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慈玉鹏 北京报道

在经济发展的大基盘上，消费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九大重点任务之首。如何进一步释放14亿人的消费潜力，找到中国消费繁荣的解决方案，这是当下亟待探讨的重要课题。

著名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与《中国经营报》副总编张荣旺的对话中表示，导致“消费压抑”主要是因为居民收入占比低、财政政策仍偏向建设财政、货币政策提振消费的传导机制不够有力。滕泰表示，消费既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又是经济循环的终点，是一切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提振消费短期应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在于创新，只有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居民收入占比需提升

张荣旺：你的新书《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中提到“消费压抑”，具体指什么？

滕泰：在《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里谈到的消费压抑现象是一种宏观现象。如果精准地讲，可以叫作宏观消费压抑，就是指总体消费在GDP里占比过低，或者是居民消费在GDP里占比低。

目前从静态看，我们社会消费总额，“居民+政府”消费大概占GDP的比重54%左右，去掉政府和集团消费以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8%左右，这个占比较低，严重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循环畅通。

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的起步阶段，通过低消费节省资金做投资，推动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优势。但过了该阶段，保持高投资率——大概每年43%左右，就使居民部门或者总体的消费占比严重偏低。就像一个人吃了很多东西，但是消化不了，胃肠各个地方出现阻塞血管，影响健康。如果过度投资、扩大生产，造成严重的投资过剩、生产过剩，但是消费力不足，整个经济也会堵塞，循环越来越慢，生产就没有积极性，经济整体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就会越来越差。所以说，宏观消费压抑是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拦路虎”，必须解决掉。

张荣旺：当前所谓的“消费压抑”属于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

滕泰：“消费压抑”长期存在，之前是好事，现在不改变就是坏事。所以，中央和国务院把提振消费放在九大任务之首。只有解决宏观消费压抑问题，建设消费型社会，才能消费繁荣、经济循环畅通、结构转型成功。

张荣旺：有一种观点认为，消费提振不起来的原因在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占比较低，这种说法是否准确？

滕泰：为什么会有宏观消费压抑？居民收入占比低是最根本的原因，总的来说有三个原因，首当其冲的是居民收入占比低。根据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这两个数据计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只有44%，这个占比在全球市场经济国家中是最低的之一。欧洲在65%左右，美国、印度、日本这些国家在70%以上，个别的达到80%。所以，假设我们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能够提升到50%、60%，消费自然就起来了。

第二个原因是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多年来，我们的财政支出至少用几万亿元来拉动投资，但存在不少低效投资或者无效投资。为什么宏观消费压抑？一个原因是投资占比太高。据数据统计，现在除了中国之外，最高的投资率大概是印度，30%左右。发达国家都在25%以下，有的国家在20%左右。中国是43%左右，连续多年都是这么高。假设我们把投资率从43%左右降到30%，每年就可以节省出10万亿元到20万亿元左右的资金发给老百姓，或者用各种渠道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社保等。

第三个原因是货币政策。居民的消费是一个收入的函数，也是利率的函数。收入跟消费是正相关的，利率跟消费是负相关。利率越高，储蓄越多；利率越低，储蓄越少，消费则增加。目前降息仍不够，如果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保持高的利息收入是有问题的。中国现在居民的储蓄总额140多万亿元，具有消费潜力。

当然，深层次的宏观消费压抑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未来经济的预期、文化因素等。但是，我认为主要的因素就三个：第一是居民收入占比还太低；第二是财政政策偏向建设财政，低效投资、无效投资太多；第三是货币政策没有找到提振消费的传导机制。

消费券发放力度应加大

张荣旺：如果是持续消费压抑，对我国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滕泰：经济循环的速度不能太慢。如果消费不畅，举例来说，就会造成盖了房子卖不出去，相关的一系列产业效益不佳，生产就会受到影响。如果生产效益低，就会影响到就业。老百姓的收入下降，消费就更不行了，它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必须得从提振消费入手，尽快打破恶性循环，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张荣旺：破局消费压抑，在政策层面上有哪些好的建议？

