活下来，对世界的留恋莫过于儿子，然后是孙子。她总算看到儿孙长大、事业有成，唯愿不拖累他们。
我听到她走得平平静静，为她高兴。我想起“文革”中那个夏天，她和同事去田里做苦工，意外地赢得一个黄昏。终日在缝纫机嘈杂声中低头做活的田伯母，来到山水之间，仿佛变回青春 美丽的自己，直想开怀大笑，连饭盒掉进湖水也觉得好笑。她大半辈子都因儿孙、亲友的快乐而高兴，因他们的挫折而忧心。在 那个美丽的黄昏，夕阳映照的滇池上，她曾那么开心，为自己开心……
题图来自是枝裕和电影《小偷家族》
（转自：小鸟与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