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辽宁日报
卤簿钟和钟身浮雕细节。
北宋大晟编钟。本报记者 朱忠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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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辽宁省博物馆的宋代皇家卤簿钟、大晟“南吕中声”编钟（以下简称“大晟编钟”）首次走出国门，亮相美国“镕古铸新：宋元明清铜器艺术”展。记者采访中发现，这两件青铜器不一般，它们与宋徽宗有关，是“靖康之难”的亲历者，而且卤簿钟为河南省开封市复原北宋皇宫提供了参考依据；大晟编钟则见证了北宋宫廷雅乐的变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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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两件青铜重器被金兵掳走
3月初，“镕古铸新：宋元明清铜器艺术”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展。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馆藏的100件青铜器为基础，联合了来自欧洲、美洲、亚洲等众多机构所藏近百件珍品一起展出。展品按时间顺序排列，展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青铜艺术。
这是近年来海内外最具规模的中国宋元明清铜器展，在来自中国的近60件展品中有两件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北宋卤簿钟和大晟编钟。“这两件文物首次在海外展出。”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筱雯说。
卤簿钟高1.84米，与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等齐，相比之下，大晟编钟高27.9厘米，较为精巧。这两件文物有相同的经历：同处北宋徽宗时期，经历了“靖康之难”，被金兵从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在北上的途中，分别遗落他处。
辽金史专家、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介绍，卤簿钟从东京被金兵掳走后，流转到了今北京地区的皇家寺院仰山寺。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卤簿钟被加刻了乾隆的年款，运到承德。后来，军阀汤玉麟的儿子汤佐荣将其盗走，运到了奉天官邸（即辽宁省博物馆旧址）。新中国成立后，这件文物入藏辽宁省博物馆。
大晟编钟则经历了另一番命运。它被金兵掳走后，直接运送到金上京（今天的黑龙江省阿城地区），后流落到一座寺院。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是因为在编钟的钟唇下边雕有“上京都僧录官押”七个小字。“都僧录”是金朝各京管理僧寺的最高机构。
金朝时，铜料短缺，铜器由官府专营，所以民间铜器必须送到官府检验刻记，否则就按“私铸”罪名处理。编钟上的七个字，既证明了金朝这一制度的存在，也证明了它曾在寺院驻停。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散落各地的大晟编钟共有25件，我省有两件，除了辽博外，朝阳市建平县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同一时期的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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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簿钟悬挂于宋都城宣德楼上
卤簿钟钮高0.47米，口径0.81米，重835公斤，铸于宋徽宗宣和时期。这件造型高大、纹饰多样的铜钟之所以被命名为“卤簿”，是因为钟身上刻有“卤簿仪仗”的场景。
“卤簿”，是古代君王主持重大国事活动的典章制度，是集仪仗队、军乐团、舞蹈表演、车辆服务、交通安全、治安保卫等整体规模于一体的制度总称。
曾任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的王明琦对这件卤簿钟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为，按照卤簿钟纹饰所表现的内容，皇宫大内的宣德门是北宋王朝的象征。宣德门在政和八年（1118年）改建，因此可以认为铸卤簿钟是为了在改建后的宣德门上悬挂。“卤簿钟是作为北宋王朝的朝钟而铸造的。”王明琦说。