滕泰：我们国家出台了很多促消费的政策，比如说去年的“两新一重”，尤其是以旧换新；各地方政府也发了一些消费券，另外我们在社保支出方面也在提高，这肯定是有好处的。

未来，我觉得一方面要继续加大以旧换新的力度，范围可以扩大，例如装修。总的来说，消费补贴的规模我个人认为至少应该在几万亿元的规模，才能够真正地有效，开始向上螺旋。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消费补贴形式是消费券，欧洲、美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都发钱，但在中国内地发钱居民可能就存起来。发通用消费券，不限定产品的类别，但是限定时间，3个月、半年不消费就过期作废了，这个对提振消费的作用肯定是最大的。我建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中低收入者发通用消费券，而不是特定行业的补贴。

同时，要加大社保支出的力度。为什么不敢消费？还是对未来、养老、医疗不放心。中国的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不到4%，加上社保基金支出也只有10%左右，成熟市场国家的平均占比大概在18%左右，高的国家能达到20%以上。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能够把我们的社保支出的比重提高到GDP的15%以上，农民的低保可能从100元提高到500元，甚至1000元，消费何愁起不来？所以，要尽快提高社保的占比。有人会问钱从哪儿来？钱可以从过度投资、补贴生产的资金来，还有就是中国独特的制度性优势，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盈利分红应加大力度划归社保。

张荣旺：未来如果社保资金盘子增大，社保投资也可以刺激到股市。从投资角度看提振消费有哪些建议？

滕泰：我们被很多过去的观念困住。比如把汇率放在前面考虑，对中国实际上不是一个正确选项。如果是新加坡这样的小国经济，把汇率放在前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汇率影响每个人、每个企业。中国汇率只是影响少数的出口企业、进口企业和对外投资企业，而利率、就业、物价、增长率影响14亿人和所有企业。所以，中国应该在汇率和利率、物价增长产生矛盾的时候首先牺牲汇率，保国内经济，而不是牺牲庞大的国内经济去保汇率稳定。

央行的政策目标有很多，要保汇率稳定、物价稳定、资产价格等，首先经济增长和就业必须排在第一位，这个时候肯定需要降息，即扩大投资、扩大消费。其次，资产价格稳定也非常重要。然后把汇率放最后。这样就有足够的政策手段可以运用，经济就能够循环起来。

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张荣旺：实际上，科技产品创新能够有效带动消费升级，就像当年的iPhone一样。科技的发展对消费提振有什么影响？

滕泰：这个问题很重要，新供给不断地创造新需求，科技能够引领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现在我们又一次站在科技革命的机遇期——人工智能。要把握机遇，加强科技创新，它才是真正的消费扩张的增长力量。

张荣旺：日本在所谓的“失去的30年”，中间其实做过好几次努力和尝试，这个过程有没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借鉴？

滕泰：日本当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摇摆不定。首先，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稳经济的增长的时候采用的是罗斯福新政办法，修桥、修路，效果不好后才转型，从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

其次，日本当时执行宽松货币政策，但降息过程中犹豫不决，真正的有效转变是2013年的安倍经济学，安倍的三支箭非常果断，引领日本走出通货紧缩，走出资产负债表衰退。

对中国而言，庆幸的是有前车之鉴，财政政策转型要快，迅速减少低效、无效投资，减少不该有的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补贴。货币政策要尽快转型，货币政策的目标要调整，也要探索新的传导机制。收入改革一定要加快，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其他的市场经济最大不同，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加快创新步伐。

张荣旺：中国未来实现消费繁荣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收入分配改革、消费观念转变，还是其他因素？如何打开消费繁荣的密码？

滕泰：我觉得这几个要素不对立，从短期来看，应该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就在于创新，只有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断地改变引领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总体来看，中国不仅是生产大国、投资大国，也可以建成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好的消费高地。最后总结一句话，消费不仅仅是扩大内需、稳增长的手段。消费既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又是经济循环的终点，是一切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

（编辑：朱紫云 审核：何莎莎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