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以建设新时代史学为目标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任重道远，前途光明。依笔者浅见，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理论研究方面，首要任务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理论知识体系，包括自主的历史理论知识体系和史学理论知识体系

历史理论层面，中国古代史学家在天人古今、时势理道、治国理政、嘉谋善治、治乱盛衰等方面都有丰富论述，其中不乏佳篇杰作，涉及国家、民族、人口、地理、土地、资源、制度设施、风俗、杰出人物等丰富内容。王夫之读《资治通鉴》而发论，是因为“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抑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也哉”。可见理论运用之广泛，理论发展之不可穷尽。为提高中国学者对历史理论遗产的认识，驳斥某些外国学者称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的谬说，须总结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优秀遗产，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史学遗产进一步结合，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理论知识体系。

史学理论层面，唯物史观是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共同的理论基础，但各学科也各有独特理论。就史学而言，涉及史学理论的问题有：史学的本质是什么？史学有什么社会作用？史学成果（著作）形成的原则要求和方法是什么？史学家怎样提升自身的史学修养？史学批评（反思）有何价值？中国史学形成了哪些优良传统？等等。中国史学史上有大量专论、专文、专著对这些问题作了论述，包含丰富的史学概念、观点和术语，形成中国传统史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和总结这方面的史学遗产，对建构中国自主的史学理论知识体系、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大有裨益。

历史研究方面，要关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演变、发展史

要研究它的丰富内容和特点，研究它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分析它在各族交往中的功能和作用，进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阐述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只有认真进行这些研究，才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正确全面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当代史学工作者要研究阐释中国史学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这些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存在许多契合之处，可以加深我们对二者“结合”及其意义的理解。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改革家多对历史发展趋势及其阶段性特点有着自己的看法，先秦、秦汉时期就表现得十分清晰。如商鞅在论述变法合理性时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认为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到文王、武王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韩非把历史划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分别论述各阶段人们的生活、生产状况及其特点，认为是“人民少而财有余”还是“人民众而货财寡”解释了社会的治与乱。司马迁著《史记》的主旨之一是“通古今之变”，对历史进程的描述、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更清晰具体。从《五帝本纪》到夏、殷、周诸本纪和《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到《六国年表》再到《秦楚之际月表》，一目了然。他称赞商鞅变法，肯定秦朝的成功以及汉朝的兴盛，证明他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史学家、思想家都肯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司马迁《史记》描写众多历史人物的言行，发展了中国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认为从皇帝、诸侯到名臣，从工商业者到农民大众，都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唐代柳宗元在《贞符》中批评自董仲舒以来“三代受命之符”的说法，认为是“淫巫瞽史”之言，指出人类在自然条件下“噬禽兽，咀果谷，合偶而居”，后因争夺生活资料而发生争斗，乃有“强有力者出而治之”，才有“君臣什伍之法立”，描述了从无阶级社会到国家产生的历史发展进程。他的《封建论》更指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不认为分封制出自所谓圣人的安排，而是形势使然。《贞符》以“生人（民）之意”与“天命”对立，《封建论》以“势”与“圣人之意”对立，虽各有历史局限性，但都包含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历史撰述和理论阐释中，司马迁与柳宗元都强调人（包括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

当代史学工作者要研究历史上最基本的生产关系问题。中国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重视不同时期田亩、户、口的记载，将它们与历史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而马克思也强调土地对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它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离开了土地，生产和生存不能维持，共同体无法出现，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建立更是不可想象。

世界文明研究方面，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不是封闭的体系，不是只看到“自我”的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热烈响应。如下这些问题，无疑是学术界、理论界必须关注的：“三大倡议”提出的世界背景为何？它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三大倡议”显示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怎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答将极大提高我们对人类前途命运、人类文明发展的认识，也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当代意识和世界意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现代化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与以往的现代化有何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对世界历史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当代学人有责任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要研究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华文化主张“通古今之变”，不赞成古今割裂，主张借鉴人类文明中所有有益的文化成果，不赞成中西对立、冲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要加强地区国别史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这方面的研究对借鉴历史、关注现实、展望未来，尤其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十分重要的。要加强国家类型研究，这是认识世界的必然要求，也是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何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史学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也必然是一个百花盛开的园地。各个方向、各个学科的史学工作者都有展示本方向、本学科创新所得的机会。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必将掀开新时代史学前所未有的辉煌篇章。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瞿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