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曹 敏

　　市廛，是商贾辐辏、货殖流通之地。从原始社会“日中为市”的简朴交易，到“坊市分离”的严整规制，再到“草市星罗棋布”的烟火繁华，在这片熙攘的商业天地里，“消费者权益保护”始终是历朝历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研究课题，它不仅关乎市井交易的诚信公平，更似一幅“以民为本”的治国长卷，淋漓尽致地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信义立身”的商道精神。

　　提及市场治理的礼法初立，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周礼·地官》记载“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证实当时已有了负责市场治理的专职官员，他们治教以化民风，政刑以肃纲纪，量度以衡万物，禁令以绝奸邪，形成了“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的生动实践。此外《考工记》也有提及“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之制，坊巷间商铺按品类列肆，丝帛不与陶甑杂陈、牲牢不与果蔬同列。在当时，市廛之中还设有“胥师”“贾师”等官职，负责掌管市场物价，进行市场监管。

　　值得一提的是，交易凭证的雏形“质剂”也在当时已有出现——买卖双方将交易细节刻于竹木，一分为二，日后若有纠纷则“合契以为信”。其中长券称“质”，用于马牛牲畜等大宗交易；短券称“剂”，用于购买兵器珍玩等小件买卖。这种朴素的契约形式，不仅规范了交易行为、保障了买卖双方的权益，更为后世商事立法埋下了“民无信不立”的伦理根基。

　　商鞅变法后，秦国大力推行“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之策，以严刑峻法惩治缺斤短两。《商君书·定分》中提到“尺寸、升斗、权衡须官定”，凡敢私改度量者“罪死不赦”。云梦秦简《效律》中也列举了“斗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的实例，意思是说若斗量不准，一斗误差超过半升，主事官吏就要被罚缴一副铠甲。在当时，铠甲是重要的军需物资，一副的价值堪比中等农户数年口粮，因此“赀一甲”这种“赀刑”是较为严厉的经济处罚，有力保障了交易的公平性和准确性，“官民同守一杆秤”的清明气象亦自此发轫。

　　到了唐朝时期，随着商贸流通日益繁荣，“鍮石打臂钏，糯米炊项璎”的奸商也悄然滋生，因而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也随之飞速发展。彼时《唐律疏议·杂律》明文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所谓“行滥”即以次充好，“短狭”意为尺寸不足。售劣品的商家，不仅“其物没官”，更可能面临“流徙千里”的重罚。此外，唐代还首创了“三贾均市”制度——市令每十日评定上、中、下三等物价，张榜公示以防哄抬；敦煌文书《唐天宝年间交河郡市估案》也曾详细罗列帛练、药材等百余种商品的官定价格，精细程度令人叹服。律令如网，疏而不漏，盛唐市廛的繁华得以在这般“寸缕必较”的背景之下建立起来。

　　宋代坊与市的界限被打破，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盛景，催生了更为精细的市场管理体系。王安石变法中推行的“市易法”，创新性地提出由政府设立市易务，平价收购滞销货物，待市场短缺时再售出，以此“通有无、权贵贱”，抑制豪商垄断。尽管在执行中存在一些弊端饱受争议，但这一举措无疑开创了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的先河。与此同时，民间层面也涌现出大量行业组织“团行”，《梦粱录》记载“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像丝绸行、米行、肉行等，各自制定了行业规范，对内统一质量与价格，对外调解各类买卖纠纷。另一方面，《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的“陈仲龙赁屋欺瞒案”“罗棫乞取不当利案”等判例，也充分展现了南宋司法体系对消费者申诉的细致裁量，其“酌人情、依法理”的断案智慧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商帮崛起、商书盛行。《大明律》专设“市廛”一章，规定“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牙行也须经官府核准，颁发“牙帖”，严禁操纵价格、欺行霸市。此外，在北京前门大街、苏州阊门等商业重镇，皆设有官斛、官秤于市口，供百姓校量，“公平秤”愈发得到重视。这些举措与“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的古训一脉相承，“信”字更被描摹进了市廛的每一寸肌理。

　　纵观千年，中国古代市场管理始终围绕“抑豪强、护小民”展开，其内核与今日“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遥相呼应。从《周礼》中的“质剂”到唐宋的“行滥之禁”，从明清的“牙行规约”到当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变的是律令条文，不变的是对公平正义的坚守。值此“3·15”之际，不妨重温“市不豫贾”的商道古训——唯有以诚信为本，方能称量出文明的真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