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嘉兴日报
■记者 陈 苏 周伟达 制图 张利昌
3月1日，嘉兴东塔寺遗址入选2024年度浙江考古十大重要发现，消息刷屏朋友圈。
东塔，对嘉兴人来说，是“东塔朝暾”的“南湖八景”之一，旧时，作为东门最高建筑，留下了东塔迎春、登塔观日的城市记忆。
东塔建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前尘往事？
此次考古发掘中有哪些重大发现？
嘉兴历史上又有哪些重要的考古发现？
作为嘉兴重要的文化地标，东塔寺遗址如何保护与利用？
嘉兴东塔寺遗址考古“开卷”之后，还有很多“？”等待被拉成“！”。
何以跻身浙江“十大”
在2024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评选现场，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周珂帆现场汇报中，东塔寺遗址的价值着重被归纳为：
塔基营造：塔基遗址遗迹保存完整、时代明确，是国内首次完整揭露的、结构处理最为复杂的塔基遗址，代表了北宋时期江南建筑基础做法的最高水平，体现了古人对水乡潮湿软土环境卓越的适应能力。
寺院格局：东塔寺遗址“前塔后殿”的寺院格局保存完好，布局清晰，常见于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早期寺院的典型格局，代表着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变化阶段。
另外，东塔寺是嘉兴城市历史上的重要地标，丰富城市居民生活，具备丰富的宗教和社会功能，“天下华严五山东塔实居其一”，是华严宗五山讲寺之一。
东塔寺遗址位于嘉兴老城以东2.1公里，面积约4万平方米。
地方志记载，“梁天监癸未建寺，隋仁寿辛酉建塔”，寺庙始建于南朝，东塔始建于隋，是嘉兴城区第一座宝塔。
东塔屡毁屡建，见证着嘉兴历史许多重大事件。隋炀帝“大业戊寅兵燹”，唐高祖“武德甲申重建”，唐代宗广德年间，朱自勉在嘉兴主持屯田，奏请朝廷将寺庙命名为“报国禅院”，这也是东塔最早见诸史籍的名称。
唐末，东塔寺与东塔毁于黄巢起义。按文献记载，200年后寺与塔才得以重建。东塔考古发现的塔基夯土、铜钱及瓷片，都佐证了文献记载，确认塔基正是北宋元丰二年（1079）重建时修筑的。考古专家推测，这次营造的塔基，在后世重修时一直沿用。
东塔寺与东塔，历千年光阴，寺名几番变更，于战火劫难中一次次重生，见证着朝代更迭。1968年东塔拆除，清理地宫，出土文物28组，现藏嘉兴博物馆。
2023年9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嘉兴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嘉兴博物馆开始正式考古发掘。
北宋塔基营造究竟强大在哪里？
在江南水网密布、潮湿软土的环境中，高塔修筑是严峻的考验。东塔采用整体换土夯筑、内部隔层受力、外围多圈加固的方式，营造“固若金汤”的塔基。“有些塔可能在修筑几十年后就倾斜了，东塔如果1968年不拆除，可能至今仍巍然挺立。”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曾任东塔寺遗址考古队领队的郑嘉励用“细思极恐”来表达他对东塔营造技艺的惊叹，“地基处理得非常成功。”
塔基营造时，纵向由下至上，底部桩基、中部套箱、上部地梁，层层叠压；横向自内而外，三层木框套箱，重重加固，均由四层木板叠压而成。
特别是第一层和第二层套箱之间，星罗棋布地放置了52口直径一米有余的圆形陶缸，每口缸基都经过精心营造，里外加固夯实，像楔子一样牢牢钉入土中，形成“亞”字形空间。
三层套箱就像三双有力的臂膀，当地基受力外扩时，与缸基及每层套箱外侧的木桩、原木梁等形成合力，牢牢箍住土层，使其不侧移、不变形。
密密麻麻排列于塔基底部的原木桩基值得注意，它们被削尖后直接打入基坑，长达3米，既托举上部结构，又扎根土壤，通过挤压增加土壤硬度，与坑内逐层夯土一起提高承载力，控制沉降，让地基更加稳定。
东塔寺遗址“前塔后殿”的寺院格局又是怎样的？
“前塔后殿”，这种以塔为中心布局的寺院实际上是一个早期的布局，塔殿关系演变是佛教本土化演变的重要特征。
嘉兴地方文化学者崔泉森介绍，当时很多嘉兴寺庙都是“前塔后殿”，譬如三塔北面建寺，吴越王钱镠曾在灵光寺（今精严寺）山门左右建了两座塔放置舍利。
东塔寺坐北朝南，有一水环绕，如今，尚存部分河岸帮遗迹，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中轴线上从南到北依次排列着指南桥、山门、天王殿、东塔、普光明殿（大悲宝阁）、华严堂、华严经阁等，寺院整体格局尚存。
目前已开始主体建筑遗址的发掘，已揭露大型磉墩10个、小型磉墩12个，建筑平面成倒“凸”字形，面阔三间，进深一间……这座主体建筑是大型楼阁，与文献记载的宋代大悲宝阁、明代普光明殿相呼应。
一个冷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塔基北侧考古中发现了两座水池，专家推测是东塔文献记载中的“清白二池”。
明英宗时期《复阁和尚重修东塔华严讲寺记》与明万历《重修东塔广福讲寺记》等都有记载：“殿后浮屠七级，达于普光明殿，殿前有方池二所，水分清白。”崔泉森介绍，二池因池水分呈清白二色得名，相传为唐代华严宗四祖清凉国师所凿。
考古发现，二池上层为明清石砌方池，下层为宋代砖砌圆池，圆池内有大量骨灰盆，可判定为太湖流域历史上盛行的佛教烬骨水瘗丧葬方式典型遗存。专家认为，这证明东塔寺在历史上有稳定社会和减少病疫的作用。
古代以土葬为主，宋元时期的太湖流域却十分流行火葬。
