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发英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深入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加强人工智能和产业发展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广州推进文化产业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实践路径，也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人工智能赋能广州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科技赋能广州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成效。广州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推动文化产业展现新气象、取得新成效。2019年至2023年，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1%。2023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2070.85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为6.8%；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5582.34亿元，同比增长15.92%；拥有全球最大钢琴制造商、全球20%游戏机以及全国近半舞台灯光音响制造能力。

　　科技赋能广州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技术。在政策指引下，5G技术、数字孪生、虚拟制作、元宇宙、区块链、人工智能、RTC、AR/VR等科技成果不断应用于广州文化领域，整体呈现出三大趋势。在沉浸式体验上，利用AI、全息投影等虚拟技术构建互动空间，让人们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获得沉浸体验；在交互式应用上，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用户全新感受；在传统行业改造上，拓展“文旅+AR/VR技术”“出版+AI数字文创”等新方向。

　　科技赋能广州文化产业发展的载体形式。广州推动文旅景区、影视作品、戏剧音乐、游戏动漫等作为科技赋能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增强吸引力、影响力。在表现形式上，通过数字赋能、创意驱动，将多维空间形式融入文化项目、渗透历史文化街区、装点重大活动。在产业形式上，新型文化业态层出不穷，餐饮文化产业、游戏文化产业、剧场影院产业、元宇宙产业等发展迅猛。

　　人工智能赋能广州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内在逻辑

　　人工智能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人工智能在促进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以及文化产业产品升级、消费提质，特别是在助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高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方面具有光明前景。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为文化产业的治理带来不可控的风险和挑战。

　　人工智能赋能广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近年来，广州文化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要看到，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相比，广州的传统文化产业优势逐渐流失，新兴文化领域的实力优势尚未形成，存在诸多问题与短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产业规模偏小。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是广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有效途径。

　　人工智能赋能广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人工智能为文化产业带来无限可能和挑战。首先，人工智能将加速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人工智能大量介入文化领域，会带来更易实现的创意、更优化的设计、更精密的技术，提升文化的科技含量。其次，人工智能将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即时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拓展广州文化消费新的增长点。再次，人工智能可助力广州推出自己城市文化符号化的大型演出，加速广州文化IP场景化。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广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借助人工智能，推动广州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利用人工智能的强大探索能力，进行溯源式、立体式发掘，赋予岭南文化新的表现形式、阐释新的时代内涵。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转化荔枝湾、黄埔古港、南海神庙和“三雕一彩一绣”等文化资源，建立传统文化数字档案，提取具有广州特色的文化元素、符号和标识，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化传承、数字化共享。

　　巧用人工智能，促进广州现代文化产业业态创新。培育特色音乐文化、演出文化、展览文化等消费新业态，推动文化与旅游、体育、制造等融合发展，实现文化产业跨行业多元化发展。围绕永庆坊、北京路、黄埔军校等文旅场所，打造广东醒狮演出、舞台剧《黄埔！黄埔！》等富有岭南特色的文旅消费示范场景。依托狮舞、中共三大会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一批体验性、互动性强的文旅项目，推出更多“读懂广州”文化系列精品线路。

　　运用人工智能，培植广州文化经典项目和品牌。注重特色文化IP构建，依托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文旅景区、影视作品、非遗产品、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呈现方式，实现特色文化品牌的具象化和活化。进一步擦亮“红色文化”“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创新文化”四大城市文化品牌，以及“美食广州”“休闲广州”“旅居广州”等城市旅游品牌。

　　拥抱人工智能，增强岭南文化国际传播影响力。在人工智能新技术的推动下，统筹推进对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为岭南文化的国际传播嵌入新的传播观念和方法，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更多方式和更精确的表达，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广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注：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0年度课题”（课题编号2020GZGJ286）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