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经得到“艺文志eons”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又一本对工作说“不”的书，这一次它的名字干脆就叫作《对工作说不》。
如果你对从大卫·格雷伯开始的“狗屁工作”，或者更早的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研究有所了解，你会预见到所有人名在这本书中陆续出场，保尔·法拉格，卡尔·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米尔斯、鲍曼，乌布里希·贝克……当然，还有凯恩斯，他预测 2030 年人们每周只需要工作 15 小时，好像除了凡勃伦没有出现（也可能我漏掉了），其他人悉数出现，你就知道它在论述环节无懈可击，当然也没什么新意。他甚至引用了凯特·索珀，前几天我刚看过她的《另类享乐主义》，那也是一个无懈可击面面俱到的美式老生长谈。
马克思说：“（工人）在他的工作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之始；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法拉格说：“在资本主义文明盛行的国家，工人阶级都抱有一种奇怪的错觉——要热爱工作，甚至为其狂热，哪怕这个耗尽个体及其孙子后代的生命力。这种扭曲的观念使个人和社会深陷灾难，两个世纪以来持续折磨着我们可悲的人性。”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它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这中间是资本家或者雇主试图证明“你没有异化”，试图证明“你工作是快乐的”，试图告诉“你不懒惰你又能怎么样”的过程，这过程绵延了一个半世纪，与资本主义同始终——准确地说，我们还不知道有没有终。
这本书引用了一位被采访者的话很具代表意义：
“人们在做身心都能得到满足的事情时会更快乐，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尽管这句话表面上平淡无奇，令人惊讶的是，日常生活中似乎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人们留给自己的时间少之又少，我们能看到的日出寥寥无几，我们与所爱之人在一起的时间微乎其微。”
就事论事：
（1）“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真的愿意吗？你觉得写代码轻松又有趣，让你成为码农每天都写，写的还不一定是自己乐意的，这还会是你喜欢的事情吗？
你喜欢烹饪，如果天天做，不得不做，就不再叫烹饪，而叫做饭。要不要一直保持兴趣？保持五分钟的兴趣和保持五个月的兴趣还是那么一点区别。
（2）当然，现在有人说关键在于“主动选择”，并且我能经受贫穷……那还有一种可能，事到如今，你自由发展了你的兴趣，嚯，几个月了？怎么样了啊？解放了吗？
（3）这本书还试图举鲍勃·迪伦为例，可能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众所周知，他们这些人在练习上下的工夫可绝对不比你在 ppt 上下的工夫少。
（4）你有爱的人吗，或者说你有爱的能力吗？
不论是对工作说“不”还是说“好的”（就好像历史上有那么一个阶段，工作意味着独立、意味着世面，，意味着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我们肯定会更爱闲暇，享乐，相信精神消费大于物质消费，我们爱一切可以帮我们抵消负面情绪的东西……有些工作是苦役、是霸权、是剥削，这些说法没有绝对的错误，但也有一些兴趣，只不过是因为浅尝辄止让人没有真正体味到个中严肃一面。说到底，这不是哪件事更累的问题，是无论工作还是兴趣都不应该有绝对的捧杀，就好像现在抵制工作仿佛成了一种潮流，它实际上掩盖了另一个问题——
当你不得不被一件事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它就有一个隐蔽而常见的作用，就是让你不用思考你人生真正的消耗方式应该是怎样的。无论是谁，这都是一个相当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缺的不是时间，不是资格，而是认识自我、掌控自我的能力。
所以看这本书，我作为读者，就事论事的结论是：
（5）我并不是说工作这事有多好，只是想说我们自己常常实在不怎么样。
我们选取了第一章的第四部分“时间政治”，发布如下：
安德烈 · 高兹从不宣誓忠于任何既定标准，他曾以记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身份进行写作，但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无法定义他的工作，真正能够说明高兹的思想的只有他对人类自由坚定不移的追求。就我们的讨论目的而言，高兹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在于，他拒绝将工作的问题简单化约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问题。他认为，要全面地理解工作的负面影响，就必须意识到工作正以更广泛的方式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以高兹为代表的左派旨在争取的正是工人在工作之外过上丰富而有趣的生活的权利，但这一斗争已经被人遗忘。作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批评家，他也始终捍卫每个人自主地进行个人发展的权利。
高兹几十年来在一系列写作风格、社会影响、理论侧重各不相同的作品中探讨上述主题，但最终串联起他的工作（至少是后期作品）的思想核心可以说是对时间政治的倡导，也即，一种围绕生产目的和工作时间的社会分配进行的批判性的、开放的、民主的讨论。与其他持工作终结论的思想家一样，高兹也褒扬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但他强调的是，如今在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顶峰，社会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在于：该如何使用因生产力提高而节省下来的时间？从社会的角度，我们要赋予这部分新的自由时间怎样的意义和内容？是将其倾注于工作外的生活、滋养人与人的联结、追求自我发展，还是按照经济理性的要求，一如既往地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工作？
高兹对于时间政治的呼吁反映了这样一个信念：回答这些问题的权利应当交给人民。除非人类能够获得引导他们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目标的视野，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节省的空余时间就毫无意义。时间政治是必要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可以减少必要劳动的量，［但］它本身无法创造条件，使时间上的解放成为所有人的解放”（Gorz， 1989 ：185）。高兹本人最为人所知的事业或许就是他倡导一项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政治协商削减工作时间的提案。在他看来，缩短工作时间的目的应该是让生产力进步所省下的时间用于人道主义的目的，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生活、欣赏乃至创造文化作品等一系列工作之外的自愿自发且能够帮助定义自我的活动。高兹呼吁的缩短工时的益处是多重的。据高兹推断，缩短工时不仅允许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之外进行自我发展和开展集体合作，还可能帮助改善工作制度之内的条件和环境。因为在工作外体验到的对自主性的新兴趣，可能会反过来鼓励人们“更严格地对待工作的性质、内容、目标、组织管理方式等”（Gorz， 1989 ：93），从而激活传统的劳工斗争。