郑嘉励认为，这有深刻的宗教文化、社会经济的原因，屡禁不止、久行不衰，说明火葬符合部分民众利益，尤其具有经济、卫生、简便易行等多方面的合理性。火葬最盛行的地方是浙西平江府、湖州、秀州（嘉兴府）和杭州部分地区所在的太湖流域。这里地狭人稠，葬地更贵，深受佛教影响，也受水乡卑湿、天然缺山的自然环境限制。
周珂帆说：“当时对骨灰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埋入土中，就是火葬墓，另一种沉入水中，这种方式常见于文献，考古资料一直比较空缺。”
郑嘉励觉得嘉兴这一发现非常重要，“我在写《读墓》时，没有找到这么好的典型材料，火葬本就是嘉兴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我觉得可将此放在传统社会土葬跟火葬的竞争、寺院跟官府的慈善竞争的脉络中去考量。”
宋代江南地区火葬流行，作为儒家代言人的官府反对火葬，上演“火土之争”。寺院火葬之所化身亭及法事超度等向社会开放，“寺院这个慈善事业深得人心，对儒家伦理构成非常大的挑战。”宋徽宗时期，官府开设漏泽园，用于安葬无主的尸骨和家境贫寒无力安葬的人。
重现“东塔朝暾”？
东塔寺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中。周珂帆介绍，下一步在考古发掘中，尝试理清东塔寺整体格局，对中轴线建筑进行全面发掘，同时，开展塔基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对木材、白灰、夯土、铁器以及结构受力部分进行检测和分析，并对寺院遗址建筑进行复原研究。
作为嘉兴重要的文化坐标，东塔寺遗址如何保护与利用、融入城市文旅？
记者采访了参与东塔寺遗址考古发掘的专家学者、嘉兴考古工作者、地方文史专家以及相关部门。
东塔寺遗址颇受重视，嘉兴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张青认为少不了两个因素：一是国家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尤其是2023年8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实现省域范围内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全覆盖。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政策法规护航“考古前置”这项工作，有利于文物保护。二是东塔和东塔寺作为嘉兴历史上有名的“七塔八寺”之一，嘉兴市委、市政府重视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遗址被保护起来，规划遗址公园，有益于嘉兴的文物保护传承，有益于嘉兴的文化传播。”
建设东塔寺遗址公园，首先要做好考古发掘、研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东塔寺遗址考古队领队李晖达认为，东塔是水乡平原高塔，本就是嘉兴城东的重要地标性建筑。更重要的是，塔基结构是两宋大型建设技术很完整的标本，代表着江南地区的顶级水平，在考古发掘中被完整地揭露出来，“保护比较困难，我们一般建议覆土回填，但可以结合数字化技术，进行详细拆解、展示，让老百姓更易读懂繁复的技术，同时可以实时更新最新研究成果。”东塔寺遗址“前塔后殿”的结构也是早期佛教典型结构，“因为东塔塔基稳定，所以这座塔一直占据着中轴线的位置，就像一颗钉子，钉在中轴线上，所以东塔寺千年来维持相对稳定的格局。”清白二池的发现，也揭露了宋代盛行的火葬水埋的形式，同时也是社会慈善的一种体现，“我们踏实做好考古发掘、研究，为下一步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提供更加全面、科学的依据。”
“围绕独特的塔基营造技艺、轴线清晰的空间布局、嘉兴文化精神的典型象征等方面，综合遗址原真展示、数字化展示、复原展示等方式，以遗址保护为中心，集教育、展示和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遗址公园正在规划中。”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处处长盛杰辉介绍，遗址保护主要有几种模式，德寿宫遗址是以数字化复原展示为主导，沉浸式互动解读展示遗址信息；净土寺遗址则是遗址覆盖后，在上面重新以3D打印进行复原，是数字化和原物展示相结合的模式；雷峰塔遗址，是复建塔形保护棚，里面完整展示遗址的考古现场。他觉得东塔寺遗址因其特殊性，保护难度不小，目前正在综合各方意见，吸取各种保护模式优势，进行规划。“希望遗址公园老百姓可感知，可触摸，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东塔寺遗址入选2024年度浙江考古重大发现，说明其重要性。”南湖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钟晓燕介绍，一方面恢复东塔景观，争取重现“东塔朝暾”的美景；另一方面东塔寺遗址部分区域将进行覆土回填，并规划遗址公园，“做好考古成果梳理、展陈与故事讲述工作，借此向更多的人展示其历史人文底蕴。”
郑嘉励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内涵的遗址公园，东塔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东塔作为嘉兴城东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一方面将之放置在区域的环境中综合考量，与周边的工业遗产相互呼应，成为综合性文化场所；另一方面，东塔最核心的价值是塔基，反映太湖流域沼泽湿地建高塔的技艺，是人地互动的最典型案例，在保护利用中，一定要对“武装到牙齿”的塔基营造技术原理充分展示。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永恒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与非物质的形式留传下来。”陈建江以马家浜为例说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从马家浜遗址的发现，到马家浜文化的命名，再到马家浜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今天，这片远古先民留下的文化印记，已成为人们近距离感悟绚烂文化的重要场所。