作为国家重器，这件卤簿钟形体正圆，整体呈桶形，由五道弦纹分隔为六层。最上面为第一层，也就是钟顶，铸双龙戏珠纹钟钮；第二至第四层凸铸宋朝皇家“卤簿仪仗”宏大场面，分为“车辂”“旗仗”和“宫卫”三部分；第五层为横绕钟身一周的山水图卷，气势磅礴，山势连绵，象征着北宋王朝领土广袤；底部区域图案分别铸在八个波曲钟脚上，主要是湍流中浮现出来的八位道士仙子和神话中的海洋生物。此外，钟身有两处刻款，分别为金代验刻款“右街僧官（押）宛平县仰山院官（押）”铭文和清代追刻的“大清乾隆年造”铭文。
研究发现，曾经高悬卤簿钟的北宋皇宫因战争和水患深埋地下。1985年，为了重现北宋皇宫当年的巍峨壮观与雄伟严谨，河南省开封市按照1∶150的比例，制作北宋皇宫沙盘。据曾参与北宋皇宫沙盘制作的开封市政协文史研究员、开封古都学会顾问张玉发回忆，将北宋皇宫原貌重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宣德门。经多方查询，他们基本弄清了皇宫大内宣德门的结构：宣德门是北宋东京皇城的正南门，是北宋皇宫标志性建筑。宋徽宗政和八年，此门改建为5个门洞，由门楼、阙楼、斜廊等部分组成，呈“凹”字形布局。
但真实的宣德门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十分幸运的是，张玉发打听到辽博珍藏的两件文物上载有宣德门的真实样貌。
这两件文物，一件是宋徽宗所绘的《瑞鹤图》。在这幅画里，宣德门城楼上的鸱吻与挑檐均被宋徽宗如实地画了下来。另一件文物就是这件卤簿钟。在卤簿钟的第三层，刻有北宋皇宫宣德门的完整图形。辽博的这两件文物为沙盘的制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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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晟编钟见证北宋宫廷雅乐的兴盛
如果说高悬于宣德门之上的卤簿钟具有国家象征意义，那么，大晟编钟则见证了北宋宫廷雅乐的兴盛。
中国音乐教育家杨荫浏在著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视宫廷雅乐的，是宋朝和清朝统治者。”在宋朝，精通艺术的宋徽宗尤对宫廷雅乐十分看重，这件大晟编钟就是见证。
大晟编钟系青铜铸造，形制古雅、工艺精湛。全高27.9厘米，钟身高22厘米，开口长18.4厘米、宽14.9厘米，厚0.7厘米，属于椭圆筒形乐钟，底部平坦，仿战国风格。甬部为双夔交接旋钮，钟两侧有36个螺旋状钟枚，钲部、舞部和篆部饰蟠虺纹。钟身正面中部以阴线刻篆书“大晟”铭文，背面正中钲部刻“南吕中声”铭文，钟唇沿下有金代“上京都僧录官（押）”验刻款。
刘宁介绍，北宋时期，音乐艺术沦落到了杂碎不堪的地步，宫廷雅乐和各种乐器亦是如此。宋徽宗主政后开始倡导恢复宫廷雅乐。崇宁元年（1102年），由宰相蔡京领导专设机构“讲议司”讨论制定大晟新乐。三年后，东京南郊设立了专门铸造大晟新乐所需的各种乐器场所。辽博所藏的这件大晟编钟就是在这一时期铸造的。
作为宫廷雅乐的重要乐器，大晟编钟通常以12个为一编，分成两层悬挂在制作华丽的钟架上。
面对这个大晟编钟，人们有多个疑问：它为什么叫“大晟”？为什么后世的类似编钟叫“大和”？为什么大晟编钟的造型与春秋战国时期十分相似？
对上述疑问，刘宁解释，宋徽宗在为大晟乐命名时，曾下过诏书：“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也就是说，宋徽宗赐名“大晟”，有将自己与尧、舜比肩的意思。
一些同期的编钟之所以出现“大和”字样，是因为“靖康之难”后文化融合的结果。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金朝开始模仿并使用宋乐制度及相关乐器，“靖康之难”中被掳走的诸多器乐成为金朝宫廷的主角。不过，因大晟编钟触犯了金太宗（完颜晟）的讳，所以，他们最开始用黄纸封住“大晟”二字的铭文，大定十四年（1174年），在金朝确定雅乐命名后，他们将钟磬改刻铭文为“大和”。目前世界范围内至少发现了25件大晟钟实物，其中有7件被改刻为“大和”铭文。
那么，在铸铜工艺并不发达的北宋，为什么也能铸造出如此精致且又合乎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的编钟呢？刘宁解释，这主要是因为宋徽宗精通音乐，且集合全国之力倾心打造的结果。宋徽宗广泛搜罗散布各地的古铜器，找到了复制春秋乐器外形的依据。同时，他还命人研究音律、和声，要求制作的钟在音色上也完全与春秋时期古乐保持一致。如此，宋徽宗时期各类乐器水平之高、铸造之精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这一切在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戛然而止。当时，宋金战事正酣。宋徽宗见势不妙，裁撤了管理国家乐政的“大晟府”。两年后，即靖康二年（1127年），宋徽宗、宋钦宗这对父子连同宋廷收藏的大量金银、名画等一并被金军掳走，其中就包括了卤簿钟和大晟编钟。
（本文图片由辽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