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更少的工作还可能使其提高工作效率、保持思维敏锐。孜孜不倦地投入工作并不一定是确保成功和保持创造力的最佳方式，而缩短工时的政策可能会让工人们有时间更新知识、尝试新想法和扩展多元兴趣（Gorz，1989 ：193—194）。5高兹的设想无疑是激进的，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他对缩短工作时间的呼吁与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实之间存在鸿沟。在现实中，如何处理节省下来的工作时间，并不像高兹所希望的那样取决于严肃的政治辩论，而是预先被利润和增长的经济律令支配了。
对于那些未能发展时间政治的社会中，生产力发展所节省的时间将会用在何处？高兹对这个问题提供了几个答案，并对资本主义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在这个系统当中，对私人利润的追求而非时间政治，决定了谁来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以及为达到什么目的。工作时间节省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显著的结果就是造成失业。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生产效率的飞跃意味着生产社会必需品所需要的人力会年复一年地减少。而当经济因为任何原因放缓或其增长速度不足以抵消生产率的提高时，人们就变得难以从有偿工作中获得足够的稳定收入，许多人最终失业。一系列研究（包括我稍后会提到的一部分）都详细论述了这种情况对个人造成的负面影响，这里只需指出，虽然失业者名义上处于工作之外，但他们并没有摆脱工作。在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失业是一片无人区，这通常代表一段背负经济压力、被社会孤立和歧视的停滞时间。即使在大规模的失业面前，工作也仍然被认为是经济收入、权利和归属感的来源时，社会就使得“不可避免的闲暇造就了大范围的苦难，而不是普遍的幸福。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Russell， 2004c ：7）
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要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扭曲的情形：最高级别的工人经受着长时间工作的折磨，但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他们的劳动力不再被需要而饱受痛苦。后者要么完全没有工作，要么充当低薪且缺乏保障的劳动力后备军，为那些希望能够根据需求的波动灵活调整劳动力的产业服务。而缩短工时的政策目标之一，正是修正这种工作的错配，在人群中更公平地分配现有的工作—所有人都应该减少工作，以便所有人都能工作，以便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并从中受益：
时间政治的功能之一，正是按照公平正义而非经济理性的原则，来分配节省下来的工作时间。这些时间是整个社会的共同成果，我们的政治任务是按照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的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其进行重新分配。（Gorz， 1989 ：191）
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我们就会陷入一个人们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依赖于一项稀缺活动的社会。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状况是非理性且极度不人道的。正如汉娜 · 阿伦特所述：我们被困在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对大多数人来说，最紧迫的问题不再是受剥削，而是缺乏足够多且足够稳定的被剥削的机会。
还有什么比“工人没有工作”的社会更糟糕的呢？高兹认为，更糟糕的可能是一个打着进步旗号、不懈地以经济增长计划来应对失业问题的社会。纵观资本主义历史，社会往往通过增加特定行业的产出，或开拓新的行业和部门，以此弥补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安德斯 · 海登将此称为扭曲的跑步机逻辑：“仅仅为了维持就业水平，就需要永不停歇的经济扩张。”（Hayden， 1999 ：33）海登提到的跑步机逻辑揭示了节省下来的时间的第二种去向，即通过创造更多的工作，把时间重新用到经济扩张中去。对资本主义来说，既不生产也不消费的自由时间是无用的。为了榨干自由时间以获得更多利润，资本主义历来的做法同样是创造新的工作形式——往往是非生产性的、有害环境的工作——并推动商业活动更深地入侵私人生活（见Bowring， 1999）。在高兹看来，令人忧虑的是，现代的许多岗位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大量的劳动力用于生产、推广和销售那些表面上多种多样但实际上功能有限、使用寿命短暂的消费品。大卫 · 格雷伯在反对“狗屁工作”的檄文中也提到，公司法、学术行政和卫生管理、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张。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为这些行业提供行政、技术、安保支持的巨量人员，以及服务业的几千种工作——从洗狗工、家政保洁员，到24小时运转的比萨外卖员——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选择为其付费的人正忙于工作而分身乏术（Graeber， 2013）。近年来，人数不断膨胀的服务业阶层的日常经验已经促成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案例研究（Ehrenreich， 2002 ；Toynbee， 2003），而高兹对其中内在的社会不公正有深刻的批判：一部分人通过将自己的家务琐事转嫁于另一部分人来购买闲暇。在高兹看来，正是对工作意识形态的盲目依从让人难以意识到，如果每个人都减少工作，那么每个人都能在谋生以外的时间内，将自己的生活打理妥帖（Gorz， 1989 ：157）。
总的来说，高兹作为一位社会评论家的根本力量可能就在于，他始终坚信存在另一种工作的组织形式的可能。如果资本主义已促成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努力工作？高兹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通过对时间政治的批判性讨论来回应这一问题。他希望促成大众对该问题的政治干预，最终使经济服务于人民的实际需求，允许每个人都能花更少的时间苦干，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选择的活动。
如果没有这样的干预，高兹认为，我们将面临更为消极的局面。自由时间将依旧是一种稀少的特权资源。即使没有足够的带薪工作可供选择，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进步愿景仍继续被广泛推崇。资本主义为了利益继续掠夺环境资源并将经济扩张至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而这被誉为创造就业机会的工具。总之，高兹和其他工作批判者促使我们扪心自问的是：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中？
题图来自电影《上班女郎》
（转自：小鸟与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