【延伸阅读】
嘉兴考古纪事
嘉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而“考古嘉兴”便是城市厚重历史的重要“实证”。
浙江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出身的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二级调研员陈建江，向记者回溯了嘉兴历史上重要的考古成果。
“清末民初，嘉兴双桥出土了一些玉器，当时文物考古大多通过研究器物判断大致年代，没有能力判断地层确切年代。”当时已有“双桥土”的说法，与后来良渚的“安溪土”相提并论。1932年修苏嘉公路，又在双桥挖出不少玉器。考古专家张天方抢救性搜集玉器，后来捐给嘉善县博物馆，“当时，社会动荡，考古工作不持续，文物保护也不完善。”
陈建江介绍，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始第一次文物普查，发现很多遗址，包括桐乡罗家角遗址等均有所记录，“嘉兴比较系统的考古发掘是1959年的马家浜遗址和海盐彭城遗址。”
1959年初春，嘉兴县南湖乡马家浜村民在积肥运动中发现，水田下面有大量兽骨和古代遗物。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获悉后，组成考古队对马家浜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上下两个文化层，新石器时代墓葬30多座，房屋遗迹1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及大量动物骨骸。
在陈建江看来，马家浜遗址发掘的重大意义是“从马家浜出土的器物、原始生产力水平来看，嘉兴发现了比良渚时期更早的文化，把嘉兴的历史往前推进了”。彭城遗址证明了马家浜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
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需要专业力量，博物馆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59年马家浜遗址发掘后，文物部门开展不少抢救性发掘，1972年到2000年雀墓桥遗址的5次发掘，1973年双桥遗址发掘，1979年、1980年罗家角遗址发掘，1981年、1986年吴家浜遗址发掘，1989年大坟遗址发掘，1996年南河浜遗址发掘，1999年倭坟墩遗址发掘，2003年到2006年平湖庄桥坟遗址发掘，2015年到2017年子城遗址发掘等。
1959年到1984年是嘉兴文博事业的起步和初创期。嘉兴老一辈文物工作者通过调查勘探，在全市发现了200多处古文化遗址，征集到了大量出土文物。
桐乡罗家角遗址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现。1979年11月至1980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清理灰坑53个，发现上下叠压的4个文化层，出土大量陶片、兽骨以及稻谷等植物遗存。“根据碳14测定，罗家角遗址出土的156粒稻谷距今7040年左右，与隔江相望的河姆渡文化同期或者较之略早，实证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同时并存于长江下游、钱塘江两岸的人类早期文明。”
上世纪90年代，全市开展土地整理，很多高墩被推平，河浜被填埋，加之大规模基本建设兴起，抢救性发掘频繁，南河浜遗址就是如此。
1996年，南河浜遗址在沪杭高速公路建设时被发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性发掘。“南河浜遗址发掘的祭台是崧泽文化首次发现的祭台，是崧泽文化考古的一次重要突破，可以说透露出文明的一缕曙光。当时，入围了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
2003年到2006年考古发掘的平湖庄桥坟遗址具有典型意义，该遗址距今约5000年，发现3座良渚文化人工土台。陈建江对此印象颇深，“出土的木质石犁，需要几个人一起用，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组织水平；器物上出现了刻画符号或者说原始文字，将3600多年的甲骨文历史往前推了1000多年。”
2017年，嘉兴子城遗址考古发掘，勘探东城墙位置，解剖北城墙，发现了五代时期城墙，探明子城明清大堂位置、规格及子城遗址起始年代。这是嘉兴历代府衙所在地和太平天国听王府旧址，是保存完好、演变脉络清晰的县、州、府衙署遗址。嘉兴子城遗址保留了唐五代以来各时期的城市府衙遗迹，并叠压存在，较为罕见，“这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制度、衙署布局与规制很有价值。”
从马家浜遗址、罗家角遗址，到南河浜遗址、庄桥坟遗址，再到近十年的子城遗址、东塔寺遗址，嘉兴这片土壤诉说着历史与文明的悠远与深邃。
