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特别是DeepSeek的问世，社会再度掀起关于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何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乃至何以影响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广泛讨论。在各种讨论中，似乎有一个议题被“悬置”了，即：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形态，能否合理容纳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一系列新技术成果？这个议题还可以拓展为如下两个命题：一是作为技术思想家的马克思何以可能，二是马克思主义人工智能批判何以可能。

作为技术思想家的马克思何以可能？

毫无疑问，技术从来没有被排除在马克思哲学之外。但我们还必须思考如下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技术思想，仅仅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经典范式吗？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回应，仅仅在“技术异化”的有限层面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不能因为新技术体系改变甚至取代了《自然辩证法》中的经典结论，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技术维度；同样，仅仅从“技术异化”来指证“人的异化”并作为“人的解放”的尖锐对立，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片面肢解，甚至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原意。

当代希腊裔哲学家阿克塞洛斯在《马克思：技术思想家》一书中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对技术发展所造成的异化进行分析的技术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试图消除异化和改造世界历史的技术学家。马克思的思想始终贯穿着技术问题。这可以在马克思“机器论片段”、《资本论》的“机器与大工业”等文本中，找到大量关于机器技术和生产技术方面的讨论。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在马克思那里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纯机器或者纯生产等“小写的技术”，它不是历史之“对象”，而是历史之“原则”。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性是人创造历史的生存论境遇，它固然是异化之一源，但同样是消除异化、实现完全解放的必要之途，即“实践”。实践这种“大写的技术”构成了“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并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真正的世界历史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工智能批判何以可能？

这个问题的结论是隐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和技术批判，隐含着人工智能批判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一词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70年，早已不是所谓“新兴”的概念。其技术哲学、分析哲学、心灵哲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讨论，也早已延展开来。当然，其中不乏独具创见的思考和结论，例如美国发明家库兹韦尔提出的“奇点理论”。当然，诸如此类预言性的见解是现时代的产物，不可能出现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及其作品之中。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和技术批判对于今天回答人工智能的相关问题，依然具有启示作用。正如马克思把环境的改变看作人的对象性的自我实现一样，技术体系的发展及其人工智能成果，乃是人自身本质的对象性生成过程。因此，人工智能不断拓展人的自由边界，人类智能也必须向人工智能呈现“敞开状态”。

马克思主义人工智能批判，突出地表现为对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的构造差异来看，又可以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数字主义批判，在《资本论》开篇，马克思就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把价值解构为交换价值，从而使其计算性科学思维不断强化的历史趋势，这种数字主义与现代形而上学等进一步混合成为数字形式主义。二是加速主义批判，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中，马克思用“七个日益”来描绘资本加速集中和加速运转的逻辑后果，得出资本主义加速崩溃和世界文明革命加速来临的结论；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批判了施托尔希的加速流通理论。三是技术封建主义和技术帝国主义批判，在《资本论》第十三章中，马克思详尽地考察了机器技术谱系的发展史，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技术的异化史，这种“技术帝国”构建了一套比封建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代丛林法则”。现如今流行的对“技术封建主义”和“技术帝国主义”的批判，本质上依然在马克思的洞见之内。

人工智能技术时代，我们更应当怀有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历史主动精神。马克斯·普朗克曾说：“人类的科学无法解开最终的自然之谜，因为归根到底，我们人类本身就是我们正在设法解开的奥秘的一部分。”但是马克思坚信，一个高度技术化的共产主义社会，恰恰“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东方青年学人沙龙”第6期研讨活动上的发言）

原标题：仅仅从“技术异化”来指证“人的异化”，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片面肢解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徐佳敏 编辑邮箱：shhgcsxh@163.com

来源：作者：肖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